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文学中的越界、文化翻译与种族身份
原文作者：Youngmin Kim 单位：韩国东国大学
摘要：跨国文学的接触区域或边界阻止了具有多重语义的漂浮能指的通过,我们应为这些能指搭建穿越、移植、运送与翻译的桥梁。代表'超越'空隙的桥梁导致诸多复杂元素的产生,如:种族差异、种族身份、过去与现在的暂时性、内外空间性以及包含与排他的语言属性。本文认为跨国主义可被视为一种'超越'单一国家界限的结构性桥梁。国际移民在跨越他者空间的过程中获得了双重文化的越境体验。韩裔美国作家特丽萨·车学庆、李昌来和英国-加拿大-加勒比作家路易丝·班纳特的作品超越了国别文学的界限,在文化边界地带往来于未来与现实之间。他们所构想的跨国语境时而揭示时而掩饰边界的复杂特性,以文化翻译的方式诠释了无家可归的疏离感。
关键词：越界；文化翻译；跨国主义；特丽萨·车学庆；李昌来
一、引言：跨国文化污染
马丁·海德格尔1951年在达姆施塔特“人与空间”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筑、居住、思考”的演讲，将“边界”的概念与“桥梁”联系起来。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桥汇聚成一条交叉的通道”，并通过从边界展开自身来开始它的存在，从而成为一个事物(332)。
霍米bull;巴哈在其著名著作《文化的位置》（1994）的引言中阐明了马丁bull;海德格尔的“边界”领域中的文化问题，并根据“beyond”(超越)的含义，并将其定义为“在hellip;hellip;的另一边”、“另一边”或“从一边延伸到另一边”。即“boundary”代表着调动了“超越”界限的文化边界[1]。
霍米bull;巴哈将“超越”定义为“既不是一个新的地平线，也不是对过去的遗忘”。同时霍米bull;巴哈进一步指出，“超越”的这个本身存有的间隙接受了它们的本质位置，并通过从边界展开自身而成为一座桥梁。跨界行为或文化“边界”的跨界行为，在文化边界上是一种“超越”和“回归”的行为。因此，这座桥是文化翻译的一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中，“时空的交叉产生了过去与现在、内部与外部、包容与排斥的差异与身份的复杂形象”。这座桥之所以是“交通的时刻”,“存在的开始”, 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种疏远的感觉，即家园和世界的重新安置，这是军事和跨文化提升的条件”(9)。简而言之, 霍米bull;巴哈从桥梁的角度阐明了跨国项目和跨文化融合的项目, 而在跨民族主义和跨文化主义中的前缀“trans”则意味着桥梁的“超越”。文化翻译则是在文化边界的桥梁上起到中介作用，用于理解和表现自己的民族身份，认识和映射自己的跨文化地位，超越自己的本土传承。
当霍米·巴哈在研究文化翻译方面所创设的“跨文化启蒙”项目被放在萨尔曼bull;拉什迪所建设的“想象家园”的感知语境中时，弗洛伊德的“不寻常”（乌姆海姆利克基特）或“陌生化”的概念就开始凸显出来：
可能是像我这样的作家、流亡者、移民，或移居国外的人，总被某种失落感所困扰，即使冒着被突变成盐柱的风险，也有一种想要重新获得，想要回顾过去的冲动。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这引起了深刻的不确定性- -我们与印度的物质上的疏远，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即我们将不能完整地收回失去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要创造虚构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城市或村庄，而是无形的、想象中的家园，是建立在我们心灵之上的印度。(拉什迪10)
事实上，拉什迪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支离破碎的身份既是多元的，又是片面的，一方面“我们跨越两种文化”，另一方面又“两头倒”(15)。从长远的地理角度看，我们的位置是遥远的，我们可以找到进入文学现实的新角度。而寻找新的角度与语言有关，它反映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与所受的影响之间的其他斗争。翻译或文化翻译(源自拉丁语的“翻译”的词源是“背负十字架”或“悬挂”)，早已在世界各地流传。但翻译或文化翻译的前提是从零碎的生命中寻找想象的整体的概念，因而在翻译中总有一些东西会丢失，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得到的(Rushdie 17)。把文化翻译中的得失放在霍米·哈巴的“文化界限”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要理解跨民族主义与跨文化主义的本质，我们应该努力去找出语境化和历史化与文化翻译问题相关的问题的路径或根源。根据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所说：“文化污染”在文化翻译的语境中，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接触、转让、感染、流行、传播、扩散、掺假,感染,中毒,污染”是其消极的一方面。而“彼此间的交流、互动”，则是其积极的一面[2]。阿皮亚从跨越边界和跨国界文化交流的角度，为“交流对话”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阿皮亚认为，对话是消除隔阂或跨越疆界的关键，这些隔阂或疆界使人类分隔成不同的文化的一部分的现象趋向合理化。阿皮亚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污染清单: 杂交、不洁、混合、人类、文化、思想、政治、电影和歌曲。而这个清单也引发人们开始去思考这些不同的东西是如何进行混合并如何进入世界的。 (112)。
