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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学途中的犯罪现场——以首尔江西区中学为例
Soyeon Lee1, Hojeong Ryu2 and Mikyoung Ha*3
1.韩国延世大学住宅与室内设计系博士研究生
2.韩国延世大学住宅与室内设计系博士研究生
3.韩国延世大学住宅与室内设计系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确定中学生在中学放学回家途中的犯罪地点。调查地点为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最多的首尔江西区。通过认知地图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首先，对犯罪的恐惧感的发生频率高于实际犯罪，犯罪恐惧感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犯罪的发生。其次，女性比男性更害怕犯罪现场。第三，学生感到恐惧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而不是空间因素；在人为因素中，“同龄人”是最常见的原因。第四，混合用途建筑区和学校区是最常被提及的犯罪区，尽管它们的所属面积不大。人们聚集的狭窄道路和地标被称为犯罪地点。有计划的放松空间也可能导致恐惧，因为这些地方被视为常见的霸凌同伴的聚集点。此外，与属地有关的地方通常被称为犯罪地点。
关键词：学校犯罪；放学回家；认知地图；环境规划
- 介绍
1.1背景
随着学校犯罪的日益严重，社会关注，尤其是家长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对首尔市民的调查中发现，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学校安全（31.8%）”（首尔市政府，2010年）。其他研究表明，高中附近地区的犯罪率高于其他居民区（Gouvis Roman，2002；Roncek和Faggiani，1985）。然而，学校并没有因为它与犯罪有关得到太多的学术关注。大多数与犯罪和学校有关的研究都集中在学校本身，而不是其周边地区。然而，一些研究发现，更多的犯罪发生在学生上学的路上，而不是在学校内部 （Choi等人., 2009; Garofalo等人., 1987; Hong, 2008）。此外，更多的犯罪发生在放学后而不是在校期间（Hong，2008）。最近，首尔市政府实施了一种被称为“步行校车”的系统。这是一个成年人用校车送学生回家的系统。部分原因是对学校犯罪的高度关注，但这是一个耗竭和有限的系统，依赖于人力资源。在学生当中，中学生由于情绪成熟程度与身体发育不协调，他们容易受到学校暴力的侵害。中学每100名学生中暴力事件的数量（13-15岁）高于小学（7-12岁）和高中（16-18岁）（首尔市教育办公室，2010年）。此外，研究表明，初中（11-14岁）的犯罪问题比高中更严重（Wilcox 等人, 2005）。因此，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的学校环境，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学生放学回家的路线，特别是对中学生来说。
1.2目标
本研究旨在了解在放学回家途中引发犯罪恐惧和犯罪的环境特征。通过对认知地图的分析，本文从一般到具体空间分析了以下几个方面：1） 从性别和家庭学校模式看，犯罪恐惧感的发生频率与实际犯罪的关系。2）所有犯罪点的区域和环境因素。3）犯罪“热点”本身。
2.方法
2.1所选学校
为了选择进行这项调查的学校，对首尔25个区报告的学校暴力事件（首尔市教育办公室，2010年）进行了审查。发生暴力事件最多的地区是江西区每100名学生的暴力事件数为0.71起（25个区的平均数为0.38起）。该区共有21所学校，为了选择学校进行调查，作者对学校周围进行了区域划分。在判断周围环境时也考虑到法律标准。因此，根据《学校卫生法律规定》第六条“相对净化部分”的规定了校界外200米范围这一概念；在校界外200米范围内禁止使用危险设施。在这21所学校中，有两所学校因位于金浦机场的特定环境而被排除在外。其余19所学校根据周边地区的具体特点进行了分类。每种类型的特性如表1所示。本研究选取了每一类型的典型学校。分类是在考虑周围区域的情况下进行的。地区标准来自“首尔大都会CPTED”设计指南”。《指导意见》将区域划分为公寓区、住宅区、商务办公区、学校区、道路区、公园绿地区。本文将住宅区和商务办公区结合起来；在学校周围的调查中，几乎所有的商业建筑都被发现与住房或与住房转换混合使用。并且很少有独立的住宅。本文将这些区域定义为多用途建筑区域。超过100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区域也被定义为一个单一的商业区域，特别是那些由较小的商业建筑区域创建的大型商业建筑区域。在这些大区域，环境规划与小区域有着显著的不同。
2.2主题
