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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分布变迁对科研合作与其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欧洲大学社会科学系，圣多梅尼科迪菲索(意大利)
公共产品与政策研究所(SPRI)，马德里(西班牙)
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莱登大学，莱登(荷兰)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讨论科学家的流动性与国际科研合作之间的关系。该案例样本是那些回国的顶尖植物分子学家。这些科学家流动记录，论文产出以及国际联合出版刊物数据的相关研究表明出版成果，国际合作水平以及有不同特性的科学家回国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中国科学家回国时，东道国可能会失去人力资本，而所谓的“回报人才流失”，他们也可能在这个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研究领域中获得科学联系。
- 引言：当人才流失成为人才引进
当前出现“人才流失/人才引进”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在过去的10-20年，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快速“赶超”的经济实力，通过政府政策积极鼓励聪明的毕业生和有才华的年轻研究人员为了完成学业与提升技能而出国深造并获得有关国际科技研发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这些研究人员希望回到他们的祖国。这类高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回归，被视为提升劳动力质量和灵活性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数据显示，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例如,在1996年毕业的韩国和台湾的博士研究生均为21%，然而同年，86%和96%的博士毕业生分别来自印度和中国,且直至2001年仍在美国工作。[芬恩，2003]
前两个国家成功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各国政府为了吸引他们的科学家回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研发环境；换句话说，祖国的“吸收能力”是成功的反向移民的必要条件[SONG，1997]。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政府实行激励机制，但在努力推动其科技人才回国方面似乎不太成功。一些作者认为,作为一项政府提高国内科学基础水平的政策，该激励政策已经失败了，因为它是基于令人难以信服的假设——政府可以成功地控制高技术研发人员的流动，其前提是人力资源的理论基础框架贴合实际。(例如:[曹1996])
或许有人认为，从科学家的生产力与海归人士的研究成果来看，回国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们在其专业的跨国项目上成为嵌入其中的关键枢纽，或是能够保持与东道国的前同事或前上司的联系都有助于推动国内现有知识体系与促进国际间可持续的合作。（[JINamp; AL., 2007]）就与人才流失相关的东道国人力资源的损失而言，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科研体系打造专业桥梁有助于抵消一部分可见成本，故这一现象也能够引起前东道国的决策者的兴趣。欧洲决策者或许对这一现象尤其感兴趣，因为据报道在西欧学习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回国率要比美国高得多。（[张amp;李，2002；张，2003]）自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研究员从美国回国，并在中国领先的研究机构担任职务。美国海外华人中顶尖科研群体的规模，仍然比中国科学界的规模要大得多，也比中国科学界更有生产力，例如植物分子生命科学。（[吴，2004；威尔斯，2007；彼特，2007]）。尽管如此，北京与上海的中国领先研究机构的教师中约70%是由有北美、西欧和日本的研究经验的研究人员组成，这些研究人员被视为提高中国科研工作生产力和质量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本文论述了科学家的流动性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它研究了回归中国大陆后，中国植物分子学家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能融入到国际合作网络中。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简回顾一下有关国际研究合作、科学家的流动性和高端人才回归移民的文献；其次，简要介绍了中国植物分子生命科学系统的总体发展与国际化进程，主要以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为基础，以访谈40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主要植物分子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的教授的记录为样本；接下来主要是研究问题和简单的方法讨论；最后，本文讨论了相关分析的结果，并给出相应结论。
- 国际科学合作与人才流动
2.1合作与联合出版
