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风险预防及管理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2022-07-24 14: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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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条例与风险:社会保障部和社会照顾登记(节选)

Kenneth McLaughlin

摘要:

《2000年照顾标准法案》促使成立了社会保障部(GSCC),作为新的英国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社会照顾雇员的管理专业机构。GSCC在2002年发布了国家社会照料人员及其雇主的实践准则,在2003年4月1日推出社会照料登记。这些发展的目的是保护公众,提高社会工作者提供的照料质量,增加公众对专业的信心。然而,这样的意图掩盖了GSCC和社会保障雇主在监督控制方面的增加,而这些管理控制措施已经超过了相对较少批评的劳动力入侵。通过将这些发展定位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将风险及其管理置于当代社会政策和实践的前沿,本文认为,讨论的基础假设是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倾向于将人们视为脆弱的,危险的或两者兼有的。这种对社会工作主体的退化观点也属于社会工作者本身,他们同时被视为风险评估者,处于风险中和作为一种风险因素。

关键词:风险,监管,脆弱性

引言:

风险的概念已经主导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关注通过技术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例如那些与核灾难的报道,全球变暖和胚胎实验有关的技术发展,掠夺性恋童癖者对儿童幸福生活存在的威胁,精神病患者,手机控制和最近禽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这种提高对不断扩大的危险名单的意识和焦虑,导致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风险管理程序,并采取“预防原则”——一种比起道歉更安全的方法来参与科学,技术和实验和生活管理。

作为一个社会范围的现象,“风险社会”(Beck,1992)和“恐惧文化”(Furedi,1997)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从政治精英到异化的工人阶级,对安全和福祉的高度焦虑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社会工作作为分析风险,危险和脆弱性不断变化的观点的工具,是十分合适的。社会服务部门是受法规和政治领导人指导的政治机构,另外,社会工作干预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那些人。另外,社会工作者不局限在某一空间,不受文化影响。他们也以主观的方式经历着社会变迁。因此,有理由期望社会工作者本身也会有更高的个人脆弱和焦虑意识。

本文考察了社会工作如何与英国社会当代的风险相关,主要侧重于英国社会保障部(GSCC)的职权范围。首先讨论了目前的风险预占及其管理,以及如何影响社会工作。第二,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社会照料人员的监管和登记也是要考虑的,重点关注“2000年照顾标准法案”(CSA)的要求和含义,特别是GSCC的成立和社会护理登记册的介绍。第三,有这样的争论说CSA的实施和周围的争议增加了国家和雇主对员工生活的监管,这代表着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客户和更广泛社会的退化观念。

风险和社会

贝克(1992)认为,当代社会不再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些好的东西,而是防止最坏的事情,带来的结果是自我约束而不是自我实现成为个人的目标和社会。贝克对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分析,虽然主要关注全球变暖,核灾害和有毒农药等环境问题,但已被证明是有影响力的。他对未来风险潜在要素的强调,以及即将出现的问题的预料,使得现在的风险成为现实。换句话说,对未来损失的恐惧会影响我们的主观性,并影响防止这种损失发生的尝试。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风险概念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具体的,风险在不同背景下构建不同(Douglas,1992)。风险不是被视为一个客观现实,而是一种思考和相对于别人的方式(Parton,1988)。从这个前提来看,目前风险和危险的典型是我们如何看待和联系它们。从我们吃的食物(疯牛病,沙门氏菌)到我们久坐的生活方式(心脏病,肥胖症)或者我们忙碌的生活方式(压力,高血压),这些已经到了无数次讨论的最前沿。人际关系被认为不是缓刑和支持的来源,恰好相反,是疾病的来源(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疾病),暴力和虐待,导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恐惧文化”之中(Furedi,1997)。然而,在大多数关于风险和危险的当代争议中,我们面临的威胁的感觉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虽然过去二十年来,陌生人绑架和杀害的儿童人数保持非常相似,但公众的看法是掠夺性恋童癖者对儿童构成了真正的威胁(Cowburn和Dominelli,2001)。这种道德恐慌总是引起呼吁加强监管和国家干预来解决“危机”,缓解公众的恐惧(Hall等,1978; Cooper,1995)。

