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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战争的非物质性
回顾对不同类型的军事装备、交通工具及各种各样工具、战争的物质性——无论是按战略指挥或后勤指挥的顺序，还是按严格的的战术目标顺序（曾经被狭义地叫做靶子）等等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趋势：装备在逐步系统地去物质化。如果我们不谨慎对待，这种去物质化会很快使四十年前原子能时代提及的战争目的的现实感、战争进程及政治军事目标都丧失了。从古代的战争机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机器和战略机器的创新，直到最近宣战机器可能性条件的出现—-不仅允许，而且需要自动化控制、对计算机技术和快速运载的精通——武装冲突的历史已经成为去物质化战争工具的一系列步骤。这已经成为新武器繁荣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越来越复杂而耗资巨大的破坏模式，它们本身也依靠不同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比如农业、手工艺和工业——的发展，直至科学发展到核能，尽管当前裂变和合成能量在军事上的使用远比历史上第一次民用自然和综合能源早。无需列出那串长长的导致战争软件发展的技术过程和政治军事事件 （即去物质化的战争）的名单，我们仍然能从逐渐消失的参与者和曾经在战斗中使用过的元素中，抓住战争的非物质性的主线和重点。
可从三个方面加以仔细观察。第一，视觉控制方面，控制行动以及掌握远期目标，与为避免灾难性的“意外”而必须掌握的信息相互依赖。第二，指挥方面，分级结构、防御或攻击的交战部队的实际责任的连贯性、从总司令到前线指挥官再到其副手的权力代表系统。第三，武器方面，或者更精确地说，武器体系，运输方式和破坏方式的逻辑组合，从古代的马和弓到人力大炮，再到自我推进的大炮，装甲车，巡航导弹，直到激光。
如果我们快速回顾一遍军事控制和监督的历史，我们注意到，这种“控制”首先是通过占领自然界最高峰的蛮力、占领高地、一个地区的制高点及可仔细观察更远的地方的有利位置获得的。这些都是早期预测敌人的动向的方法，对提前调动部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出入口、狭窄的山谷、浅滩、地峡这些强制的运输要塞的控制，完成这种临时的军事占领，而后让农民在此定居，这对农民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会受到保护，避免遭受袭击。这些占领点会构筑防御工事、瞭望塔、炮台或修道院，修道院的钟楼会作为观察点也可以敲响警报。
后来，到了17、18世纪，随着火炮快速发展和光学的进步，带望远瞄准镜的枪逐渐接替了这种防御功能，为天然或人工建设的制高点增添了更远的视野。望远镜毫不费力地看到远处的一切，这是在烟火信号以后最早出现的非物质交流工具，比电报装置（无线电话和电视）出现早得多。
19世纪，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搭载携带相机的气球驾驶员的观测气球保证了这种防御控制功能。装备了通过电线触发相机的“军事风筝”也投入使用。20世纪初，一战尤其是二战时，出现了侦察机，这些侦察机装备着高分辨率电影摄像机，接替了瞭望塔和观测气球。更重要的是，通过雷达和声纳，我们看到了电子图像的发明，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通过声波、电磁辐射、电子乙醚的震动实现了去物质化的视听监督系统。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类征服太空，观察和远程交流卫星使伽里略的望远镜更完美了，让我们不再是凝视星星，而是凝视我们的地球，一个如果没有在某处闪烁的电子屏，或电子操纵台上的显示器，就不能从事任何重要活动的地球。这些都预期着搭载永久轨道的平台，预警卫星以及为恒星世纪末星球大战准备的恒星监视台。
同样的，如果我们回顾武器和武器系统在历史中的进化过程，从老式的手持武器（刀、腰刀、剑等）或者投掷类武器（石头、箭、标枪等等）到当代的核武器，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
几个世纪以来，手持武器从来没有停止变得更大，通常在马背上，能更好地杀伤敌人而同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投掷也一直被扔得更远，拥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直到原子弹强大的辐射力量。
从罗马短矛（重标枪）和希腊或罗马时期用人力将石块弹到一百多米外，从史前的短弓到弩，从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国的长弓，到火绳枪，步枪，卡宾枪，直到当代的自动来福枪，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持续的转变：从肌肉力量到核力量。通过利用化学爆炸，传说中带来的相当大的火力范围和射击速度的增长的火药，使护城墙和巨大的防护盔甲逐步消失，而战斗被瓦解成更小、更不易受攻击的单元。由此，去物质化影响了武器和它的表现，影响了有堡垒和筑防工事的镇、军队和骑兵。可以看到，利用掩饰、伪装和眼前的诱惑，这些电子对抗技术自身可以防范带有归航设备导弹的攻击。那些可以自己识别目标的新的武器，如“自卫”导弹，属于有效的发射后不管武器系统。