近二十年来，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和相关的共同出版成果日趋兴盛，已经被记录在案研究(LUUKKONENamp;AL,1993；MOEDamp;AL.,1995;WANERamp;LEYDESDORFF,2005])。在所有科研领域中，大部分研究的共同科研成果中都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其中一些研究表明，尽管在所有的科学领域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但国际共同发表行为的动态在不同领域似乎各不相同。([YOSHIKANE amp; KAGEURA, 2004; WAGNER, 2005])。为此，本文仅研究了一种单一的科学子领域，即植物分子生命科学，着重研究其在科学合作领域的特殊性。
国际合作出版物经常被用作国际科研合作的一个指标，这是一种最强有力的科学合作形式，指的是科学家们在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上合作的活动，目的是将他们的发现一起发表在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中。（[SMITH amp;KATZ, 2000; LAUDEL, 2001; WAGNER, 2005]）与较弱的科研形式（学术交流与互动）相比，国际科研合作需要更多时间，资源和参与者投入到高强度的交流沟通与协调活动中来，尤其是在远距离合作的情况下。因此，一些分析人士强调，潜在的合作伙伴必须将相互的了解与信任作为开展科研合作的先决条件，这并不令人意外。（[SMITH amp; KATZ, 2000; LAUDEL, 2001]）
科研合作有许多不同形式和规模；从研发人员共同研究一个项目的紧密互动到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几乎可以忽略）的共同努力，贯穿整个科研过程始终。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密集型、学术成功和以输出为导向的研究项目，其研究人员致力于共同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KATZ amp; MARTIN, 1997; LAUDEL, 2001])
这些联合发表的研究论文可以通过大规模国家科学合作定量分析(“文献计量”)。文献计量分析师认识到，共同出版物构成了(成功的)研究协作和协作网络的部分指标，因为并非所有的联合研究都发表了，并非所有的联合作者都需要做出同样的贡献。他们甚至不需要一起工作，甚至不需要相互了解，就像在中国撰稿人对这些共同出版物进行的一些采访中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出版物作为研究合作的指示器的利弊的评论和使用联合作者来衡量科学网络的文献，请参阅[1997,KATZamp;MARTIN;glnzelamp;SCHUBERT，2004]的评论文献计量学文献。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国际合作出版物上。与国内和国外的国内出版物相比，在联合研究出版物中，当地的权力结构通常决定作者的参与和顺序。国际合作出版物被认为更好地反映了“真正的”研究合作和个别作者的贡献。（[GLAuml;NZEL amp;SCHUBERT, 2004]）
2.2科研人员流动跟踪
除了文献计量方法，本文利用联合发表论文的频率数据分析方法将科学家移动性和知识分子回国结合进行研究，这是现今学者，分析师和决策者等的热议话题，他们认为所谓人才流失是大发展时代必然面临的长久的挑战。（[ZWEIG, 1997; IREDALE amp;GUO, 2001; CERVANTES amp; GUELLEC, 2002; LI, 2004; CAO, 2004; SAXENIAN, 2005]).无论是否算得上人才流失，当国家的学生或学者出国学习或工作并决定留在国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人力资源的流失，更复杂的“流动视角”强调双向流动和连通性，即科学家或其他高端专业人士留学或获取更多工作经验后回国意味着带回科技人才和社会精英。对祖国来说这是人才的补充，对东道国来说是人才流失，但对两个开放的国家而言，将其视为人才流动更是用一种更细致、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人才得失问题。
本文重点研究回国潮中一个特殊高端人才群体，即高产科学家。一般而言，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具有国际流动性的高科技人才之一，因为在许多研究体系中，留在国外往往是科学家（早期）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和研究人员经常离开祖国，打算偶尔回国——尽管有些人永远呆在国外工作生活。（专门研究科学家迁移现象的研究见[PIERSON amp; COTGREAVE, 2000; MAHROUM, 2000; LAUDEL, 2003; MOGEROU, 2006]).）
因此，研究人员的流动性，以及其参与研究合作的能力和机会，不仅受其知识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其科学社会资本和其科学界内人际关系总和的影响。科学家的社会资本是 BOZEMAN与 AL.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所称的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的一个要素，他们将其定义为研究人员专业网络关系和其技能和资源的总和。科技人力资本的定义与人力资本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在经典人力资本或“人才流失”文献中被使用，强调的是科学技术知识与资源方面的关系。（[MEYER, 2001]）该项目采用的参与者模型更接近于社会网络方法，而非高端人才资源。这个选择是双向的，首先，科学知识有一个在 [MEYER, 2001]的研究人力资源方法中被忽略的重要关系成分；其次，该研究兴趣的科学行为明确处理了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些原因，本文介绍了社会科学和人力资本的复合概念。
