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交易成本经济学
企业、市场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签订合同的行为，都是重要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织创新过程的产物。但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迄今仍未在社会科学研究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原因固然在于这些制度本身过于复杂;但也正因其复杂，才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不是令人望而却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对组织问题的初步了解，是从承认，尽管不是心甘情愿地承认，关于组织的具体知识确实重要才开始的。那种把现代公司看作“黑箱”的普遍观点，正是非制度研究(或者说前微观分析)传统的典型写照。
但是，仅仅从微观角度去认识组织有哪些具体作用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对组织的市场形式、等级制形式以及准市场形式等一一加以确定，并使这些形式分别与其经济成效挂钩，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由于对建立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还缺乏一致的认识(或者说存在着各种误解)，使这项研究因此受阻而进展不大。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势必要专写一章经济思想史。但无论史学上最终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经济制度研究中出现了文艺复兴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尽管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战后初期曾一度跌到谷底，但迟至1960年代初，人们以事后诸葛之卓见，对制度问题重新产生了研究兴趣，并再次确认了这些制度对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自97年代初开始，这一理论又增添了有关具体经营的内容。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的概念。到1975年，归入新制度经济学摩下的各种研究已呈波澜壮阔之势。此后十年更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
交易成本经济学只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及更博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用来研究各类经济组织的问题，但本书研究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其企业、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签定合同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囊括下列所有内容:从互不相关的市场交换到集权式的等级组织，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不可胜数的混合形式或中间形式。本书对经济组织“与时俱进”这一特点，无论是在市场内、外还是在等级制内、外，更是情有独钟。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下述看法:市场有着非凡的功能，仪靠各种价格就能把一切问题摆平;止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市场“奇妙无比”。然而在评价各种准市场组织以及非市场组织内部所进行的各种交易时，新古典经济学各派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最宽容的是认为，不应该把政府那套管理体制以及私下解决带入这种交易之中;有些学者则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其他人更干脆，把凡是偏离市场秩序的现象统统归结为“rsquo;市场失灵”。直到最近，对于企业中那些非标准的或自己不熟悉的做法，经济学主要还是用“垄断”一词来搪塞。“如果经济学家发现了什么他不懂的事情—不管是这类还是那类的企业活动—那就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为垄断”。照此看来，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与此相同的制度是违反社会意愿的制度，也就不足为奇了。1945到1970年，反垄断措施得以强制执行，正是这种学术意向的反映。
有些时候，整个社会都会对某一问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尽管如此，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还是日趋细致、准确。随着这种理解的不断深人，很多令人迷惑的或离经叛道的做法，现在都从不同角度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本书则提出如下命题: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
当然，主要目标并不就是惟一的目标。一般来说，一种制度越是复杂，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越多。这一条在这里也完全适用。我之所以非同寻常地强调节省交易成本，是为了矫枉过止，为以往被否定或被忽视的条件正名。据我判断，如果不把节省交易成本置于重要的中心地位，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作出准确的评价。因此就需要更加关注组织(而不是技术)的特点，更加关注效率(而不是垄断)这一目标。本书将不断以不同的形式重复这一论点。
作为我可以断言，在过去的150年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标志的全方位的组织创新，为重新评价交易成本的作用提供了保证。这种评价主要是研究如何签订合同的问题，认为不论什么问题，只要能还原为合同问题，就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节省交易成本。这是任何一次交换都必备的特点。至于很多其他情况，从表面上看也许与合同无关，但一经深究就会发现，其实它们同样含有合同所具有的那些特点(卡特尔组织是个例外):由此就会得出一个看法，即交易成本经济学确实大有用武之地。
与研究经济组织的其他方法相比较而言，交易成本经济学有以下特点:(I)更注重微观分析;(2)在作出行为假定时更为慎重;(3)首次提出资产专用性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并用以解释实际问题;(4}更加依靠对制度的比较分析;(5)把工商企业看作一种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生产函数;(6)特别强调私下解决(而不是法庭裁决)的作用，重点是研究合同签订L}的制度问题。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经济组织的各种问题，就大大拓宽了这一学科的用途。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应该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就应该承认经济组织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经济组织问题的比较研究强调的是以下基本观点:根据不同的治理结构(即治理能力及有关成本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即具有不同属性的)交易方式，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由于所要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人们除了使用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种方法以外，也还需要使用其他研究方法。但并不是每一种方法都同样有效，而且这些方法往往因相互冲突而不能互补。
第1节论述交易成本的性质。第2节研究合同示意图，其中会交代清楚，还有哪些方式能代替经济组织起作用，并且对利用这些方式要付出哪些交易成本作出分析。第3节分析各种行为假定和代替合同的那些方式之间的关系。第4节概括地介绍合同人门知识，这是本书反复强调的那些论点的基础。第5节考察在企业生活区的建设中会产生哪些问题。第6节概略地说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其他用途，然后进行总结。
- 交易成本
1.1无摩擦性
肯尼思·阿罗给交易成本下的定义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这种成本不同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畴。而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物理学利用无摩擦力的假定来确定各种复杂系统的属性，在诸多方面都很成功;这里毋须赘言。这种看法显然对社会科学颇有吸引力。因此，弓!用物理系统中不考虑摩擦的方法来说明(经济学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也具有解释力量，这种做法也就下足为奇了。
物理实验手段以及摩擦无处不在这一事实，往往会迅速提醒物理学家，应该堂堂正正地把摩擦力计算进来。但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时，却无从得到类似的提示。举例来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那本名著中，或者在其他人战后发表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著作中，根本就找不到交易成本的影子，更不要说把交易成本当作经济中的摩擦力了。因此，尽管实证经济学原则上承认这种摩擦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却无只言片语的交代。
否认交易成本的观点五花八门，远非“没有对非标准的经济组织做出解释”这一句话所能搪塞。在没能搞清交易成本的含义之前，人们不大看重那些非标准形式的组织，例如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采取客户和地区限制、搭配销售、集体订票、特许经营权、纵向一体化以及其他形式—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一碰到实践中那些非标准合同—包括负债收购、价格歧视或在行业中设置进入障碍等等，就统统归之为垄断，那就说不过去了。唐纳德·特纳下面这段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依我之见，从普通法系的习惯上舌，客户和地区限制的做法只是下受欢迎罢了;从反垄断的思路来看，那属于敌视顾客”。下面将要指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及政府所制定的工商企业政策，都受到了这种反垄断倾向的严承影响:在这种状况下，那种把企业只看作一种生产函数的流行观点自然也就成为主流观点了
