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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文
扭转减值损失和盈余管理:公司治理的作用
Rong-Ruey Duh , Wen-Chih Lee ,Ching-Chieh Lin
国立台湾大学会计学系，台北市罗斯福路106号4段1号
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会计学系，台湾
摘要：本文研究了先前确认的减值损失的逆转是否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以及这种行为是否与经理人的激励有关。自2005年以来，台湾上市公司一直被要求遵守会计准则，相当于《国际会计准则(IAS)》36号“资产减值”，允许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逆转。55家在2005年至2007年第一季度扭转减值损失的公司的样本数据，与55家控股公司的行业和规模相匹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确认的减值损失越多，越有可能扭转减值损失，从而避免了随后一段时期的收益下降，这与“饼干罐”储备假说相一致。我们还表明，对于负债率较高的公司，这种行为更为明显，这与盈余管理与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的动机相关联。然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缓解这种行为。我们的研究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禁止反转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能有助于有关全球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辩论，特别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在“资产减值”方面的趋同。它也可能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文献，显示了治理机制对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copy;2009伊利诺伊大学。保留所有权利。
关键词:计提减值损失；收益管理；公司治理
1. 介绍
本文研究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规定的先前确认的减值损失的逆转是否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够减轻这种行为。它还研究了债务契约和薪酬合同是否为经理人的盈利管理行为提供了激励。
IAS 36号提供,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前期的减值损失确认为商誉以外的资产可能不再存在或可能减少,企业应当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在资产负债表日和识别减值损失的逆转。然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声明第144号(前财务会计准则第121号)不允许这种逆转。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禁止这种逆转的原因是，减值损失应导致受损资产的新成本基础。新的成本基础使资产与其他没有受损的资产处于平等的基础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新的成本基础不应在以后进行调整，除非按照现行会计模型，对折旧估计和方法的预期变化以及进一步的减值损失进行调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21号结论基础)。虽然结论的基础对于其他原因是沉默的，我们增加了一个基于我们的经验发现-避免收入管理行为，如保持一个“饼干罐”储备(Levitt, 1998)。“资产减值”是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之间的短期合并项目之一，最初预计在2008年底前完成，但后来被推迟。在两家公司的董事会达成决议之前，有必要在市场上进行进一步的测试。我们的研究为禁止反转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关于收敛努力的辩论作出了贡献。
自2005年欧盟要求在欧盟上市的公司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编制财务报告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了类似的要求。而与IFRS的趋同是一种全球趋势(Street, 2002;Street amp; Gray, 2002)，财务报告质量仍然由法律制度、管理激励和公司治理等因素决定(Ball, Robin， amp; Wu, 2003;Leuz, 2003;Schipper, 2005)。之前的研究表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财务报告透明度方面存在差异(如Bushman, Chen, Engel， amp; Smith, 2004;Leuz, 2003)。此外，虽然债务契约和薪酬合同被建议为管理者提供盈余管理激励(Watts amp; Zimmerman, 1986;Healy amp; Wahlen, 1999)，之前的研究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缓解这种行为(如Beasley, 1996;克莱恩,2002;Chung, Wright，amp; Kedia, 2003;皮斯内尔，蒲柏，amp;杨，2005)。因此，研究有关减值损失逆转的问题可能有助于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