风险和社会工作

这些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争论也对社会工作政策和实践产生了影响。很多社会政策将风险最小化作为一个中心主题,在社会工作中常见的是大部分工作的强制性。服务使用者的自由和自主权的风险规避和危险困扰已经被指出(例如,Davis,1996; Tanner,1998),目前的做法和提出的心理健康领域的立法改变提供了更强制性方法的证据 风险管理(McLaughlin,2001)。同样,在儿童保护工作中,由于缺乏可以提供改善护理的资源,重点可以放在社会控制上(Lorenz,1994)。

减少不确定性的程序性尝试,特别是在关注风险最小化的气氛全面蔓延,也被批评是导致几乎没有专业判断的空间,因为没有遵循正确的程序,使脆弱的员工如果出现问题,容易受到纪律或司法行动(Brearley,1982; Parton等,1997)。

这些讨论往往侧重于社会工作者作为风险评估者,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来确定个人和(或)社会的最佳行动方式。这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社会工作者对于风险和危险的看法。然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本身被认为处于危险之中,这个专业越来越多地被描述成一个处于危机中,处于严峻的压力之下,并且持续面临暴力或虐待的风险——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导致压力水平的增加(Davies,1998;Balloch等,1998;Thompson,1999)。例如,同事不是作为力量资源或者合作支持,相反,是骚扰或欺凌的来源(Randall和Parker,2000;Collins,2001),以这样的方式将社会工作者描述为虐待或弱势的,而且他们自己需要专业支持(McLaughlin,2004)。

无论他们自己是作为风险的评估者还是处于风险中,社会工作争论都受到人们消极的,歪理的观点的影响。如果承认夸大的危险,其目的往往是膨胀其他的恐惧,或者声称这种恐慌会妨碍社会工作者正常工作,这样就无视社会工作中的一些人在防止虐待的信仰建设中的作用。例如,当正确地批评夸张对恋童癖对儿童的危害时,Cowburn和Dominelli的主要关注(2001年)是集中在相对罕见的事件掩盖了家庭内暴力和虐待的事实,并标明了“正常”和“偏差”的人之间的二分法。

如果虐待和暴力无处不在,渗透到所有的关系中,那么找到社会工作者本身被怀疑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如果我们不能信任我们的同事或服务使用者,为什么公共会信任社会工作者呢?正是在这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之下,社会照料登记的引入会被很好的理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第三种风险的论述可以被定义为与社会工作者有关——其重点不在于社会工作者作为风险评估者,或者出于风险中,而是将他们本身视为一种风险。

对法规的专业回应

上述发展的目标是保护公众,并提升他们对社会照料工作者的信心,同时提高社会照料工作者的照料质量。根据GSCC,社会护理登记:

···正在引进,通过适当的检查实践,品格和相关培训,来支持社会照料人员的高标准的照料和保护公众。这将促进公众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资格的信心,同时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那些被认为不合适的人(GSCC,2003年,第2页)。

那些在收到社会照料服务的保护肯定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问题,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注册,POVA等措施可以被看作是承认这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把一切服务使用者看作弱势群体,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能力)。然而,并不是重复详述的保护声明和注册、监管支持者的安全,我在这里的目的是强调一些措施的问题,在社会中找到它们,其中“安全第一”的方针和滋生恐惧和危险的感觉可以用来证明在人口方面更多的强制措施,这些措施引起相对较少的批评。例如,考虑所做的社会照料登记,实践和POVA计划量的守则,在劳动力的调节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反对意见已经减弱很多。

事实是,2002年MORI代表GSCC的一项研究发现87%的社会工作者支持社会照料登记(卫生部,2001)。批评并不是针对提案本身,而是围绕着它们没有覆盖足够的范围或者关于谁应该支付30英镑的注册费用。帮助老年人,老年人的慈善机构,声称POVA有缺陷因为它没有覆盖NHS或者日托人员。慈善机构和社会照料政府官员,Rachael Childs,呼吁POVA快速引入对所有健康和社会照料团队中照料人员所有犯罪记录的检查(卫报,2004年7月26日,我的重点)。这些顾虑在维护弱势群体中得到解决(教育与技能部,2006年),其中提出将检查名单扩大到所有团队,并且允许父母以私人教师,保姆或者照料工作者的身份去检查。

在英国,公共服务联合会建议其成员反对GSCC的登记直到和雇主解决谁会支付注册费用的问题(社区护理,2004年7月22日)。这对北爱尔兰是等效的——北爱尔兰公共服务联合会(NIPSA)——声明更具体的注册异议。根据NIPSA的助理秘书长,Kevin McCabe所说:

