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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四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商誉会计的各个阶段：从利益相关者模式到股东模式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股东对企业态度的变化(从利益相关者模式到股东模式)影响着商誉的会计处理。我们的研究基于四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涵盖了从188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解释到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商誉会计的四个确定阶段，分别是：（1）“静态”（即时或快速支出），（2）“弱静态”（冲销权益），（3）“动态”（确认并在长期摊销），（4）“精算”（确认，无需摊销但必要时减值）。我们为有关商誉的现有文献提供了几个新特点：我们的研究（1）是国际化的和可比较的，（2）横跨了一个多世纪，（3）使用利益相关者/股东模式来解释所研究的四个国家商誉处理的演变。更确切地说，它与资产负债表理论相关，该理论区分了对商誉的会计处理的四个阶段，涉及从利益相关者模式到股东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对短期利润而非长期利润的偏好，（4）为关于会计规则是简单地反映还是可以说有助于形成股东模式总体趋势的争论作出了贡献，（5）展示了所研究的四个国家商誉处理朝着精算阶段发展的单项演变。
引言：
在实证会计文献中，强调了“利益相关者模式”和“股东模式”的概念(Ball,Kothariamp;Robin,2000,p.243)来解释会计盈余的某些特性(及时性、稳健性)。
利益相关者模式(通常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关)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股权模式，股东主要是创始人家族、国家、银行甚至雇员，并且股东积极参与公司的管理。股东模式(通常与英美法系国家相关)不是一个法定术语，而是指所有权分散、股东与管理层分离的特定公司治理模式。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框架来分析参与者核算形式的变化如何影响会计规定（Robson,1993）。
本文以商誉会计处理为典型例子，说明利益相关者模式与法典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股东模式与普通法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是有待讨论的。通过对 20 世纪在西方世界经济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四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和历史研究，我们发现，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是按照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之间明显的二分法相互对立的，而是逐渐发生转变:利益相关者模式在所有四个国家都存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股东模式。更确切地说，我们发现这四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这个时期，股东主要是积极参与管理的内部人士；从这一点出发，由于资本市场目前的重要性，所有国家都以不同的路径和步伐，走向了管理层和投资者专业化(股东模式)的共同目的地。
Leake(1914，p.81)指出，“lsquo;商誉rsquo;这个词在商业中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了”，并引用了1571年的一个参考资料。虽然没有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的研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仍然涵盖了一个多世纪的期间。Hughes (1982，p.24)告诉我们，“关于商誉的会计文献出现在......期刊或报纸上，比如始于 1874 年的《会计师》”。
我们的论文集中讨论“获得的商誉”:单独获得(购买公司股份以外的资产时获得的商誉[非合并商誉])或企业合并(集团购买公司股份时获得的商誉[合并商誉]) （Nobes amp; Norton,1996,p.180）。内部产生的商誉不包括在内，因为除了与获得的商誉有关的问题外，它还涉及具体的问题(见Jenningsamp;Thompson,1996)。
许多文章观察到实际应用于商誉的规定和处理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Arnold, Eggington,Kirkham,Macve,amp;Peasnell,1994;Catlettamp;Olson,1968;Cooper,2007;Hughs, 1982)。在美国，Walker (1938a)提供的表格显示了主流的实践和资产负债表中商誉处理方式的多样性。
将主流的会计处理方法划分为明确的时段一直是困难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决定以一段时间的基本变化作为一个阶段的开始。这种变化一般涉及到会计条例的变化:新发布的准则或后来导致最终准则的征求意见稿构成了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在商誉正式会计规定形成之前的早期阶段(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们的资料来源是当时的法院裁决和著名学者的讨论文件(“学说”)。我们在这些元素的基础上来确定阶段。
本文将利益相关者/股东模式与“资产负债表理论”联系起来，这个理论由大陆欧洲学者提出，比如Schmalenbach (1908)的“动态 (与静态)资产负债表”概念。我们扩大这些概念以确定商誉会计处理的四个阶段。所有被检查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可归类为”静态”的初始阶段:其想法是资产负债表应与公司的“终结”有关， 各项目应根据清算价值计量。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极不愿意将商誉视为一项真正的资产。原则上，借用Dickseersquo;s (1897, p. 47)的表达，这种“难看、笨拙和lsquo;无价值rsquo;的资产”，将立即或至少迅速地支出。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减弱的静态”，商誉将在收购后的短时间内消失，但是通过抵消权益的方式消失。第三阶段，称为“动态”，因为它指的是持续经营(动态)的假设，商誉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进行摊销是被视为普遍的。最后，第四个“精算”阶段，商誉被确认为一种不需要系统地减少价值的资产。