本研究旨在探讨台湾上市公司是否将资产减值损失转为盈余管理。我们选择台湾上市公司有两个原因。首先，台湾采用了大陆法系。其次，自2005年以来，台湾上市公司一直被要求遵守台湾《财务会计准则》第35号，相当于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 55家在2005年至2007年第一季期间收回减值损失的公司的样本数据，与55家控股(无逆转)公司的行业和规模相匹配。在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减值损失逆转，而不是可自由支配的应计利润(Dechow, Sloan，amp; Sweeney, 1995;Holthausen, Larcker，amp; Sloan, 1995)，用于识别盈余管理，因为前者属于可观察和明确的交易，可以明显增加净收入，而后者是一个综合衡量指标(Healy amp; Wahlen, 1999;Libby amp; Kinney, 2000: 384)。此外，关注特定财务报告标准的实施，可以帮助决策者更清楚地得出政策含义，也可以帮助公司董事会成员或审计委员会成员识别会计问题，以便进行特别审查。结果表明，在出现反转前盈利下降的时期，确认减值损失的公司往往会随后逆转减值损失，这与“饼干罐”储备假说相符。这种行为在负债率较高的公司更为明显，这与盈余管理与避免违反债务合同的动机相关联。我们进一步发现，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将减轻上述盈余管理行为。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下一节将回顾先前的文献并发展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研究设计，包括样本、变量测量和实证模型。第4节报告结果。第5节介绍敏感性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我们的讨论和结论。
2. 先前的文献和研究假设
有关资产减值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市场对减值损失公告的反应，二是研究确认减值损失的公司的特征和动机。关于第一个问题，实证结果喜忧参半。例如，Elliott和Shaw(1988)发现，在宣布减记之前的几个月和几年，股票回报率较低。披露当周的每日业绩为负面，表明减记超出了预期。Francis, Hanna, and Vincent(1996)同样发现，宣布减值损失传达了资产经济价值下降的信息。然而，Strong和Meyer(1987)在减值公告日前后发现负平均累积异常收益，但负收益在减值公告后的前六天得到补偿。最后，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市场反应(Hogan amp; Jeter, 1998;Zucca amp; Campbell, 1992)。随后的研究试图改进研究设计，以解决不一致的发现(Bunsis, 1997;Alciatore, Easton， amp; Spear, 2000;Collins amp; Henning, 2004)。
Francis等人(1996)研究了驱动减记决策的因素，发现减值和操纵因素都是导致决策的原因。Elliott和Shaw (1988)， Strong和Meyer (1987)， Zucca和Campbell(1992)指出，冲销决策与管理者的激励有关。
Rees, Gill和Gore(1996)研究了经理人是否会机会主义地减记资产，并发现经理人会向投资者提供关于公司未来业绩的可信信号。Riedl(2004)发现，经济因素与冲销之间的关联弱于“大浴”报告行为与冲销之间的关联。此外，这种“大洗澡水”式的报告行为更有可能反映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报告，而不是提供私人持有的信息。谢晓东、吴晓东(2005)对2004年7月1日台湾《财务会计准则》第35号发布后，资产减值报告的时间和金额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调查，发现决定因素包括报告动机和经营动机。他们还发现，股市对减损公告的反应消极而显著。Chao(2006)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有类似的发现。
综上所述，之前的研究人员考察了市场对减值损失公告的反应，以及确认减值损失的公司的特征和动机。他们不讨论与减值损失逆转相关的问题，这是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区别。目前的研究通过研究允许逆转可能有助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填补了文献中的这一空白。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和台湾财务会计准则第35号都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长期资产价值进行减值测试。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立即在损益表上确认减值损失。如有任何迹象显示先前确认的减值损失已不复存在，则应将减值损失转回。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在判断何时承担减值损失并扭转减值损失时起着重要的作用。Riedl(2004: 824)认为，在采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21号之后，对冲销的判断可能增加了，因为该标准的主观标准可能使管理者比采用该标准之前更容易证明其报告选择的合理性。在一项相关的研究中，Henning, Shaw, and Stock(2004)指出，美国的SFAS第142号为管理者提供了太多的商誉冲销的自由裁量权。此外，有证据表明，当会计准则不精确或需要判断时，经理更有可能尝试盈余管理，而审计师更不可能调整盈余管理尝试(Healy amp; Wahlen, 1999;Nelson, Elliott， amp; Tarpley, 2002;尼尔森,2003)。其他研究也表明，当涉及的金额是主观的，审计师不太可能要求调整(Braun, 2001;Nelson, Smith， amp; Palmrose, 2005)。由于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以及台湾的财务会计准则第35号)涉及经理人对现金流和贴现率等参数的估计，因此，在确定减值损失金额时的主观因素可能会带来盈余管理的机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Levitt(1998)进一步指出，“甜饼罐”准备金就是这样一种技术，“在景气时期夸大销售回报或保修成本，在不景气时期利用这些夸大来减少类似的费用。”