事实上，从现在开始，人们将不再被厚厚的石头、加固的混凝土或厚重的装甲板所保护，与对手距离相隔再远也不意味着安全。能保护我们的是对敌人的向导系统的干扰。在这一点上，电子战争赶上了化学和细菌战——窒息气体、特别是使人衰弱的产品的发明，通过气雾剂传输，用来攻击对手的意志和神经系统，一如瘫痪敌人的导弹系统。
最终，大炮的射程经过科学技术长期的不断发展，从几百米到现在的几十公里（远程炮的射程为40到100公里），射弹的最初速率和射速（电气化的武器最大射速为每分钟六千发） 的持续增长，以及火箭、洲际射击导弹的发明—更不要说激光武器（单向能量）以光的速度运作，可达每秒300000公里—使双方政军领导人在武装战斗中不再是有决定性的职权的对抗，而是他们的武器系统的对抗。让我们回到前面谈到的三个方面，警报系统、电子保护防卫系统和瞬时火力攻击系统，不再只涵盖去物质化的破坏方式，也包括了人性在指挥链条上逐渐丧失。人类政治支持强制性决策自动意志彻底丧失，即将到来的战争宣言机器，是一部能取代最高决策者--国家元首的，据称是超越政治的机器。这是末日机器，近十年来一直在研制的，专门研究专家系统的计算机专家们脑力劳动的产物。
经历着这令人敬畏的权力突变，从部落战争到现代的冲突，从古代的策略家到中世纪伟大的船长，我们可以看到，对决策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在早期的武士，由于在仅是追捕而已冲突中战术压倒性的重要，都有宽广的自治权和个人责任的地方，古代方阵和军团的战士不得不快速地遵守严格的纪律，与迅速增长的策略相联系，这些策略来自政府及保卫城邦的需要。
通过西方和欧洲帝国历史的兴衰，可以看到战争政治经济的需求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武装对抗，在不断地增长着。面对不断增长的战争数量，部长和高官们遇到了巨大的维护问题：从曾经的数以万计到十万计，到最后的几百万个体组成的军队，这些军队是取得大规模战争胜利的根本，总参谋部因运而生。这种情况导致了，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时，将后勤部门放在首要位置、建立军工厂和科研机构，以及对在和平年代为调查和发展新武器而作的越来越大的国际资源共享的承诺。
1914年的军队总参谋部，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1939-1945）领导的联军参谋部及艾森豪威尔作为欧洲前线的盟军总司令——这庞大集团极大地预示着旧军队层级的衰落。这衰落不久就更受到核武器的威力和快速运送的挤压：空运广岛炸弹只需几个小时，洲际弹道导弹（ICBMs)不到一小时，中程火箭(SS20,潘兴II)几分钟，到最近在中欧基地的几秒钟的短程导弹。
军事装备的去物质化，指挥中人性的丧失，战争目标现实感的丧失，核心就是最近“非物质化的战争”提出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已习惯了政治和军事作为无限权利的代表及其专制的注意，我们准备接受这最终的手段，接受这宣战的决定，接受自身便能够对同类型的其他装置实时反应的专家系统的决定吗？这套属于反对阵营的、很可能带来灾难的侦查和核能释放的疯狂组合系统。事实上，将所有事纳入考虑，这灾难不再是核战争，而是我们对自动化这个问题积极或消极的回应。
1984年11月15日
十三、潜在的危险
自动化并不能消除人们可能犯的错误，它将犯错的可能从行动阶段转移到了设计和发展阶段。
——Andrew Stratton
技术最神秘的领域之一是物体、材料暂时的体系，和产生的聚合物。每个人都认同，自然环境的组成包含并联合了相关的持续时间，比如那些人们很久以前就能认知和掌控的：季节规律，周期循环，特殊时期等等。在当代技术的领域，专业的经验也使控制由于结构磨损和老化的各种变化成为可能。化学也促进了我们对元素中时间产生的无穷小的变化的理解。与之相反，在高级技术的层面上，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逆转：它影响了人们的控制能力甚至对现象的简单理解。一方面，这种被长期过程（不可逆污染）产生的效果超出了我们监测和数字估算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自动化的传播减弱了那些直接实施操纵的程序的人的力量，将这种责任推回到计划的层面，推回给那些尽管有计算机技术和模拟装置却没有办法做评估的设计兼决策者。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是，这种微弱的控制影响了决策者的临时政体。在机械化－动力化－自动化这些已经成为现今经典的阶段之后，最新的阶段出现了：自动控制。从这时起，在普遍的空间会发生的现象将不再在普通时间里发生，而是在另一个没有人能控制的时间里发生，尽管有悲惨的虚幻的计算机技术。
这些有着真正超越技术的、时间不定的发明，不是科学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后果，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防卫的演变结果。在古老的国防学说中，防卫措施是用来对抗边境敌人的；但在安保学说中，我们在威胁面前保卫自己，国家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不利的人口统计资料，更多是来自战争工业的繁荣。这种恐惧因此不再是来自可见的和在地理上存在，政治上可以定义的具体的敌人。它是对敌人的计算机硬件性能和它最具破坏性的武器（飞机、火箭、潜水艇）的运载力的恐惧。这超越了领土，超越了可以被围墙包围的政治空间；它超越实时，特别是超越人类时空，我们正逐步地把自己逐出这时空。
