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福利问题和社会排斥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国际社会福利杂志）
ISSN 1369-6866
DOI: 10.1111/j.1468-2397.2007.00503.x
Int J Soc Welfare 2008 17 : 15–25
作者：Bjouml;rn Hallerouml;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mearing; University, Sweden
电子邮箱: bjorn.hallerod@soc.umu.se 、
收稿日期：2006/12/08
摘要：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贫困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有关，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理解。在分析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贫困指标——收入贫困和剥夺性贫困——以及17项福利问题指标。结果显示，收入贫困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有相当微弱的联系，也就是说，最常用的贫困衡量标准似乎是对一部分人口的歧视，而这些人没有遭受我们通常认为贫困所造成的问题。剥夺贫困，是指那些经常不得不放弃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人，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生活在贫困环境下的人们会遭受福利问题的困扰尽管这部分的人口并不总是被与收入相关的的贫困政策所吸引。最后的分析显示，最可能出现的福利问题类型是剥夺性贫困、经济不稳定、失业、心理紧张和健康问题。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累积的福利问题是否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排斥的指标，这一点值得怀疑。
关键词：贫困、社会排斥、福利、剥夺、社会政策、边缘化
阿姆斯特丹条约将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斗争作为欧盟(EU)社会议程的中心议程。但是贫穷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应不应该区分这些概念，或者社会排斥这个标签仅仅是贫穷的同义反复呢？反对贫穷的斗争是一件事，反对社会排斥的斗争是另一件事，或者他们本质上构成的是同一场战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概念上区分贫困以及它的因果关系，并从实证角度研究贫困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那是如何联系的，最后，是否可以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情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研究贫困的后果，主要是关注贫困如何与一系列其他福利问题的产生关联，比如失业，健康，心理痛苦，和不幸福等等，目的是要分析不同的福利问题是否不仅与贫穷而且与其他的社会福利问题有关，以及他们是如何产生关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项分析与社会排斥的讨论有关，这种现象通常被理解为福利问题的累计，即某一单一个体同时遭遇好几个不同的福利问题的处境。(cf. Gallie, Paugam amp; Jacobs, 2003;Hills，Le Grand amp; Pichud, 2002)。
这篇文章的组织方式如下:接下来的一节会讨论贫困的理论定义，以及如何将贫穷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和社会排斥区分开。之后，会讨论贫困和福利问题的测量。是在倒数第二部分提出实证分析，接下来就是讨论和结论。
贫穷和社会排斥
为什么确定穷人和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很重要?最常见的答案是穷人遭受了营养不良、缺乏住所、健康状况不佳、被社会普遍的生活方式所排斥等问题，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贫困描绘出来的广泛图景是正确的，因为如果穷人没有遭受广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为贫穷而烦恼呢?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将几乎所有不需要的条件都纳入到贫困的理论研究中，使我们无法分析贫困的原因和结果。 将贫穷与其他概念(如社会排斥)区分开来或多或少是不可行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贫困的理论上的定义，其重点在于缺乏能达成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贫困群体是指那些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济资源而无法接受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水平低的人。这种定义得出的重要结果是，例如，营养不良本身并不是贫穷;它是由贫穷造成的，只有在缺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才使人无法获得食物。营养不良往往是贫困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它一直是贫困问题。以厌食症为例，营养不良不是由贫穷引起的。同样，在许多情况下，健康状况与贫困无关。