1.2具体解释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经济组织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标而如何签订合同的问题。而签订合同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合同内容明确，有些则比较含蓄，其中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它们的成本各有多大呢?
首先有必要区分合同签订之前的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交易成本。前者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如果是一份复合合同，事先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要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规定签约双方各自做出哪些适当的让步以取得一致。或者也可以把合同文本写得粗一些，留有余地，遇到具体问题再由双方仔细敲定。这种做法不是事先规定好哪些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那样做毕竟大而无当，也不切实际;因此，还是等发生具体问题时再想对策来得实际些。
要确保合同得以履行，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共同所有制。如果市场交易双方都想唯我独尊，不容商量，签约时就会遇到重重困难;为避免这种结果，双方也许会放弃市场交易的做法，而改用建立一个组织，在组织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这种做 法又会带来它自己的问题(见第六章)。此外，企业内部事先规定的保证合同得以履行的那些措施，有时也会被看作对方能信守承诺的一种标志。这样，在遇到问题时，双方再次按“说话算数”的态度进行交易。以上这些正是研究“非标准”合同问题的核心所在。
大多数研究交换问题的理论都假定，对于各种合同纠纷，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效、适用的规则，法庭自会合理合法地做出明断且成本较低。这些假定给律师和经济学家们大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无须再为周详地考虑各种可能性而劳神。这些可能性指的是，各个交易者会“绕过或甩开”国家的治理结构，用私下解决的方 式来处理各种纠纷。由此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 分工，即经济学家关注的只是分工和交换能提高经济效益，法学家只负责推敲合同法的技术细节。
“法律中心论”的传统反映的是法学家的倾向。它认为“这些纠纷不应该就地解决;而应该lsquo;提交rsquo;给一个专供发表各种意见的 论坛，并且应该按照某一权威性机构及国家资助的专家所提出的补救措施来处理”。但是，实践中的做 法却与此相反。绝大部分纠纷，包括很多按现行法律规定本应提 交法庭来裁决的纠纷，都是靠息事宁人、自认倒霉或其他类似方式 来解决的。
关于法律中心论的假定并不真实的判断，只需举一个简单交换模型的例子即可证明;因为简单交换模型无须法律的插手，就已经解释了大量问题，可以说硕果累累。我讲这些并不是非要争个水落石出，只是关心一个问题:在这种私下解决中，法律和经济学已经被挤到后面，只能作壁上观了。出现这种局面非常不幸，因为 “在很多场合，有关纠纷各方本来可以想出更满意的解决办法;而那些法律专家只会凭着对这些纠纷的一知半解，生搬硬套一般的法律规定”。
这个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与卡尔·卢埃林X931年论合同的著作所讲的并无大的不同;如果说有区别，也只是从那时起，人们就彻底地回避这个问题了。鉴于法律中心论有其局限性，合同签订后会发生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的干扰，法庭的裁决并不都能得到遵守，因此合同签订后所发生的成本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坚定地认为，与签订合同有关的各种成本都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
签订合同后的事后成本有以下几种。(1)不适应成本，即当涉及到青木正彦所说的“合同变更曲线”(1983年)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了合作方向，造成交易双方互不适应的那种成本;{2)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交易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3)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往往不是法庭)并保持其运转，也需要付出成本;(4)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那种成本。 因此，我们假定，要达成一项合同，须以x方案为前提;但因交易双方都有先见之明(或者说互相充分了解)，他们发现其实本该实行的是Y方案。但是要从x过渡到y，也许已经很难了。一旦这种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被切断，就很容易引发双方强烈的、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就会分别使用城府很深的韬略。如果把问题交给另一个讲理的地方来解决会有所帮助，但那样做，交易双方又需要去适应那种新的环境。如果双方都估计错了，他们都会感到难以完全适应这个新环境;因此他们又会从y方案，改用yrsquo;方案。
以上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因素说明，签订合同所付出的事前成本和事辱成本是互相依存的·即使在理沦上能把它们区分开，实践中它们也一定会形影相随，而不是前后相继地到来。而且要计算这两类成本也往往很困难。不过，由于只有通过制度的比较，也就是把一种合同一与另一种合同进行比较，才能估计出它们各自的交易成本。因此，说到交易成本的计算问题，其困难也不像初看上去那么大;因为只要比较出哪个大、哪个小即可，不一定非要算出具体数值来。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的那样，要比较两个独立的结构性方案，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方一法就足够了—“进行这种分析，往往用不着复杂的数学方法或求出其边际值来。一般来说，只要提纲拿领地简单加以说明即可，无须像边际分析所要求的那样，非得讲出在什么条件下这两种交易成本才能达到边际相等不可”。即使要分析实际例子中的交易成本，也儿乎没有人想要直接算出其人小来。相反，研究实际例子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搞清楚，这些组织内部的关系(签订合同的实践及治理结构)与交易成本理论所预言的、交易中各种属性的要求是否一致而已。
1.3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交易成本的问题
本书集中研究的是如何节省交易成本的问题，但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应该扩大研究的范围，把交易成本看作这一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这个范围所涉及到的各种有关因素—需要时我会提到这些因素—如下:
1.假定待出售商品或待提供服务的性质不变，只要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放在一起考虑，就会遇到怎样节省成本的问题;由此必然需要对它们进行测度；
2.从一般意义「说，生产或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目的本身，就是一个决策变量，能影响需求并影响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在计算成本时，应该把这种目的也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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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Author：Oliver E. Williamson
Publisher: Free Press | 1998-10-01
Chapter 1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are important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y are also the evolutionary product of a fascinating serie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has not, however, occupied a position of importa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genda.
Partly this neglect is explained by the inherent complexity of those institutions. But complexity can and often does serve as an inducement rather than a deterrent. The primitive state of our knowledge is at least equally explained by a reluctance to admit that the details of organization matter. The widespread conception of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s a 'black box' is the epitome of the noninstitutional (or pre-microanalytic) research tradition.