听听法国核策略的提倡者之一加卢瓦将军说的吧：“必须给我们的报复以一个准自动化的履行力，这种对威胁的准必然性反应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种军事选择迟早导致人类对侦查－指示－追捕－交战这一循环的介入的消亡，然后导致我们完全屈从于自动化进程的必然性，随之是给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带来的后果。
目击者记录了最近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这位英国战地记者描述道：“你什么声音也听不到，突然，你就身处在不可思议的火花之中。当你听到飞机的噪音时，它们已经走远了，袭击也结束了。”
一位来自阿根廷的飞行员描述说：“我们没有时间恐惧，所有事情都在一瞬间发生。挡风玻璃前一亮，所有事都是由计算机完成的。计算机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最后，被一枚导弹击中而沉没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指挥官说：“袭击就像闪电。在这导弹战中，你只有几秒甚至几分之一秒钟的反应时间。这很可怕。这是专家们完全不了解的新战争。”这最后一句“专家们完全不了解的新战争”，完美说明以毁灭的方式进行的革命：在战场上，制造主义替代了使用主义。殡仪馆的电脑已有了最后的决定权。
如果军校里再不教授关于武器使用的学说，如果专家对这新战争一无所知，这是因为留给做决定的时间不足。“智能导弹”（归航设备，巡航导弹等等）的口号—发射后不管—表明了人的决策从活动阶段和战场应用方面向设计和军工编程阶段的转换。那些在此被自动化的不再仅仅是“毁灭的方式”（自动化武器，自动程序的射弹），你会注意到，它首先是战争指导，对一场往往是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指导。
军事科学战争理论的构建逐渐取代了实地军事演习。
正如列宁曾说过的，如果“策略是使用武力点的选择”，我们现在被迫得出结论，不再有军事操控的策略，只有军事科学项目的逻辑策略，它独立于多样的政治力量之外，东西方都一样。
因此，如同中东的战争一样，福克兰群岛战争再一次说明了先进技术的累退性。已宣布的对新的破坏方式的使用的缺失指出了趋势：避开地缘政治和支持逻辑学的地缘政治学，这是一种正成为全球性的逻辑学，不仅因为已见端倪的各式新武器及远程导弹，还因为最新武器系统的临时体系。就像安德鲁·斯特拉顿十年前的解释：“导弹的进步将减少风险换成了没有留给人类时间去决定干涉这个系统。”
从这可怕的观点来看，强制性的自动化成为先进技术的转换事故。现在，参战只是意味着向强制自动化的事故走去：责任（人，政治）从在战场上做决定转化成操控工业和经济。
因此，战争回到了原来的基础，回到它的本质。通过对整个武器系统制造的模式（设计，编程，制造，使用）产生影响，或会产生短暂影响的秘密渗透，战争渗入操控装置的心脏（政治上的，地缘政治上的，地缘政治学的）。事实上，如果“战争”不再由官方宣布，就像福克兰群岛或黎巴嫩的情况那样，如果拒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的“敌人”，这仅仅是由于相对的战争替代了以前的相对的和平，是因为真正的战争行为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宣言，更多的是国际破坏方式的发展—这自动化的“方式”，是自动化“结束”的序幕，这时，战争机器突然成为宣战机器，一部能看到在我们指间飞过的战争与和平的政治选择可能性的末日机器
这具有启示性的情况，解释了目前关于单边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及时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在美国已将那些和平主义者，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麦克乔治·邦迪、乔治·凯南 以及曾参加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杰拉德·斯密斯 等名人聚在一起。
今天，如果不再出于政治上需要去选择战争或者战场指挥，这是因为在军工和科学设计的核心知识领域里，带着核威慑，早已宣布了“纯粹战争”。
的确，随着阻止了军政领导人对反应和决策必不可少的暂停而获得的速度，战争的概念已成为自主的，战争已成为自动化的—就像武器和交通工具已经使战争蔓延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成为可能。
几千年前的军事家孙子就曾说说过：“兵贵神速”。在典型战争中的受害者们，由于准即时响应次数而变得多余。“政治家”和“军事家”只能倒退到介乎武器设计和他们的现场部署之间。于是，就关于减少战略武器、在欧洲的导弹及最近关于这些装备的减少和为未来战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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