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版来自作者和1997版来自Royal Van Gorcum，Assen。转载来自Camstra R.（编辑）的许可，在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中成长。Royal Van Gorcum，Assen，41-52页。

城市、小城镇与农村环境中的儿童独立性

Marketta Kytta *^[1]

摘要

儿童的环境不局限于家庭、家庭庭院或操场：整个街区作为一个舞台，可以提供或限制儿童的活动和发展。儿童实际上是公共户外环境中最大的消费者之一。在规划和更新过程中，他们的需求常常被遗忘，或者被其他呼声更高的群体的需求所压制。

根据奈瑟（1980）和皮亚杰（1956）的理论，自主迁移对于环境认知表征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他们重新建立一个协调的参考系统之前，探索活动的作用对于9岁以下儿童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然而，这些理论很少强调分析环境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的作用。吉普森关于环境能力的理论，即环境的功能显著性，提供了一种心理学方面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估计不同环境的质量。在图1中，奈瑟、皮亚杰和吉普森理论的基本思想被结合成了儿童与环境关系发展的初步模型。

行动和动作

环境

-积极的启示

-负面的启示

世界的表现

-认知

-情感

图1 幼儿与环境关系发展的初步模式

在西欧，儿童自由迁徙的可能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缩小。在英国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中，1971到1990年间发现了儿童自由活动的急剧减少（希尔曼等人，1990）。这项研究的研究者一直担心所谓的“温室儿童”，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环境中是不活跃的

和不独立的。如果与环境的接触是由成年人调节的，那么这会如何影响环境关系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由于比起男孩，环境似乎更限制女孩（希尔曼，1992），这些发展的影响将如何影响特别是女性们之后的生活？

在不同的环境里，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和女孩如何自由活动？有多少孩子真正使用他们的自由权利？环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孩子们在自己的游乐场、仙境或机构里还能自由活动还是依旧能够保持“安全”？在瑞典（比约克利德，1994）有一个被提倡的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关于儿童独立流动性和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国际比较。斯堪的纳维亚的儿童比英国更独立地流动，在英国只有百分之九的7岁和8岁的小学生独自从学校回家（希尔曼等人，1990）。

本研究的问题涉及：

·城市化对儿童自由的影响

·城市化对这种自由的实际使用的影响，即对儿童的户外活动的影响

·儿童独立流动的性别差异

·比较芬兰儿童与德国儿童和英国儿童的独立流动性

社区

本研究根据城市化程度不同，在芬兰的三个社区进行。在每个社区中，当地小学和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师都在研究中合作。图2标出的是三个城镇在芬兰地图上的位置。

赫尔辛基

基特

考哈约基

图2 社区的研究

Toolo区从赫尔辛基市中心（500000名居民），被选择为此次研究中可以在芬兰找到的，最能代表城市环境的研究对象。Toolo区是一个密集的地区，由三条大街小巷相交，交通拥堵。Toolo有大约26000名居民，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建造的，大部分房屋是六层的。

芬兰东部的基特镇，在这项研究中代表一个小城镇环境的研究对象。该镇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该地区正在进行的研究。基特镇是一个典型的芬兰乡村小镇，大约有11000名居民，其中6000人居住在镇中心的主要村庄里。在这个镇的镇中心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物。

芬兰西部，考哈约基镇的一个小村庄哈吉克利拉，被选择在此次研究中代表一个农村环境。哈吉克利拉村有大约740名居民，考哈约基镇大约15000人。村里有一所小学，有四个年级，但没有很多其他的服务，甚至连一个商店也没有。哈吉克利拉村里的大多数房子是一层的小木屋农家。

主体

样本包括94名8岁的儿童，使用三种方法对他们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某些部分中，8岁的女孩和男孩的样本补充了9岁的儿童，即儿童和家长的问卷调查。在表1中显示了参与研究的不同部分的女孩和男孩的数量。在三个社区中，八岁或九岁的儿童被包括在样本中。79%的8~9岁儿童返回问卷，75%的家长返回问卷。

由于农村儿童的数量很小，虽然样本是在两年内收集的，但是所有8岁的孩子在两年内参加了这项研究。农村儿童较少的数量使得统计分析更加困难。避免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是结合几个农村的数据来研究。然而，跨村庄的差异也会产生其他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最好在两年内收集数据并使用统计测试来估计组间差异的重要性。

表1 研究对象

措施与程序

采用活动日记对儿童户外活动进行了研究。该方法从早期芬兰研究（基塔，1988）中使用的日记中进一步发展而来。哈特（1979）在分析儿童的实际运动模式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两个星期的期间内，孩子们都要记录下放学后所有的户外活动。从每一个出游，出游的意义，公司，车辆和持续时间被写下来。半数儿童发现时间很难被精确记录，因此本研究没有对时间进行分析。