本研究包括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的两次实地调查。第一次实地调查涉及357项认知地图问卷。第二次调查是对犯罪现场的实地调查。考虑到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本研究考虑了性别差异（Dubow等人，1979）。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被调查考虑到他们已经大概分别有400和600学校—家庭经历。（每年大约有200个学日）（表2）。
2.3认知地图
由于中学生在回答文本问卷特别是在诸如害怕犯罪等抽象主题上以及在看复杂的地图时可能会有困难，本研究试图让学生画一幅认知地图。认知地图是一种由一系列心理变化构成的心理过程。因此，一张关于学校上下学路上的认知地图可以提供关于学生隐喻空间环境中的现象属性的信息。
为了明确确切的犯罪地点，我们还提供了一张照片地图，学生在上面进行标记（表3）。为了提高调查的可靠性，作者还提供了一个调查场景。大概在这调查上面花费了四十分钟的上课时间，过程如下：1）在十分钟内，调查人员给出了犯罪的定义。由于有研究表明，在学校里严重的犯罪相对较少而轻微的伤害是常见的（Garofalo等人, 1987），因此将犯罪范围扩大并囊括了学校暴力。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Hong, 2008），犯罪包括暴力犯罪（抢劫、攻击、威胁）、财产犯罪（盗窃、欺诈、扒窃）、性事件（强奸未遂或已完成、性骚扰）和同伴霸凌（攻击、帮派攻击），以及目击或间接接触这些罪行。研究人员解释说，那些小的问题可能是重要的信息。2） 在五分钟内，学生们闭上眼睛，想象着从学校回家的路，想象着他们可能对犯罪感到恐惧的地方，或者列出任何犯罪可能发生的地方。3）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连续的素描样本类型和标记摄影地图的方法。4）在20分钟里，学生们画出放学回家的路的草图，并标出犯罪地点。5）之后五分钟，学生们用摄影地图标出他们画的地点。
为了分析认知地图，使用了学生画的犯罪点。这些地方是学生感到害怕犯罪或他们遇到犯罪的地方。它们被分为四类：发生的地区，林奇（1960）定义的环境因素，害怕犯罪的原因，以及犯罪类型。
3.结论
3.1性别犯罪与家庭——学校模式
通过对认知地图的分析，本文统计了所有的犯罪点，并将它们分为害怕犯罪的地方和实际发生犯罪的地方。与以往的研究（Dubow等人，1979; Maxfield, 1987）类似，对犯罪的恐惧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犯罪的发生。此外，与以往的研究（Skogan 和 Maxfield, 1981）相似，人们感到害怕犯罪的频率是犯罪发生率的11.8倍。通过比较性别，女性对犯罪现场的恐惧程度高于男性（plt;0.01）。同样的结果也发现，性别群体的恐惧程度与其受害率成反比（Dubow等人，1979）。那些最害怕的老年女性受害率最低，而那些最不害怕的年轻男性受害率最高。
从往返校路程所需时间来看，15分钟以下的学生与15分钟以上的学生相比，对犯罪的恐惧感较低（plt;0.05）。关于行程所用时间，作者逐分钟进行分析（开放性问题的答案有2到120分钟），但除了15分钟这一事件点其余的没有差异。犯罪的发生率也没有差异，独居者与非独居者之间也没有差异。此外，步行者和骑行者之间没有区别；尽管学生们骑行时感到安全。在60个骑车学生所遇到的犯罪地点中，51个（85.0%）位于学校和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之间（表4）。学生们给出了330个个人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感到害怕会犯罪。其中有206个（62.4%）原因与人为因素有关，114个（34.5%）与空间因素有关。与人有关的原因通常分为“多人”和“少人”两类。多人因素又进一步分为两类。“霸凌同龄人”包括认知地图上的“高年级学生”、“贫困学生”、“男学生”和“令人害怕的学生”。“欺凌”是一个人类因素，与年龄没有太大关系。这类人包括认知地图上的“吓人的男人”、“陌生人”和“恶霸”。本案中的地点是一个永久租赁公寓区，低收入者和残疾人居住在该区。为了减少警卫费用，整个公寓楼只有三名警卫（表11中的E2点；如果不是永久租赁公寓，在类似区域大约有15名警卫）。主要原因依次是：99次的“同龄人欺凌”（30.0%）、67次“黑暗恐惧”（20.3%）、56次“群体欺凌”（17.0%）和48次“少人”（14.5%）。空间因素“黑暗”也是其他研究中恐惧的原因（Hamsa等人., 2009）。犯罪类型没有变化，顺序如下：“财产”为14次（50.0%），“遭遇性骚扰”为8次（28.6%），而“暴力”为6次（21.4%）。“遇到性骚扰者”几乎只出现在女性身上（表6）。这些结果与其他研究类似，严重犯罪在学校中相对少见，而轻微伤害则很常见（Garofalo 等人, 1987）。
3.2犯罪区域