单体公司账户和合并账户都会被考虑。本研究从五个方面对以往关于商誉的文献进行了扩展。首先它采取了国际的、比较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四个国家。 其次，从1880年开始，它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第三，运用利益相关者/股东模式解释了四个国家商誉处理的演变过程。更确切地说，它将资产负债表理论(该理论辨别了商誉会计处理的四个阶段) 与从利益相关者模式向股东模式的转变联系起来。这种普遍趋势的结果是，人们偏爱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利润。这一观点与经济学家(Lazonick amp; Orsquo;Sullivan, 2000)的著作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企业已经从“留存和再投资”的态度(更喜欢即期支出而倾向于长期利润)，转变为以短期利润和分配股利为导向，这解释了企业从静态阶段转变为动态和精算方法阶段的原因。第四，为关于会计规则是简单地反映还是可以有助于形成股东模式总体趋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最后，我们论证了在所研究的四个国家中，商誉处理走向精算阶段的“单向”演变。
本文的其余部分按下列顺序排列。第一部分介绍了现有的关于会计规制的和会计社会属性的文献，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利益相关者/股东模式及其与前面提到的资产负债表理论的关系。这个概念框架是适用于商誉会计处理的四个阶段。第三部分考察了四个国家商誉会计的四个历史阶段，并解释了它们的连续发展。接下来是讨论部分和文章最后的总结部分。
商誉会计对于股东模式和经济的影响
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到商誉会计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反向联系的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对商誉处理的影响在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证明，现在应该对这种反向联系给予一些注意。
即使是上文提到的反对权益联营的主要人士Briloff，也引用了一个经常被用来支持这种方法的观点:“如果lsquo;权益联营会计rsquo;被禁止，许多企业联合就不会完善”。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会计技术通过交易的实现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一份报告，Plihon (2002)指出，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高溢价收购，商誉相对于股本的权重极为重要。因此，他预计商誉摊销将在中期内对未来利润的前景和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可能导致债务水平上升，从而产生破产和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Plihon的报告是在法国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前撰写的。考虑到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情况，Boukari and Richard (2006, p.84,88)对146家大型法国上市公司的抽样调查发现，2005年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使 2004 年的净收入(重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比原来的净收入(法国GAAP5)增加了 42%。更有趣的是，净收入增加的60%可以归因于商誉摊销的取消和商誉减值的赞同。这种情况在从商誉摊销转向减值的其他国家是可以合理预期的，它提供了会计准则变化对净收入的影响的证据，而净收入反过来又有利于股东。
结合这两个例子，可以合理地得出以下假设:除了通过减值来提高利润之外，商誉会计规定的改变也意在产生经济影响:促进兼并。
尽管我们无法为此提供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引用Brown-Humes (2006)在 2006年观察到的“欧洲创纪录的并购数量”，他解释说，鼓励并购活动的两个关键趋势是:债务成本低廉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健康”。关于这第二个原因，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用减值测试取代商誉摊销将导致“更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报告的商誉不会减少未来的权益(只要没有记录重大减值)。
鉴于股东模式“依赖”企业合并，这种会计技术在促进企业合并交易方面助长了向股东模式发展的趋势。
结论、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从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英、美、德、法四国商誉会计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我们表明，从一开始，这四个国家的立场是相同的，对商誉进行结算的愿景是静态的，而且就上市公司(更准确地说，是以资本市场为导向的公司)而言，它们目前都在汇向一个共同的使用精算方法的阶段(确认和进行减值测试)。有趣的是，精算学观点在 20 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正在成为主流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试图用利益相关者和股东模式来解释这种演变。虽然在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时期开始时，利益相关者模式是最主要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股东模式显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因此，美国模式首先感觉到有必要改变旧体系（费用化或抵减收益），随后首先采用摊销，然后进行减值测试。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所有者更关心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因为他们积极参与到管理当中，他们了解公司的未来前景和退出的相对困难。在股东模式下，股东们已经对公司实际业务的具体细节失去了耐心，甚至是兴趣，他们要求更快、更可观的财务回报。我们发现，四个国家对商誉的会计规定都在朝着精算阶段演变，这与初始阶段的静态方法完全不同。
