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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府和它们的文化转变
1.引言：理论框架
本章提出的假说和那些认为我们正处于后官僚制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共同发展。这些学派的特色前景主要集中在与电子通信网络（特别是互联网）的诞生相关的机构改革上。通常认为，我们正朝着多元化的信息社会过渡，公共和私人组织正向更加开放和有效的组织形式转变。本章对开放政府政策在这些转变中扮演的文化角色进行探讨。
可以很简单地描述本章的核心理论前提。某一给定技术的社会/组织影响不仅取决于它的有效可能性或其使用者和材料生产者的价值观和信仰，还被有可能嵌入到任何技术系统里的符号代码深刻地影响。这些代码是二元代码，被注入看似合理但不切实际的对于技术潜力的叙述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文化形成的影响是无形的，但是它形成了一种共享的技术意识：一系列不合理期望和道德假设的内化使给定技术的使用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当其新兴事物周围的情绪活跃和对于其预期影响的系统证据的缺乏相结合时，技术在其产生/采用的早期就被文化限定了。然而，这种文化的编纂并未全部完成：它更像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的结果，更符合一种兴起的文化结构而不是具有固定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力的参与：编纂者需要了解符号生产的含义以干预不断新兴的含义。但是某些二元代码需要稳定，一个既定技术的文化结构标志着其周边对话和反面话语，这反过来激发了社会利用这些技术。
技术的文化编纂通过“神圣”和“亵渎”联合的调动，是late-Durkhemian社会研究学院一个经典的论证。神圣的方面提供了关于技术的和乌托邦叙述相联系的特定的好的影像。特定技术在给定的社会系统里的成功合并意味着仪式的存在有或多或少的已编码的好处：驱使技术使用的不仅是功利主义的原因，还有对于体验与社区象征性联系的主观冲动。同时，对于神圣的情感控制总是被异教的反面乌托邦的形象所强化，人类必须从反社区的罪恶中被拯救。在一项发明的初始阶段，技术论述的语气更加明确。比如，亚历山大发现早期关于电脑的论述中充斥着救赎的修饰的幻想和非难。
宗教符号常用于使用二元文化结构编写的技术，但是一旦启示和救赎的限制被设立，技术永远不会习惯于纯理性的世俗世界。更微妙的世俗观念，包括社会-科学术语，建立了相似的神圣和亵渎的联系，但是其与先验的叙述之间并不紧密的联系仍然是隐晦并未经解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一种文化-社会观点解码一种技术系统也意味着将光亮带进这些联系中：让它们清晰可见，以至于穿透技术的方式仍在控制中。
本章探讨了网络的文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开放政府的话语与理性主义的官僚文化互动的。目的在于找到信息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一种捕捉了文化断层的方法。互联网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同时也是它的象征：一种强大的、可塑的图腾，尽管带有一种特定的文化结构，互联网文化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它所触及的每一个领域。这反映了官僚机构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早期互联网和军事官僚机构之间的重叠（美国国防部的管理风格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十分关键）似乎表明两者之间的文化连结。互联网是一个战争工业化的一个新篇章。深受国家安全问题的象征意义的影响，它强化了典型的现代启示录的叙述，在这之中的“专业知识”和“官方机密”的官僚化概念被证实了。对于“盗版成为文化终结”的解释在技术中被深刻铭记：“好的”互联网将是一种官僚主义秩序的互联网。
然而，互联网文化最初被规划为不同的编码，并不与现代官僚文化完全同步，因此创建了多个过渡的紧张局势，并且仍在协商之中。本章认为，不仅出现于开放政府的概念中，还出现在当前的政治、学术论述和互联网的技术语言中的术语“开放”提供了一种非常有趣但未知的入口，去捕捉互联网文化结构的基本特性。
“开放”象征着互联网的“民主”方面：神圣的乌托邦式的论述体现了对于通过电子手段实现“自由”和“博爱”的期望。从此种意义上说，将互联网定义为一种“开放”的技术是在民主背景下的一次可预测的实践：一种“希望”看到并整合其物质性作为信任、简单的社会关系、透明政府、机构和公平经济的工具。为了保护开放的神圣象征，用“亲密”和“保密”威胁互联网的代理人都必须被孤立，需要建立公共准则以从所有的将其与反乌托邦叙述的实践中“净化”互联网：一种将其视为全球监测和个人异化的工具。
然而互联网的“开放”还提供了一种更复杂的解读，因为它是一种世俗“信仰”，被强加于发明的新兴含义。作为一种“开放”的技术，互联网达到了一个特定的象征性地位。这意味着系统性的文化压力的逐渐出现，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理性主义和神秘的“机器”。一旦我们设定了我们的方法，就将展现一个案例研究，论证战略结构和象征元素都参与其中。我们将以反映一种开放政府的潜在的排他的动态作为结论。
