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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译文
区域创新体系、集群和知识经济
本文依据区域科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和创新分析师的发现，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借鉴经验认定和判断的条件和标准，判断是否进行了科学分析创新活动的具体案例是否能指定区域创新体系。文章最后声称，欧洲与美国创新差距的来源在于过度依赖国家干预，导致了主导市场的失衡。因此，未来公共创新支持体系需要广泛发展的同时，个体市场也需要更强大的体制和组织支持。
摘 要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思想和内容。从理性角度出发，这些都依据来自区域科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和国家创新系统分析员所做出的发现。他们观察到企业，企业圈和研究人员在实际创新过程中会通过提出疑问来获得智慧。而因为著名科学家们自传式的理论叙述会在无意中被内化，这些获得的智慧又往往会受到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们强调从理论到实验，从证明到验证，从科学到技术的逻辑进程，但除了这其中的转化问题之外依旧还有许多其他的难题。在本文的第一个部分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作为简要说明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特定生物技术创新系统精确机制的前奏。尽管单个案例仅仅具有启发性而不具备科学上的确定性，但正如卡尔·波普尔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时所指出的那样，单独一个就足以反驳传统思维。
然后，本文转向对经验认识和判断的条件和标准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进行了科学分析，创新活动的具体案例是否需要指定“区域创新体系”，但这在理论上或经验上并不都是如此，尽管马勒巴（1993）是一个典型的例外。本部分的分析具备了程序性的与合理性。就像第五部分的一些分析一样，它是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存在主义表现形式缺陷的一种经验性的自我批评与分析。评论家批评说这只是二分法，在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概念上讲，系统的概念既对又不对；从实际上讲，一个系统可能或多或少是具备系统性的。然而这种批评会将概念分析和实际分析混淆。就概念层面而言，只有经济学家的某些亚种“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特例”，他们很难模拟其他的概念宇宙。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从概念上划分极性就足够了，然后根据系统指标的组合部署最终的框架来描述特定的经验案例。本篇文章相关内容有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布拉克齐克等（1998）里的细节。
如前所述，第五部分致力于进一步的原始二分法。
这说明在区域创新系统研究领域目前依赖的许多欧洲工作中，过度关注都放在了公共部门通过推行政策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软件企业创新的作用。这一政策通常由欧盟委员会跨国管理。尽管各国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此类政策，直到最近其在区域层面上才有了略微的效果。本文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这种行为即是欧洲与美国创新差距的根源，因为这种对公共干预的依赖意味着最简单的市场失败。即使经济学家想要为这样的弊端寻求比“市场失败”更复杂的理解，但如果不能简单地认识到市场，认识到创新服务与在美国的境遇不同，尚未得到欧洲企业家的广泛认可，就容易陷入一方或另一方的监管层面的文化还原论陷阱。无论这是“失败”还是“贵族”的一种，公民对现代工业中就业机会的否认都是微不足道的。未来，不但公共创新支持系统需要广泛发展，私营部门也需要更强大的体制和组织支持来补充。二分法具有一个建立概念研究框架的优点，在该框架内可以进行有用的实证分析，学习和可能的政策适应。
第一章 区域系统的几何 - 关于创新的思考
托马斯·库恩（1962）主要负责严格质疑功能主义和传统智慧对科学进步的看法，尤其是像罗伯特默顿（1962）所发布的那样。库恩提出科学不是以一种理性的，没有价值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创新的微观政治来进行。他能够敏锐地揭示统治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和社会文化性以及克服它的困难和障碍：
在早期阶段开启新模式的人往往需要藐视解决问题所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他必须知道旧模式已经失败，相信新模式能够成功解决许多大问题。（库恩，1962年，第157页）
当然，这是指科学革命，如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从这个新的范例中，人们期望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将能够治疗在药物开发的合成化学范式下无法治疗的疾病。但是，人们不再期待这种激进的创新会从实验室走向病人，正如柏拉图设想的那样，从粗糙的大理石中释放出一种完美的人类形态。