研究者在第一天教孩子们完成日记，如果必要的话，他们的老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帮助他们完成。在早晨，孩子们正常上课前，他们回忆前几天的活动并完成他们的日记。日记开始于星期一，在下个周末，孩子们被要求在家里完成日记。为了尽量减少芬兰各地不同天气条件的影响，保存了在1993和1994五月（19周和20周）为期两周的日记。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儿童自由活动的自由度。研究人员将希尔曼等人（1990）的问卷调查从英语翻译成芬兰语，并结合芬兰的文化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调查问卷分布在选定的社区学校中八岁和九岁的所有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孩子们在老师的监督下回答了学校的问题，并要求他们将信封里另一份调查问卷带给他们的父母。家长把填完的问卷的密封成信交给直接移送研究人员的学校老师。

统计测试被用来估计在性别，两个年龄组和三个社区之间的重要性。采用T数值检验均值之间的差异，采用Z比率检验比例之间的差异。

城市化对儿童户外活动的影响

根据活动日记，城市儿童每天的户外旅行次数最少（1.42），小城镇（1.69）和乡村（1.66）同样高（图3）。群落间差异不显著。如果结合每次出游中是否有陪伴的人来分析，也就是说，假设有以下三种情况：旅途是单独的，与朋友或与成人一起，每个社区的孩子最常会和朋友一起出游。这些出游的比例在城市最高，在农村最低（图4）。各群落间的比例差异不显著。

女

男

城市 小城镇 农村

日常出游次数

图3 城市、小镇和乡村的平均旅行次数

和成人

和朋友

独自

城市 小城镇 农村

图4 独自旅行，与朋友和成年人的出游比例

城市化对儿童独立流动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研究数据里，孩子们的自由程度，他们移动“许可证”在乡村环境中最大，在城市环境中最小：农村孩子最常自由地去闲暇，从学校回家，在道路上骑车，在天黑后外出。在三个社区的孩子们的放学回家许可程度都很高（98 - 100%）。所有农村儿童和88—92%的小城镇儿童都可以在闲暇时光单独过马路。被允许单独乘坐公共汽车的儿童比例，在城市与农村一样高（见图5）。两种情况下，城市环境与乡村的差异显著，在道路上骑车（z_cr=3.8, df=87, plt;0.001），在天黑后外出（（z_cr=4.0, df=63, plt;0.001）。在这些情况下，城市和小城镇

图5 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芬兰儿童中“持有许可证”。在标注为*的维度中，

信息是从儿童获得的，而家长持有的其他维度是由父母报告的。

图6 八岁和九岁芬兰儿童的“持有许可证”

之间的差异也显著（z_cs=4.5, df=153, plt;0.001; z_cs=4.3, df=116, plt;0.001）。其他差异不显著。在儿童问卷调查中，有一半的自由行动的评价维度被问询（在道路上交叉，在路上骑车，乘公共汽车），另一半则在父母的问卷中。

在图6中比较了8岁和9岁的孩子的自由度。年龄较大的孩子更常有天黑后出门、乘车、放学回家、去休闲的权利。唯一显著的差异是允许乘坐公共汽车的许可（z₈₉=l.8, df=166, plt;0.05）。对于9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和年龄小的孩子们自由度较少的在道路上骑车和穿行马路两个方面相比，例外的是，他们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差异不显著。

根据父母的问卷调查，农村儿童被允许单独外出的最低年龄（4.3岁），小城镇是4.5岁，这个在城市是5.6岁。在城市与小城镇的明显的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_cs=4.2, df=102, plt;0.0001）。

儿童独立活动性与自由度的性别差异

根据活动日记，女孩每天有更多的旅行，平均来说，女孩每天旅行18次，男孩每天旅行14次。这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_gb=3.2, df=92, plt;0.002）。在全部三个社区中，结果相似（图1），但两个社区的差异有显著性：城市环境（T_gb=2.6, df=34, plt;0.01）和农村（T_gb=3.1, df=1 1, plt;0.01）。来自所有社区的数据表明，男孩比女孩独自承担更多的旅行，但女孩与朋友进行更多的出游。男女的旅行比例几乎相同，差异无显著性。在全部三个社区中，男孩独自旅行比女孩多。女孩们在城市和乡村里与朋友们进行了更多的旅行。男孩在城市里与成年人进行了更多的旅行。在小城镇和农村，这种关系是相反的（见表2）。

在六个被测量的维度中，男孩比女孩单独移动的自由度要高出五个（图7）。两种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独穿行马路（zgb=4.6, df=166, plt;0.001）和单独骑车（z_gb=3.6, df=166, plt;0.001）。在小城镇和农村里，男孩和女孩第一次被允许单独外出的平均年龄，男孩比女孩要大。在城市里，女孩的平均年龄要比男孩高一点。

表2 根据活动日记，女孩和男孩分别独自，与朋友，和成人的日常出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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