Merely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microanalytic details of organization matter does not, however, suffice. The salient structural features of market, hierarchical, and quasi-market forms of organization need to be identified and linked to economic consequences in a systematic way. Lack of agreement on (or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main purposes served by economic organization has also been an impediment to research progress.
A chapter in some yet unwritte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ill be needed to sort those matters out. Whatever the eventual explanation, the fact is that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has witnessed a renaissance. Thus, whereas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ached a nadir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a renewal of interest in institutions and a reaffirmation of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can,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be traced to the early 1960s. Operational content began to appear in the early 1970s.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w line of research is that the concept of firm as production function is supplanted (or augmented) by the concept of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 Research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ind had reached a critical mass by 1975. The ensuing decade has witnessed exponential growth.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s part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tradition. Although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more generally,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pplies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ll kinds, this book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irms, markets,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That focus runs the gamut from discrete market exchange at the one extreme to 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at the other, with myriad mixed or intermediate modes filling the range in between.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over time -- within and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lthough the remarkable properties of neoclassical markets, where prices serve as sufficient statistics, are widely conceded -- as Friedrich Hayek put it, the market is a 'marvel' (1945, p. 525) -- opinions differ in assessing transactions that are organized within quasi-market and nonmarket modes of organization. At best the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and private ordering supports that attend these transactions are messy. Some scholars decline even to deal with them. Others regard the deviations as evidence of a pervasive condition of 'market failure.' Until very recently the primary 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nonstandard or unfamiliar business practices was monopoly: '[I]f an economist finds something -- a business practice of one sort or another -- tha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he looks for a monopoly explanation' (Coase, 1972, p. 67). That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should regard these same institutions as antisocial is unsurprising. The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from 1945 through 1970 reflected that orientation.
To be sure, a net negative social assessment is sometimes warranted. A more subtle and discriminat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has nevertheless been evolving. Many puzzling or anomalous practices have been cast into different relief in the process. This book advance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have the main purpose and effect of economizing on transaction costs.
Main purpose is not, however, to be confused with sole purpose. Complex institutions commonly serve a variety of objectives. This is no less true here. The inordinate weight that I assign to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zing is a device by which to redress a condition of previous neglect and undervaluation. An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cannot, in my judgment, be reached if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zing is denied. Greater respect for organizational (as against technological) features and for efficiency (as against monopoly) purposes is needed. This theme is repeated, with variation, throughout this book.
I submit that the full range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that ma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over the past 150 years warrant reassessment in transaction cost terms. The proposed approach adopts a contracting orientation and maintains that any issue that can be formulated as a contracting problem can be investigated to advantage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zing terms. Every exchange relation qualifies. Many other issues which at the outset appear to lack a contracting aspect turn out, upon scrutiny, to have an implicit contracting quality. (The cartel problem is an example.) The upshot is that the actual and potential scop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s very broad.
As compared with othe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1) is more microanalytic, (2) is more self-conscious abou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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