相反，其他关键角色将介入并可能很好地启动创新过程。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美国健赞公司）开发了一种药物来帮助缓解戈谢病最严重的症状。这种疾病通过使骨骼变得脆弱从而完全破坏患者的行动能力。不同于骨质疏松症，它还会影响血液，脾脏和肝脏，使得患者需要永久性地住院。但由于心理能力不受这种疾病的影响，因此只要发现一种能够控制或治疗疾病的药物，一个身体功能正常的人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劳动生活。该公司的DNA重组技术可阻止疾病恶化，患者每年注射该药物治疗可恢复正常生活。在美洲，约5000人会遗传这种疾病，而全世界的患者可能只有1万人。1999年，一位患者的药物注射治疗会花费大概300 000-400 000美元，但对于每位美国患者来说，一年的住院费用是该数额的两倍。因为这其中明显的成本优势，医疗保险公司可以说是这种特定创新的驱动因素。而欧洲却没有相同的驱动因素，例如在英国，效果却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上，最近在该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一直以其高昂的药费为借口不提供创新性流感治疗的服务。
为了让这种“选择机制”的良性效应持续一段时间，位于剑桥和其他马萨诸塞州地区的美国健赞公司与参议员爱德华bull;肯尼迪密切合作，后者是一个对联邦政府健康委员会有影响力的地方代表。该公司起源于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和新英格兰的酶中心。它是与布里格姆和杨、妇女医院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合作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创始成员。该组织资助了国家卫生研究所4亿美元，并为研究和临床试验提供了大量的病人基础。哈佛大学的10名高级教师加入了合作伙伴咨询委员会。当地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波士顿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如果没有生物技术行业的游说通过区域工业协会，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不存在了。
如有必要，在都市地区可提供专业的法律和金融服务，如专业生物技术孵化和技术园区设施。该地区还有280家生物技术公司，商业环境兼具科学和企业家精神。科学和商业合作和承包是显著的。这是世界上领先的集群、区域和部门创新系统之一。当然，它也可以被认为是恶性的，像美国健赞公司这样的公司和其他公司被鼓励去寻找那些具有相对容易获得的遗传密码的少数群体疾病，但这些遗传密码具有很高的溢价，而不常见的遗传疾病具有更复杂的基因。由于生物技术的巨大研究成本，很难看到一个市场模式的创新选择不同的课程。替代方案将包括长期甚至无期的公共资金，却可能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诸如此类的情况被称为“反对癌症的运动”。
波士顿生物技术案例的惊人之处体现于，在马萨诸塞州以及广泛的伙伴关系背景下，本土化、大都市和lsquo;区域rsquo;是多么重要。但非本地的区域、国家或联邦的相互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千禧年前后，波士顿生物技术产业集群的公共研究经费每年接近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联邦政府机构，上至国家卫生研究院下至小型商业创新研究(SBIR)都有参与其中。 而且，即使通过开设区域办事处可以更容易在当地获得，联邦FDA的监管权力至关重要。 最后，美国医疗保健市场和医疗保险行业的巨大力量不容小觑。
然后，从加利福尼亚到欧洲，区域集群和其他创新合作伙伴之间存在全球联系，尤其是在美国健赞公司与荷兰首席执行官的情况下，以及英国的两家酶制造工厂和其他欧洲分公司的运营。它为百健公司、基因机构、昆泰（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服务企）、美国基因泰克公司 、千禧国际集团和其他许多公司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创新，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治理和监管体系。这是采取区域创新体系（RIS）方法的优势。集群中丰富的交互图景可以放在更广泛的全球创新互动的画布上。在接下来的论文中，首先将从这个方法的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与其最为相关的文献，利用这些文献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来论证相关性和重要性。本节的以下部分探讨了某些公共部门基础以及与伦德瓦尔（1992），纳尔逊（1993）和后来的埃德奎斯特（1997）的国家方法有关的RIS可能的多层次相互作用。最后，通过参考仍然较低的欧洲创新率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国市场主导型创新体系，特别是那些涉及所谓的“新经济”产业的创新体系，对这类公共部门重点工作进行了批判。
