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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1984
第一部
第一节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股煮白菜和旧地毯的味道。一端的墙上，钉着一幅彩色海报，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上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45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39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面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话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屏)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朋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 “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飞机在屋预上面掠过，像一只蓝色的瓶子似的徘徊了一会，又绕个弯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屏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建筑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像：破败的十九世纪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
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去过友爱部，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已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屏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像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像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像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屏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屏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屏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屏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电屏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愿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1984年4月4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种无助感顿时朝他袭来。首先是他甚至不能确定，今年到底是不是1984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相当肯定的是自己今年39岁，而且他相信自己生于1944或1945年。但是，要把任何日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如今是不可能的事。
他突然有点困惑，这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的呢?为将来，为后代。他望着写下日期的纸面，思忖片刻，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 “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屏上现在播放刺耳的军乐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且甚至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需要什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痒了起来，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间滴嗒地过去。他只感到面前一页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噪，杜松子酒引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曲曲地描划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省略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度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十公斤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来越举越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着摄影机的直升飞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间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吵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至于会遇到什么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但奇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已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糊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事今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屏的前面，准备举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遇到的一个姑娘。
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她是个年约二十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的不松不紧，正好露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遇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
另外一个人是个叫奥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有着一张粗犷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一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也很难说清楚，这奇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奥勃良的政治信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屏而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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