2. 开放性
本章认为，开放性是互联网的主导情感力量。它提供了技术在实践意识水平的含义，因此激励了核心的（但非独一的）生产和使用模式。术语本身的使用和其周边语言近年来经历了一个指数增长，在不同的应用中，旨在传播一种观点（组织能够良好地适应互联网）的象征性策略。然而，这种转变并不简单，互联网的开放性转化为“免费”和“透明”，这为现代性的组织系统提出了新的问题。
互联网的物质角度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它孕育了和开放性象征的一种重要关系。开放软件（有时也成为“免费”软件）和开放硬件体系结构一直被描述为互联网的基本技术特性。
源代码是一系列指令，为软件包制造“食谱”。在技术意义上，“开放性”的概念表明这段代码是被公开传播的，以致于任何人可以修改并更新新的程序和应用。互联网的大多关键组成部分，例如TCP/IP协议、GNU/Linux操作系统、Apache服务器和大量的应用程序及网页浏览器等，都可以免费分配，没有版税和授权费。这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的技术方面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为什么它的核心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强大的私有动力。各种各样的历史调查和文化理论被提出以解释怎样以及为什么互联网能够技术性地开放。根据这些理论，互联网是其主要生产者的价值观的技术输出，在这之中，创造性优于新教伦理。
然而，这些理论并不能正确捕获互联网的新兴象征性特点，因此导致了围绕技术含义的文化实践的群集。象征不同于共同的价值观。它们是战略性的、视情况而定的：不像价值观，他们可以被操纵、改写并被不同种类的代理人相互交换。为了理解互联网文化根源的“开放性”的象征意义是怎样扩散到官僚文化的，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开放性的概念，因为它并不会显现。
“开放”的某些普通含义对于我们的分析目的来说已十分丰富。当我们说一个人拥有“开放的头脑”或“思维开放”是，我们通常表示他或她已经能够接受超出功利模式的新的观点。个体能够跳入未知领域，并准备接受一个结果不确定的新颖的经历：他展示了对于他人给予的不确信的新事物的一种“信任”的态度。但是还有另一种“开放”的用法，孕育着一种与人格主观冲动的强大的联系。“开放”或者“成为一个开放的人”是一种日常的表达，涉及了一个人所具有的交流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意愿和能力。然而，这种真实性的道德性包含了一种对于“消极性”的隐含的期望：一个人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时，她不仅表达了自身的优势信息，同时也表达出有可能损害其名誉的信息。它包含了某些特定的考虑，但是“开放”的态度通常涉及到大量的“希望”或者“信仰”，当一个人在或多或少的一种仪式性的时尚中忏悔其“罪恶”时，群体将解读并估计和净化其动机的“真实性”。人们公开披露的“负面”信息的不确定影响是负责的世俗社会中的最本质特性之一。然而，这并没有抑制通过外部披露来寻求“宽恕”或某种完整感的冲动。这看起来似乎合理地肯定了开放性的大众语言，因此和互联网紧密联系，看起来似乎鼓励这种以世俗方式表达情感的方式。
开放性和技术之间的最早联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建筑师和工程师维特鲁威的观点。作为开放性的普通词汇，这些联系也唤起了一种强烈的主观成分，事实上在特性上是宗教性的。在他的著名论断中探讨了机器、绘画颜色的制作和其他的技术问题，维特鲁威倡导一种完全开放的传播并将其归于原创作者。维特鲁威认为开放性将知识的过程拆分成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因为它是一种“虔诚”感和对原作者的尊重，是公元前20世纪在传统的罗马宗教复兴期间的基本原则，应该鼓励技术革新。
“开放社会”的世俗观念表达了社会世界的延展性和人类在自由——民主趋势下塑造自身存在的物理和政治设定的能力。卡尔·波普尔提出了在自由理性主义下的开放社会的理想，但是是亨利·柏格森于1934年最先提出的词语。他的方法描述了神秘主义、创造力和开放性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柏格森写道“在封闭社会中，其成员团结一致，不关心其他的人，随时警惕攻击和保持防御、边界，事实上，永远对战争做好准备”。相反，对柏格森来说开放社会的来源是他称为“创造性情感”的东西，陈述和情感间的偶然连接从根本上倒转了。在这里，社会凝聚下的道德结构是由不稳定、混乱的“直觉”所组成的，它导致了陈述和行动，而不是其他的。在开放的、动态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被一种通过不同媒体创造和表达的必要的需求所驱动：开放社会是一种原则上认为应该接受全人类的社会。它体现了每一次的创作本身，通过人类或多或少的深远的转变，克服迄今克服不了的困难。
3.网络文化