这仅仅是贫穷的后果，如果它是由于无法购买足够的食物、提供住所或支付医疗保健费用造成的。贫穷和其他福利问题之间的关系会由于福利问题导致的贫穷而变得更加复杂。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失业是有问题的，即使失业者不受贫穷的影响(cf. Nordenmark，1999;Strandh,2000)。当然，也有理由认为失业往往会导致贫困。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健康问题会导致人们无法谋生，从而导致贫困。委婉地说，在个人层面上理清原因和影响，从经验角度上来说是复杂的，这个过程或许最好被理解为导致福利问题积累成为社会排斥情况的“恶性循环”，或者是走出社会排斥的“良性循环”。促进了我们对这些“循环”理解加深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发现了，贫困和其他福利问题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内相互联系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类型的福利问题，然后按照经验检验他们是否形成了一系列的累积而成的福利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应该被视为一个福利问题，他是因为缺乏经济资源而被概念化。
有许多研究表明福利问题确实类聚存在(Bask, 2005； Erikson amp; Taring;hlin，1987；Floslash;tten，2005；Hallerouml;d ；1991；Hallerouml;d amp; Heikkilauml; ，1999；Tham 1994)。最近，Bradshaw和Finch(2003)测验了三种不同的贫困衡量标准与英国社会排斥的不同方面的相关度。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cf.Berthoud, Bryan amp; Bardasi, 2004; Hallerouml;d 1991、1995、2000;Kangas amp; Ritakallio, 1998)，他们发现不同的测量贫困方法测量出的贫困人口之间的重叠是相当有限的，即不同的测量方法倾向于将不同的个体区分为穷人并且测量出贫困人口再人群中的分布也不同。Bradshaw和Finch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也证明了不同的贫困衡量标准与不同的福利问题指标有着不同的联系。本文的贡献在于，它对福利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详细研究了福利问题之间是否相关，如果有，是什么类型的福利问题，以及这样的福利问题群集与贫困有什么关系。最后，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在社会排斥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合理地理解实证观察到的一系列福利问题。
关于贫困与其他类型的福利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提出三个假设的结果：
- 贫穷与其他福利问题无关，这一结果暗示了当今瑞典的贫困，因为它显然没有任何福利问题的后果，这或多或少是一个准问题。
-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问题，但福利问题的群集与贫困无关。在这种情况下的结论是，福利问题的积累是一个与贫穷有明显区别的实证事实，而贫穷仍然被视为一种准问题。
- 贫困与一系列的福利问题有关。因此，贫穷可以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使人们摆脱贫困似乎是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这一结果也使人们有理由将与贫穷作斗争和反对社会排斥看作是是一场战斗。
数据和测量
这些数据来自瑞典对1998年(ULF98)的生活状况的年度调查以及对16-84岁瑞典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得出的。随机样本中有7400人，总工作样本为5732人，响应率为77.5%。有效样本仅限年龄在20-74岁的受访者，其有效样本为4,941例。ULF98包含大量的福利指标和关于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一组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促进了在80年代早期由Mack和Lansley提出的所谓的贫困程度的共识测量。
反贫困措施:计划免疫
我们将采用两种衡量贫困的方法:收入贫困和剥夺性贫困。收入贫困是按照传统的欧盟相对贫困衡量标准来衡量的，即那些生活在拥有同等可支配收入的家庭中，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60%的人被定义为穷人。收入数据来自收入登记册，代表家庭所有登记来源的税后可支配收入。使用瑞典国家健康和福利局(瑞典统计机构，瑞典统计委员会[SCB]，2003)所开发的等当量规模将可支配收入调适于家庭规模。
贫困是用加权剥夺指数(Hallerod, Gordon, Larsson amp; Ritakallio, 2006)来衡量的。该指数衡量的是不能按照社会的一般生活方式消费商品和服务，这是马克和兰斯利(1985)提出的共识性贫困测量的一种发展版本。关于贫困测量的信息来自36个消费项目的清单，见表1，每个项目的答复者都被问及他们是否有项目(或参与活动)。如果答案是“否”，受访者会被问到这是因为他们支付不起项目/活动，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感兴趣。被调查者在他们支付不起的每一件物品上都得到了“剥夺指数”的分数。为了加强剥夺指数和普通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指数得分相对于具有所讨论的项目的人口比例进行加权。例如，在瑞典，84%的成年人每年都要进行牙齿检查。因此，不能承担这样的检查结果，而在剥夺指数方面得分为0.841。然而，这些权重只是平均值。在人口的不同部分，消费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该指数的计算考虑到两个这样的差异(关于更详细的讨论，参见Hallerouml;d 1995; Hallerouml;d et al .,2006)。首先，人们承认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消费模式不同。其次，人们也认识到有孩子的家庭需要与没有孩子的家庭不同。剥夺指数的构建意味着:
a)那些负担不起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消费项目/活动的人，比那些买不起很少人/从事的活动/活动的人更容易被剥夺。
b)一个老人如果负担不起只有年轻人有或参与的事情或活动，就不会受到剥夺的痛苦，反之亦然。
c)一个住在没有儿童的家庭里的人，如果他/她缺乏实际上仅仅是孩子的家庭的东西，他不记分。在形式上，WDI的计算方式如下:
gamma;i代表的是我想要的但不能负担得起的东西，P代表的是的gamma;i的权量，从个体的角度概率来推测可能性，将gamma;赋值给chi;1(他/她的年龄),和chi;2(她/他是否生活在有子女的家庭)。就像大多数被剥夺型贫困的情况一样，结果的可靠性非常高，Cronbach alpha值为0.86。如表1所示，10.4%的人口被算作收入贫困人口。我们用这个数字定义了一个同样的任意贫困线，用于剥夺指数。将那些被剥夺分数高于4.36的人算为贫困人口，那么贫困人口的贫困率将达到10.4。在世最好的世界中，10.4%的贫困人口只被两种方法同样的定义为贫穷。然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只有2%的人实际上即是收入贫困人口和剥夺性贫困人口。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使用这两种方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福利问题：社会排斥指标
为了分析不同的福利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除了扶贫措施外，还将使用17项不同的福利问题的指标。这些指标涵盖了与社会排斥相关的领域，比如邻里特性，失业，缺乏政治参与等，但更多的个人特征，比如健康状况，孤独和心理压力也包括在内。缺乏政治活动是通过以下方式来衡量的。被调查者被问及他们是否“曾经试图对你所在城市的任何不足或不准确做点什么”，以及他们是否有过:联系了公务员或其他代表，给媒体写了一封信，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签署了任何呼吁，参加了任何示威活动，或者做了其他任何事情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笼统的问题:“考虑到任何的政治问题，不仅是在本市，你曾有:给媒体写封信或给报纸写一篇文章，签署过任何上诉或参与任何示威。”那些对所有八个问题都回答“不”的人被定义为政治上不活跃的人。该指标补充了一项指标，该指标确定了在最近一次大选中未投票的人员。我们无法获得有关住房环境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缺乏与特定领域相关的信息。然而，我们确实有来自受访者的信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地区特征的指标，同时也表明了个人的福利问题。为了指出我们所说的社会混乱的区域，社会混乱的区域这一概念最初是由Shaw和McKay (1969)使用的，我们使用了一系列的变量来表明被告是否居住在瑞典的一个大城市或城市的郊区。该指标显示，被调查者居住在一个至少有9万居民的城镇，并且住所是租用的，房屋位于至少有三层的公寓楼中。被调查者说，住房设施遭到破坏是很常见的。如果符合上述四项标准，那么居住的地区就被定义为社会混乱区域（(Nilsson和Estrada，2004）。另一个住房变量衡量的是被调查者是否认为他/她的住所太小、足够或太大。答案'太小'被用作一个，不可否认的主观因素，反映了拥挤的住房。我们还测量了是否受到犯罪的侵害并担忧受到犯罪的伤害。一个变量衡量被调查者在过去12个月里是否遭受了任何类型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第二个变量衡量被调查者在过去的12个月里是否遭受暴力或暴力威胁。第三个变量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被调查者是否因为害怕受到任何形式的攻击，或者被调查者是否担心自己的住所被盗窃和损坏而在晚上避免外出。健康、心理压力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健康行为是用六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的。健康问题是通过被调查者是否患有长期的疾病或残疾并对他/她的工作能力或日常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来衡量的。健康状况和心理压力的附加指标都是基于在过去的两周里出现的睡眠问题，周期性头痛，偏头痛，焦虑，焦虑，或痛苦等问题来衡量的。最后，我们还包括两个重要的健康预测因素:吸烟和肥胖。吸烟者是指那些每天吸烟的人，而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超过30，他就会被定义为肥胖。孤独是用主观指标来衡量的。受访者面对的是五句话并被要求从中选出最适合描述他们处境的语句。语句:
1）我基本上从不感到孤独。
2）当然，有时我感到孤独，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3）有时我感到孤独，我希望能经常看到别人。
4）我经常感到孤独。
5）我几乎总是感到孤独。
如果人们同意声明3、4或5，则认为他们很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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