事实上，如果我们扭转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污染，就会使哈巴式“楼梯井”和“桥梁”具象化，并在形式上跨越了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不可译性。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一些案例来论证一些跨国文学是如何揭示和否定文化翻译实践的。这些跨国作家包括韩裔美国人特里萨·哈克·金查(Theresa Hak Kyung Cha)和李昌来(Chang-Rae Lee)，以及英裔加拿大裔加勒比人路易丝·班奈特(Louise Bennet)。
二。跨国文学翻译与民族认同
2001年11月2日，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 Buffalo)，一名观众就韩裔美国诗人金明美(Kim Myung Mi)的种族背景与她的诗歌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以下问题:“鉴于你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你是想在你的诗歌中恢复你的韩裔身份，还是想用英语来表达你的生活?”金明美回答说：“首先要确定的是我的诗歌并不属于这两者。在此背景下，我想从韩语的主体性的角度展开论述，在我进行我的诗歌文化翻译时，是不可能在这两者的同时作用下进行的，即恢复一个看似稳定的民族身份或寻求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的做法不可能实现的。”
文化翻译的一个例子可以从一位美籍韩裔作家李昌来身上得到论证，他的母语通过翻译的隐喻，有力地展示了一位美籍亚裔间谍的跨国身份。在小说的开头，李昌来以主人公亨利bull;帕克（Henry Park）的描述为开头，在一张单子上写着：“我妻子离开的那天，她给了我一张我是谁的单子”（李1）。
You are surreptitious
B student of life
first thing hummer of Wagner and Strauss
illegal alien
emotional alien
genre bug
Yellow peril: neo-American
great in bed
overrated
popparsquo;s boy
sentimentalist anti-romantic
______ analyst (you fill in)
stranger
follower
traitor
spy. (5)
这份名单具备了美国东亚移民的特征。然而，后来亨利销毁了原稿，并复制了原稿：“原稿我销毁了。我更喜欢那些不那么珍贵的东西和拷贝”（李4）。事实上，这一复制版本是他自己的翻译版本。而使用译者的隐喻来介绍语言和文化边界的不确定的景观的做法，也打开了亚裔美国人在FRA之外身份形成的可能性。即他们具有民族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一新的身份。而推动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动机之一是语言的本质，而亨利夹杂在韩语和美国两种文化和语言之间，占据着类似于文化翻译的边界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的亨利起到了一名翻译家的作用，不仅为一个新出现的亚裔美国人的跨国身份开辟了一个可能的场所，而且也通过动摇文化翻译自然化的观念，即翻译实践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中立和透明的谈判，来阐明语言所具有的狡诈和狡猾性的特质。
从光（Kwang）的衰落，即一种亚洲移民方言所进行的文化翻译的衰败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亚洲移民方言是涉及到语言文化的边缘和翻译的问题的,这种文化边缘和翻译的语言，是不可能被翻译的，而这种不可能是出于文化翻译本身条件所限制的不可能。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即边缘的语言空间不是产生新身份的场所，也不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场所的互相竞争。而是只是一个制造出一系列身份的场所。
与上述案例所论证的结果不同的是，特丽萨bull;车学庆(Teresa Hak-Kyung Cha, 1982)（1982年）在其先锋性的边界思想的主导下，展示了灵活的民族认同。她在听写的开始阶段就建立了语言边界：“她会使用他们的标点符号并且她等着为他们的标点符号的改变服务。而她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划分界限的人。在吸收这些标点符号的同时并运用他们，抓住这些标点符号的特点，像抓住最后的空气，并把他们传承给其他人。”（4）她所说的话，恰恰暴露了说话的痛苦。在失败的听写练习标点符号中，从最初对言语自由的呼唤，到现在变成了语言自由中所固有的疾病本身的暴露。她是这些人与他们的声音之间的边界，在语言的内部找到的不是与之相匹配的、形象化的表达式，而是所有的演讲都必须通过一个痛苦的时刻来进行。即她必须通过标点符号的中断和多重分隔来传达她的思想。这种情况所产生声音的失调的现象引起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语言的占领现象。文本中所提到的演讲是由被其它国家占领后所面对的惨重损失和20世纪的政治占领活动的推行而所进行的。