克服不了的困难将会被克服：公民参与将会被强化，民主会被巩固，生产力永远不会降低，信息将是免费的。柏格森散文中的修辞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早期的最乌托邦式的论述的高度回忆，是一种本该“超越”社会、地理和文化边界的工具。哈贝马斯的理论的影响在许多著名论断的学术解释中都是明显可见的：于互联网产生的合理交流行为将会不受市场导向的指示和情感错觉的影响。然而，这是一种随意的解释，因为互联网的乌托邦式的“先验”能力嵌入了“开放性”的象征中，而这包含了“信仰”、“虔诚”、“忏悔”和创造性的主观冲动，这并不能轻易地通过理性公共领域的概念得到解释。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开放性编码和其包含的概念来探讨互联网文化。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会在其中陈述作为一系列的六个“解码”命题。
1.尽管理性思考假定了一个狭义上的参与者的“社区”，但开放性是和渗透进互联网文化并构建市民领域“积极”方面的 “其他”的普遍性概念相联系的。比起合理性，它更是一个关于团结的问题。作为一个理想的价值观，开放性意味着没有歧视，也不意味着强制参与。一个人为了体验相互关联的感觉而被迫开放是逾越了特定承诺的。考虑是可以遵循的，但是开放并不是一种必要的情况：他就是来源于本身。必要的是奖励开放性的社区象征的存在，因为没有这种象征性的展示，这种现象会被直接定义为共处，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维系和巩固。互联网在“全球化”概念和世界性的乌托邦里扮演着象征性角色。然而，它是通过开放性的概念实际上实现一个图腾的特征：并不是一种特定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群体的物质表达。
2.互联网开放意味着更好的信息流通。那些从Habermasian的观点中探讨了其影响的人主要集中在探索怎样使更多的信息与政治参与、公民参与或对经济和政治过程信任的相联系。文化——社会学的信息开放的方法会首先关注披露的文化特征。在互联网文化中，“忏悔”的语气而不是Habermasian学派假定的官僚的透明度，似乎对于被视为“真实”开放性的信息来说是基本必要的。
3.嵌入到互联网文化结构的透明度是建立在“真实”开放的文化价值上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式的开放意味着缺乏世俗的表达：一种盲目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会有益于社区、组织或个人。同时，“希望”的某些含义在面对互惠和在线反馈的时候也是被期望的。这和经验证据是符合的，这种经验证据表明互联网用户会支持多元和兼容的观点而不是弃权：一个近期的研究发现“上网是一种向相反观点表达开放性的方法和新的体验”。
4.博客、视频博客和其他参与平台可能是最明显的嵌入互联网开放性文化的元素：远非公共领域的活跃贡献，大部分的博客都在表达创造性的观点和分析。Zizi对于博客的调查表明了个人缺陷的表达的动力并不是自私的欲望，而是用夸张的方式将自我和社会相联系的冲动，她认为：“这种自我陶醉的衍生有民主化的影响”，因为它“鼓励了多元化的声音和扩大公众议程”。这种碎片化和被开放性的网络文化所构建的多元论更让人联想到柏格森阐述的“开放社会”的理想而不是Habermasian的公共领域概念。
5.以往的观测已经说明什么造成了互联网文化的世俗化，Habermasians认为，这并不是商业化或国有化。互联网背景下的封闭化被定义为某种技术系统的应用或者作为信息资源垄断性基础的社会特征。信息可以被商业化或者被用于“公共”意图（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免于被污染和导致无效性的风险。不公开的信息影响了互联网的普遍性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其文化实践的根源。商业化或者操控互联网是一种简单的普通的实践，关闭互联网就像吃掉了图腾象征的动物。
6.总之：互联网文化结构所拒绝的是单独专家权威的存在，这种权威拥有听取和解释的唯一权利。“开放性”理想情况下取代了专家系统的控制机构，将其转化为社群主义的象征。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通讯并不会在权利和监控的关系中发生，而是意味着互联网将其描绘为一种净化的、包容性的对话者，这具有一种超越权力和自身利益的含义。
互联网的融合和私人和公共官僚机构是由这种文化结构的逐步引入到社会的关键部分:信息时代并不主要是关于技术、信息或者只是，而是关于其自身组织中心开放性代码的引进。尽管详细的、符合实际的案例研究对于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十分必要，但接下来的部分通过分析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从late-Durkhemian的角度来看，在当代政府官僚机构中最重要的当代话语之一：目前的美国行政。接下来的实践仅仅展示了如上所述的二元开放/封闭是信息社会的关键象征性论断的根源。这没不能证明“实际”变化的相关性，但是却清晰地表明了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同时还是越来越重要的文化逻辑，它阐述了对于新信息民主“天堂”的赞颂和对秘密、权力和个人利益的“旧”官僚世界的批判。
4.官僚文化和网络文化：奥巴马政府
互联网的含义在9.11后进入了一种阈限的危机，这以公共部门的“透明”实践而结束，旨在融合开放性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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