在这个复合概念中:科学社会资本是指研究人员的相关专业关系，而科学人力资本则是指研究人员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当与研究人员接触的科学家的数量增加，且这种关系的质量或强度更强时，他/她的科学社会资本就增加了。有趣的是，考虑到中国海归的国际合作及科研活动，采用国际科学社会资本的概念，而非科学社会资本和人力科学资本，两个难以以经验区分的概念。研究人员认为，研究人员的研究倾向和与外国同行合作的能力受到了他的科学社会资本和科学人力资本的影响。这个复合概念的定义基本上和BOZEMANamp;AL[2001]的科学与技术人力资本是一样的,尽管它的范围仅限于科学技术和与活跃科学家的接触。这一复合概念的形成，也将有助于突出中国研究人员在东道国停留期间积累的外国研究经验对国际合作的影响，与以前的东道国研究人员进行国际合作培养的国际关系。
三、数据收集于方法分析
3.1样本
本文采用的中国研究人员的样本都是高级教授或首席研究员（Pls），由主要受雇于背景和上海的研究机构的植物分子学家组成：3
- 国家蛋白质和植物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
- 国家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重点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
- 国家生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 遗传学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 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 植物生理与生态学研究所国家植物分子遗传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研究所）；
其中还包括四位植物分子学家（三位来自清华大学，一位来自武汉大学），这四人之所以被加入，是因为一些受访者将他们列入了中国顶尖50-70名植物分子学家的队伍中。据多名受访者证实，这76位学者占据着中国植物分子科学的半壁江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43%的研究人员在北美（主要在美国），31%在西欧，14%在亚太地区，其中一半在日本有研究经验，其余的14%的人没有或少于2年的国外工作经验。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是（a）科学家建立和（b）由汤姆森的科学文献索引（SCI）的国际（联合）出版刊物中包含的迁移数据。他们的许多简历都是在其组织的年度报告和官方网站上发表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从这两个数据源检索完整的就业历史数据。为了补充一些迁移的缺失数据以及收集更多关于科学家的背景和研究活动的信息，我们采访了40位学者，得知其先前的从属关系和在不同国家花费的时间。6该子样本中的海归或多或少地分布于美国与西欧，有一小部分来自日本（7%）。直到最近几年，研究人员才开始使用CVs作为评估研究项目的数据来源（[GAUGHAN amp; BOZEMAN, 2002;GAUGHAN amp; AL., 2007]），科学家的迁移记录（[LAUDEL, 2003; BOZEMAN amp;CORLEY, 2004; CANtilde;IBANO amp; AL., 2008]）和事业发展（[DIETZ amp; AL., 2000;DIETZ, 2004; DIETZ amp; BOZEMAN, 2005; LEE amp; BOZEMAN, 2005].7）的研究。
3.2变量
根据有关回归移民的文献，“时间”的维度是分析成功回国的一个关键因素（[KING, 1986; DUSTMANN amp;KIRCHKAMP, 2003; CASSARINO, 2004].）。在国外生活的时间至关重要，因为具有影响构件社会资本的潜力，但同样重要的是回国的时机——中国科研系统在过去10到15年快速发展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回国潮不同于近期的回国情况。
总的来说，学者们从1994年到2006年这个时间段里，在每一个东道国生活的时间都被记录在数据库中。在国外的时间被转换为一个二分变量，表示一个科学家是否至少在国外（美国，西欧，日本）工作了两年。
每年都有一个数据点被输入，代表一个研究人员从他回来后在中国呆的时间年数。这些年，一个数据点包括在科学引文等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篇数（ [THOMSON SCIENTIFIC, 2007]），这些论文被视为研究人员生产力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仅仅是一个替代，因为不是所有的联合作者都对论文作出同样的贡献，也不是每个合著者都能从科学界获得同等的荣誉。8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研体系的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研究人员也越来越有能力发表在影响更大的学术期刊上；中国顶级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这些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受到积极的激励。科学论文的数量成为衡量科学生产力的不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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