特蕾莎bull;查在口述中的身份是灵活但稳定的。她在口述中的身份确实没有模式化的中断、跳过和转移，因此它使我们无法定义。特丽萨bull;车学庆 （1951-82）的口述（1982）是实验性和创新性的。特丽萨bull;车学庆将许多不同的类型编织在一起，并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不寻常的自我想象文本合并到她的文本中。这份清单非常广泛:手写文本、打字信件、诗歌、散文、政治请愿书、两页回忆录和她自己手写的菜单脚本、汉字、法语翻译练习、图表和照片。这些文本的拼贴，以一种自我表征的档案形式，弥补了回忆录的异质基础。但听写所用的拼贴法又以其奇怪的混杂性又使我们的语言表述陷入的境地。
在《文化的位置》(1994)中，霍米·哈巴定义了“杂交”一词，并将边缘定位为文化差异接触和冲突的位点。事实上，听写体现了哈巴的杂交化理念，它打破了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提出的不是超越权力关系的全球统一，而是这些权力关系的跨国去边缘化和去殖民化。通过对文学、摄影、历史文献等文化产品的挪用和融合，考察文本的阅读根源在多语言语境中被切割和再生。其在听写中的多展示的灵活身份实则是这种看似支离破碎的拼贴的结果，这种拼贴是对个人和文化表征中的记忆、图像和听写的收集和回忆
在“失用”一节中，查展示了在言语行为中跨越边界的行为，言语行为是由口头和书面两种语言组成的。查在口述中试图通过她移居国外后的童年经历，来叙述她当时所面临的她语言的压迫和不适。为了说明这种口头表达行为在书面表达中的作用，我在口头表达下面提供了书面表达。
“在学习的第一天可以用左引号可以引出问号的是怎样使用的问题，而在使用右引号时，至少后面要跟一个逗号。在回答问题时首先运用是左引号，但有一件事，在使用句号时，后面要跟上右引号来表示句子的结束。”
“第一天怎么样？”回答时要尽可能的用描述一件事的形式去表达。即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查 1）
上面这段文字描述了一个刚移民到异国他乡的小孩。这个孩子必须面对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环境，这显然使她困惑。这是因为这两种语言并不是单独感知的。相反，两种语言之间会发生覆盖。换句话说，一种语言不会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当它们是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孩子对语言的使用产生困惑。我们可以看到特蕾莎bull;查在“失用”中对各种“标点符号”的使用和重复。对于必须从老师的教导下才能进行听写的幼儿来说，语言只是一个能指系统，甚至是“引号”和“逗号”的具体使用。通过这篇文章，查展示了一个11岁移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转变为是指能系统的缺失。她的语言一直被强加在她身上，但对于一个十一岁的移民来说，语言只是一个匹配元音和辅音的游戏，是不能在数组中形成的。
在《外教机器》（1993）中，盖亚特里bull;斯皮瓦克认为，亚洲人的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而是一个在根据情况重建过程中不断修改的身份（211）。正如我们在巴哈的论证中所看到的，斯皮瓦克否定了第三世界普遍认同的本质主义，并从主体化效应的多重性和异类主体立场的角度解构了认同。一个例子可以从口述中的一些隐喻段落中看到。“卡利奥普：史诗”反映了对国家和民族主体性的“非此即彼”和“非彼即此”的破坏。
查在她的听写中尽一切努力将她的自我精神分裂症与有意识的自我听写区分开来，结果却产生了平行性。查的写作是跨越桥梁，或是走在意识和无意识边界之间的钢索上的行为。她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身份只是一个碎片。然而，特蕾莎bull;查的1.5代身份同样也体现了转型与适应、挫折与克服、自我依赖的不断重复。即用固定的语言来定义离散是远远不够的。在她的语言不断分裂、越界和繁衍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恰当地限制她的语言不受固定身份的限制呢?
三、跨国身份的克里奥化与语言表达
从李昌来母语的双重族群认同，到李昌来口述的多重族群认同，人们可能需要转向阐明民族主题的语言表征的实际物化。路易丝bull;班奈特就是一个例子。班奈特被认为是牙买加克里奥尔语的语言之母。路易斯bull;班尼特1919年9月7日出生于牙买加金斯敦的北街，在伦敦学习，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2006年在加拿大去世。由于我们认识到她在诗歌中使用的各种口头，如庭院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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