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举证的平衡。如果一个投诉是针对护士的,它必须证明超过所有可能的疑虑。但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过失必须被判断可能平衡性更小的标准。

然而,Ian Johnston,英国社会工作协会(BASW)的领导,已经宣布BASW的承诺是对“可能性平衡”而不是更严格的“排除合理怀疑”阈值(社区照料,2004年4月30日)。

有趣的是,社区照顾自己对更仔细的研究与GSCC和注册存在一些分歧。在提高标准方面,70%的调查对象认为注册可以达到这些,54%的调查对象认为它需要一段漫长的过程,认为注册本身是不足够提高标准的。相似的结果在提高社会工作者现状和地位的研究中呈现。(www.communitycare.co.uk,2004年5月31日)。

特别感兴趣的是,然而,是对“谁应该被排除在注册要求之外?”这一问题的回答。47%的人认为没有资格证且没有技能或者没有经验的人应该被排除在注册登记之外,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专业的工作者(例如社会工作者)应该被豁免,当只有2%的人认为没有接触顾客的那些人应免于注册。鉴于注册登记的目的是保护脆弱的人,奇怪的是那些与与脆弱者接触比较多的(没有技能或没有经验的员工)被视为需要注册比起那些联系更少的(有资格的工作者),当那些没有或者很少接触(可能是管理人员,开发人员等)被认为是团队中最需要注册登记的。这个专业可能更感兴趣头衔的保护比起保护公众。

并且当GSCC声称87的社会工作者支持社会照料登记,社区照料调查发现65%的调查对象对注册项目可以防止不适合的人(比如一些有过重大过失的人)工作没有信心。相同比例的调查对象同样担心注册会被使用不当或者管理不当,从而阻碍好的人得到工作,当66%的人对GSCC有权力去罢免人们登记持保留意见(www.communitycare. co.uk,2004年3月31日)。

24/7社会工作者(全天候监控)

很明显从实务守则来看一个社会服务工作者不被视为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其中有工作/家庭/个人生活的一个清晰的分离清晰。事实上,该标准通过注册过程,给出了雇主和GSCC在劳动力上前所未有的监管,无论是在办公室,酒吧或家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众监督已经延伸到社会工作者的私人生活。他们在工作时间遵守雇主在药物滥用上的要求,比如午餐时间不去酒吧喝酒或者在茶点时间吸食大麻,但是如果延伸到工作时间之外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准则5.8里对社会工作者没有明确要遵守行为准则令人担忧。这样具体的规定明确延伸了雇主的控制。这也将社会工作者置于同事、服务使用者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他们可以向GSCC报告社工不适当的行为。

虽然没有指定什么将被视为“不适合”的行为,它可以包括社会介入之后的任何后续的刑事定罪做的发生,并会质疑他们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同样,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会引起相对很少关注。然而,在原则上,这一规定为权力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来规范和决定社会工作者非工作生活的更多方面的内容。政治和宗教背景或信仰也会被这一规定影响,含蓄的影响雇主,在许多情况下当地权威机构有权力决定在政治或宗教背景和信仰什么是“正确的”和“合适的”。最近发生的在GSCC之前和将她自身作为一个护卫宣传的事件表明社会工作者在道德、性别、外表上应如何表现(GSCC,2006)。GSCC明显将社会工作者纳入其审查范围内(GSCC,2006)。无论是在工作,在家或者休息,传递给社会工作者的信息是:“你正在被监督”。

GSCC——一个被议会设立机构——脆弱性、虐待和风险的讨论中,能够监管很多社会工作者的行为、信仰和背景。

总结

社会照料登记和相关的行为准则使社会照料专业更加良性和进步发展。这篇论文试图展现潜在的这些发展对社工,他们的顾客和更广泛的公众来说是更悲观和倒退的,因为人们被看作是脆弱的,危险,或者两者都有。

道德恐慌总会引起更多国家入侵由于高度恐惧和保护需要。社会照料登记可以被看作是将超过危险的恐惧和忧虑带过来——一个无处不在和就像亲密或者专业的人而不是陌生人。这篇论文围绕着脆弱性、危险和滥用去证明它的必要性,在过程中允许国家权威机构对社会工作劳动力前所未有的干涉,而且那些公众可能因为之前的轻罪而取消他们的社会工作资格,或者因为他们不希望反复向他们的每一位雇主照顾自己。

虐待的讨论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了社会工作者,首先,他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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