因为创新系统分析师一直执着于 “国家”经济体，RIS的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库克（1992）发表的论文和第一个在论文中收集的文章(布拉克齐克等人, 1998; 库克, 1998)。这一概念的发展路径几乎完全来自区域科学和经济地理学。事实上，像伦德沃尔（1992）这样的作者对这个概念怀有奇怪的敌意，坚持 “国民经济”理念，并且这种观念现在似乎越来越受到质疑。在英国，关于技术变革和区域发展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例如，奥基（1979年）和美国的里斯（1979年），尽管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早的论文之一是托马斯（1975）。奇怪的是，托马斯，里斯和库克是来自威尔士的。从现在的作者的研究中可以肯定的是，里斯就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科学家一样，在已故的摩根的研究中受到了影响。而托马斯的研究，在佩鲁（1955年）之后，对生长极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与创新研究的联系得以体现。正如库克（2002）所指出的，在安德森（1994）之后，佩鲁在阅读了熊彼特（1975）的”关于破坏性经济变化的研究和激进创新对增长过程的影响”之后，发展了增长极的概念。佩鲁的贡献是强调了达门（1950）所提出的“开发区”的经济区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波特（1998）的产业集群。
在里斯（1979）和库克（1992）的案例中，研究区域创新的举措是不同的。我们注意到，托马斯（1975）的工作影响了前者，但更直接影响了弗农（1966）对产品生命周期的研究，波特（1980）在分析公司战略时也有所涉及。里斯将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扩展到区域生命周期的概念，强调了密集技术区域对创新的重要性，以及低技术强度对那些被称为成熟技术“分支工厂”区域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方面。以及在低创新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问题，这激发了作者的兴趣（例如，库克，1980年，1985年）。事实上，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威尔士正是这些地区之一，尽管它曾经是冶金和采矿行业的全球重要创新者，但毫无疑问，它与源自那里的三位作者的知识兴趣有关。库克(1985)有一个详细的分析的区域创新政策相当新奇的想法和实践，将在政府政策的背景下，寻求应对硅谷和早期技术(IT)行业的兴起，但这个建立“技术区”理论在法国被揭露批判。由此看出，在分散的政府研究实验室周围缺乏系统性的网络发展。相反，如果在集中的政府研究实验室周围，创新就像沙漠中的大教堂，通常是块状聚集而不是分散聚集，也不是通过分拆和分包等活动产生协同效应。结论是，在威尔士这样的地区不适合模仿式，而是应该学习弥补线性、集中和分层增长及技术思维的发展弱点。
另一种选择必须是非线性的、分散的和异质的，这是作者在即将被称为“第三意大利”（意大利，1977）中发现的东西。库克和达罗萨皮雷（1985）与一位葡萄牙同事在葡萄牙的工业区和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合作，分析葡萄牙工业区在创业和创新方面与威尔士的区别，强调了公司间网络的价值，以及对小公司需求做出反应的区域政策。这发生在皮奥里和塞伯（1984）关于同一主题的开创性书籍出版的时候。其他的区域科学家——最著名的是尼安（1981年，1994年）和后来的斯科特（1986）——也开始在新技术区域，特别是在硅谷，写关于这种网络关系的文章。当然，第三个意大利和硅谷都很容易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尽管在几乎所有地方，咨询顾问和技术决策者都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大多数地区的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缺乏创新支持的经验或能力，很少或根本没有高科技产业。但是，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经济成功案例背后，是否存在一个通用的、可推广的模型。为了验证这一点，库克和摩根（1990、1993、1994）开展了一个项目，调查威尔士和巴登——符腾堡地区的区域创新网络。之所以选择后者，是因为它拥有与威尔士类似的、规模更大的由汽车和电子工程以及供应链中的大型和小型企业组成产业结构。除此之外便没有相似之处了，因为德国地区仍然是更加繁荣和创新的。所以这个研究问题可以总结为：什么是特殊成分？这两个区域都可以显示为波特所定义的产业集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行业的公司以及相关机构的地理集中程度。特别是那些竞争但也有合作的领域。”(波特,1998,第1998页)
产业集聚的现象在汽车工业中更强烈，在德国的案例中也与机器工具有关，而在威尔士地区电子产品具有更强的集群特征。尽管这是围绕着外国直接投资（FDI）演变而来的，波特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见波特，1998）。但是，尽管威尔士的电子产品集群可以被认为是“有竞争力的”，但德国汽车公司被认为是更具有内在性的“可生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是理解性能差异的重要线索。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和理论的第一批成果（弗里曼，1987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今的学者邀请这个关键人物到卡迪夫去解决他在地区发展方面的硕士课程。不久之后，伦德沃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创新作为互动过程”的文章，发表在多系等人（1988）的合集中。而双方的思想，尤其是弗里曼和伦德沃尔的在网络间的主动学习，对我们理解和发现并进行比较研究是有用的，他们的国家创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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