进一步扩展Levitt的观点，如果有机会，一家公司如果认识到较高的减值损失，那么它随后将扭转较高的减值损失。当一家公司面临无法达到盈利目标或基准的危险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从技术上讲，台湾上市公司必须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四个月内提交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在提交申请之前，经理们很可能对已实现的(未经审计的)收益以及未来的收益前景有所了解。这些知识可能会让经理人更有可能在实现的盈利低于目标时逆转减值损失。根据之前的文献，我们使用过去一年的收益作为收益目标的代理(例如，Burgstahler amp; Dichev, 1997;Degeorge, Patel， amp; Zeckhauser, 1999;Marquardt amp; Wiedman, 2004)。Bartov(1993)认为这是收益目标的最佳代理，而Peasnell et al.(2005)也将过去一年的收益作为基准，发现管理者在这样做的时候管理收益，可以避免收益下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确认更多减值损失的公司更有可能扭转减值损失，以避免随后时期的收益下降。
有债务契约的公司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业绩水平，可能会面临可怕的后果。为了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约束，当公司接近债务契约约束时，经理们可能会使用会计准则中的自由裁量权。DeFond和Jiambalvo(1994)指出管理者使用会计自由裁量权来避免债务契约约束。同样，Sweeney(1994)认为，技术性违约的公司经理会在违约前的时期做出增加收入的会计变更。债务/股权比率(或债务比率)被认为是债务契约约束的一个代理(Watts amp; Zimmerman, 1986)。Duke和Hunt(1990)认为负债率与保留收益限制的存在和紧张程度呈正相关。因此，我们预测，与负债率较低的公司相比，负债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扭转之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以避免盈利下降。据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负债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扭转此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以避免收益下降。
基于盈利的薪酬合同可以为管理者提供盈余管理的激励(Healy amp; Wahlen, 1999)。然而，早期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管理层薪酬与会计变更引起的会计盈余变化之间存在关联。例如，Abdel-khalik(1985)没有发现FIFO到LIFO的变化对薪酬有显著的负面影响。Abdel-khalik, Chi和Ghicas(1987)发现，正面的意外奖金与会计变化相关，会计变化会导致所有者财富的实际增加，即使这种变化会减少会计收入。然而，Healy, Kang和Palepu(1987)研究了薪酬与两种会计方法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薪酬的变化是基于报告的收益。
Matsunaga和Park(2001)发现薪酬合同为管理者提供了避免收益下降的激励。Cheng和Warfield(2005)报告称，拥有更多基于股权激励的经理人更有可能报告达到或刚刚超过分析师预测等基准的收益。伯格斯特雷泽和菲利蓬(2006)认为，这种行为对于那些奖金激励机制专注于实现明确目标的管理者来说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预计，薪酬合同以盈利为基础的公司将更有可能扭转此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以避免盈利下降。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合同以盈利为基础的公司更有可能扭转此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以避免盈利下降。
现有的研究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被发现可以阻止欺诈性财务报告(Beasley, 1996)或盈余管理(Klein, 2002;皮斯内尔等，2005)。Agrawal和Knoeber(1999)认为，在信息难以获取的公司，董事会规模应该更大。在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背离可能会削弱财务报告的监控功能，赋予管理者剥夺少数股东的权利(La Porta, Lopez-de-Silanes， amp; Shleifer, 1999)。Chung, Wright, and Kedia(2003)认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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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号：[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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