作为对区域和环境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将家庭——学校的范围限制在距离学校边界500米内。因为在500米范围内有337个点（占358个犯罪点的94.1%），而在500米范围外的地图上，作者无法精确地确定这些点。犯罪地点因地区而异。对犯罪的恐惧排名第一的是综合用途建筑区，为123个（39.8%）。犯罪发生率最高的地区是学区，为10次（35.7%）。在每10000平方米感到犯罪恐惧的频率方面，最高的也是混合用途建筑区，为0.75；每10000平方米的犯罪发生区也是学校区，为0.13（表7）。学区是单位面积内对犯罪的恐惧和犯罪率都很高的地方。这表明，虽然学校区域在面积上可能很小，但它们是至关重要的犯罪点。学区害怕犯罪的原因多为人为因素；“同龄人群体欺凌”为36次（占学校地区所有51个害怕犯罪原因的70.6%），而“群体欺凌”为6次（11.8%）。因此，在学校地区，82.4%的犯罪原因可能是归因于人为因素。（综合各方面原因，62.4%归因于人为因素，如表5所示。）。另一方面，大型商业建筑区没有出现犯罪现场。对认知地图的分析表明，学生走的路线并不经过这些区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有小型商业建筑的多用途建筑区域，犯罪点的发生率很高。
3.3犯罪环境因素
根据凯文·林奇（1960）的经典理论，将认知地图中的环境要素划分为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有两条边界统称为“学校的后面”，并且它们包括有人们活动的节点的路径。
路径是观察者习惯性移动的通道。区域是城市中的大中型片区，具有二维特征。考虑到学校——家庭边界的规模，大公园、大草地和学校附近都被视为区域。节点则是路径上的战略交汇点。标志物是作为一般公众参考点的单一物体。本文从游乐场、商业设施、绿色休憩场所、大门、公交车站、地铁车站、停车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作为标志物根据环境因素的不同，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感的频率也不同。排名第一的是路径，为142条（占309个犯罪恐惧区的46.0%），其次是标志物，为119条（38.5%）。犯罪发生的频率也因环境因素而异。排名第一的是标志物，为13次（占全部28宗犯罪案件的46.4%），第二的是路径，为10起（占比35.7%）（表8）。
在路径方面，在129条狭窄的单车道或双车道道路（约3-8米宽）发现了犯罪点（在所有152个道路犯罪点中占84.9%）。道路上的犯罪恐惧的原因主要是空间因素；黑暗因素有44次（在所有145个道路上的犯罪恐惧背后的原因中占30.3%），可怕的气氛占17次（11.7%），交通占12次（8.3%）和许多树占3次（2.1%）。因此，在路径上，52.4%的恐惧原因是空间因素（考虑到所有原因，34.5%是空间因素，如表5所示）。在区域内，对犯罪地点的恐惧程度依次为公园草地区16次（40.0%），其次是公寓区15次（37.5%）。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发生在区域内，特别是在公园绿地。对于节点和路径，在狭窄的2times;2车道上，犯罪点最多，为10个（76.9%）。在标志物方面，犯罪地点依次为游乐场35次（26.5%）、商业设施33次（25.0%）、绿色休息场所25次（18.9%）、大门12次（9.1%）、公交车站和地铁站10次（7.6%）、停车场10次（7.6%）。排名靠前的地方——游乐场、商业设施、绿色休憩场所、大门、公交车站和地铁站——是人们经常来或聚集的地方。(19.2%).在标志物附近感到犯罪恐惧的主要原因为人为因素：群体同龄人欺凌有53次（占120次标志物区域感到犯罪恐惧情况中的44.2%），群体欺凌有32次（占26.7%），少人欺凌有23次（占19.2%）。因此，对于标志物，90.0%的害怕犯罪的原因与人为因素有关（考虑到所有原因，其中62.4%是人为因素，如表5所示）。
3.4犯罪区域和环境要素
当考虑到与犯罪恐惧发生地点相关的区域和环境因素时，调查结果显示，公寓区的标志物有为77次（占24.9%），混合用途建筑区的标志物为76次（占24.6%），学校区的标志物为38次（占12.3%），混合用途建筑区的标志物为33次（占10.7%）。犯罪发生地点为学区路径6处（21.4%），混合用途建筑区路径5处（17.9%），公寓区路径4处（14.3%），混合用途建筑区路径4处（14.3%），公园绿地区路径4处（14.3%），学区道路4路径（14.3%）。讽刺的是，在公寓区的所有地标犯罪点中，80.2%是为方便和放松人们而规划的空间，其中游乐场29个（占公寓区81个地标犯罪点的35.8%），商业设施19个（23.4%），绿色休息场所17个（21.0%）。植被与较低犯罪率（Kuo 和 Sullivan, 2001）和较高犯罪率（Nasar 和 Fisher, 1993）存在一定的联系。前一条研究路线提出，植物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抑制犯罪：加强监视和减轻精神创伤疲劳。然而，在这项研究中，许多学生将植被区与犯罪点联系起来，而这些犯罪点实际上也真正存在犯罪。这些原因与恐惧犯罪的缘由以及这些地区的犯罪类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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