我们当然意识到，仍然存在一些议题和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1)可以解释商誉会计处理方法演变的替代理论，特别是近年来国际间协调的实践;(2)对于研究的四个国家的选择和我们分析的一般特点;(3)我们的理论对解释其他会计变更的适用性。
首先，如前所述，“利益相关者与股东”的问题是金融和公司治理文献中的一个标准主题。无论如何，长期和短期的导向可能不是区分这两种模式的唯一特质。由于利益相关者模式中的所有者积极参与管理并更容易获得信息，因此他们不必完全依赖公共财务会计信息来进行决策，因此更能容忍基于历史成本的比较滞后和决策有用性较低的财务报告。相反，股东模式下的投资者主要使用可获得的公开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因此他们对及时的、“精算的”披露的要求非常高。
国际会计政治也非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法国和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英国)在会计处理商誉问题上追随美国的脚步。考察地方一级希腊的国际政治和会计专业化项目之间的相互联系，Caramanis (2002)表明“不仅在地方一级，而且在国际一级，会计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Hirstamp;Thompson (1995)强调了政治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特别是国际会计行业。他们写道，“大国可能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较小国家的权威和主权可能会以现实主义的形式不断受到挑战和谈判”(p.408)。他们的分析很容易适用于欧洲国际会计准则/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采用(商誉处理的精算阶段)。
其次，在我们的调查中，四个国家的选择存在一些争议。正如解释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西方世界，但我们愿意承认另一些国家可以被合理地添加到样本中。作为本文未来可能扩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附录1中列出了对一个亚洲国家代表日本的初步调查结果，结果表明日本已经进入了动态阶段，但不愿采用精算阶段。尽管有这种不情愿的情况，但鉴于目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势，可以合理地假设，日本也将采用精算方法。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上世纪 90 年代初成立的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已有1400多家公司上市。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显然仍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下运作:它们的大部分股份(平均60%左右)由国家、其他国有企业或家庭持有(Ding, Zhang, amp; Zhang, 2007)。不管怎样，最近中国的情况变化很快。2005年改革以来，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实现了流通。目前大约有200只共同基金在中国运营，外国投资基金也获准进入，但需获得批准。此外，自2006年以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开始在中国企业中推广。为了配合所有这些发展，中国于 2007年1月1日开始了一项重大的会计协调行动，采用了非常接近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会计准则，包括商誉处理的精算方法和发展成本的资本化。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精算方法肯定对短期投资者有利。
在日本和中国，国际政治会计学可以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这些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不得不接受“世界会计游戏”的新规则，因为不加入这个游戏就意味会危及他们世界经济的参与。但在国际政治背景下，股东模式仍很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传染”和“接受”。“传染”，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意味着一种新的会计类型只能通过“制定”全球会计管理规则的“关键”国家中股东权力的出现来解释。在我们看来，所有变化的根源都与这 些关键国家的历史有关。
与此同时，只有在国家的政治权力不与股东利益发生根本对立的情况下，仍然以新游戏规则有利于股东利益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为标志的国家能实现“接受”——无论是愿意接受还是胁迫接受。
最后，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是寻找其他可能面临与商誉相同变化的资产负债表项目。如Richard (2005c)证明的，法国资产负债表上的大多数资产项目已经从“静态”到了“动态”阶段。虽然精算阶段可能还不涉及有形长期资产和大多数无形资产，但精算价值的“种子”很可能通过国际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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