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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农户对新农村建设响应的区域差异
刘彦随,陈秧分,龙花楼
1.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协会,中科院,北京100101,中国
2.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型重点实验室,中科院,北京100101,中国
摘要:为了解决农业、农民、农村等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于2005年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新战略。为更好地理解该战略的实际效果,本文基于Kruskal-Wallis H测试对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共586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对这种新农村建设战略响应的区域多样性。结果表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多样性以公认的优先顺序、政策要求、预期的政策效应和行为反应的形式存在。由于地方政策实践与家庭内在需求的偏差,农民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政府援助来满足实际需求,因此新农村建设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因此,需要转变当前的政策重点,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制定科学的新农村建设规则。
关键词:农村发展;农村政策;H测试;中国东部沿海
1概论
自从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中国庞大的农村地区经历了快速和巨大的变化,包括农业生产转型、农村工业化、乡-城迁移、扶贫和社会福利体系改进。然而,与中国的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并不理想。超过一半的人口仍生活在农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8年的3.31:1。这种差异显著增加的背后,是一些日益严重的农村问题,如农业土地损失、环境退化、不完整的农业转换、深度衰退的乡镇企业等。找到切实可行的农业基础改造方式,实现农村可持续收入增长,加快农村建设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2005年中国中央政府制定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农村政策,新农村的发展前景包括先进的生产、改善的生活、干净整洁的村庄、文明的社会氛围和高效的管理。这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具体目标主要集中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劳动质量、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然而,尽管新农村建设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发展战略本身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措施和运行模式。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以来,既有成功又有失败。其实只要政策能够适合当地发展,尊重农民的意愿,维护农民的权益,它就会赢得群众的支持,最终找到适合地方农村发展的出路。然而,无论各级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垄断或干预,其成果都不会持续太久,无法维持其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因此,区域因素和家庭对政策实施的响应,可能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换言之,把家庭的实际需要融入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对象,也是农村发展的主体。
对政府政策的家庭行为反应,包括从行为反应及其测量,区域差异,行为决策,到其理论综述,一直都是国际农村研究的研究热点。一般认为,家庭行为决策遵循的是动机-行为-目标的顺序。因此,科学的政策制定应当反映农民态度的复杂性、地方和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其他农民行为决策的因素。中国作为有着巨大的区域和省级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当地条件和家庭行为反应的关注度不够,一些乡土性政策已然失败,如世界银行中国西南扶贫项目,废除农业税的政策和直接收入补贴种粮农民、退耕还林工程。现在有很多研究关注政策解释、农民的参与、性能评估和实施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其中一些已经强调农民的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农户在不同的地方如何应对主要的中央政策倡议和地方实践尚未系统研究。因此,本文旨在(1)分析农户对新农村建设响应的总体特征和区域多样性;(2)检测农户对新农村建设响应的区域多样性驱动机制;(3)讨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些重大影响。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
根据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研究区,囊括了10个省或直辖市: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地区政策,快速城市化以及人口和工业的集中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因此,中国东部沿海新农村建设的条件是相对成熟的,因为它处于经济发展的先进阶段。同时,农村发展明显的区域分化,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等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家庭应对新农村建设的区域多样性。
根据自然地理的空间分异特征、资源禀赋、文化价值观和区域产业结构,中国东部沿海可以分为三个经济区域,即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图1)。在这三个区域中,中国首都的所在地渤海湾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北部,属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这里的农民深受政治中心的影响,具有自给自足和商业意识淡薄的特点。它拥有最丰富的耕地,但却以其重工业结构而闻名。长江三角洲地区位于中部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是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它比其他两个地区发展得更好,特别是它的非政府经济,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第六大都市地区。中国东南部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缺乏土地资源和经济发展。是由外商投资单位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的。
2.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三种类型的数据,即家庭调查问卷、官方文件和统计资料。这些数据主要是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0月的实地调查中收集的。为了准确反映农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愿望和行为,调查问卷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教育程度、职业等;第二部分涉及农业生产条件、家庭收入和支出、家庭消费等方面的生产生活条件;第三部分是对政策执行和政府服务的评估;最后一部分是农民的态度和建议,如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预期表现等。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法。考虑当地条件的区域多样性、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首先把山东省的六个城市(德州、聊城、临沂、滨州、潍坊和枣庄),天津直辖市的一体地区(东里),浙江省四个城市(杭州、金华、温州、宁波),江苏省六个城市(苏州、无锡、盐城、徐州、连云港、南通),广东省15个城市(潮州、东莞、佛山广州、河源、惠州、茂名、江门、梅州、清远、云浮、湛江、毛清、中山、珠海)和福建省的一个城市(南平)作为调查区域,我们在每个调查城市中随机选取了几个村庄,每个村庄有5到10个农民进行了采访(图1)。在填写问卷的指导下,660名村民被要求匿名完成问卷。最后,我们得到了586份有效问卷,其中190份来自于渤海湾地区,164份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 232份来自泛珠江三角洲地区。
2.3研究方法
Kruskal-Wallis H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用于检测来自不同群体的3组或3组以上的分数,来检验三个独立区域之间的区域差异。它等同于单因素方差分析,但不应用方差分析的正态假设。主要步骤如下:1)对所有组的特定指标的所有数据进行排序;2)计算Kruskal-Wallis H检验统计量。
其中nT为所有组的特定指标的总观测值;Ti是第一组的等级;ni(i = 1,2,hellip;,k)代表的观察组的总和。
该统计量近似于k-1自由度的卡方分布。如果测试统计量是在同一形式的关键区域,那么该组的零假设是可以不用的。
3农户反应特征与区域差异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优化和配置农村资源,实现农村可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毫无疑问,如果政策内容满足农民的内在需求,他们就会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一部分将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并从农民的角度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3.1农户对家庭生产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较好。它不是指代表着先进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而是指代表着让村民满意的文明的社会氛围、文化、娱乐、医疗服务和和干净整洁的农村环境。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对家庭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评价更高。
3.2新农村建设目标优先顺序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有效解决农民家庭生产和生活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主要关注以下农村发展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农村环境污染、农村资源枯竭等。就农民而言,高达39.0%的受访农民将收入增加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环境改善的主要目标(26.4%)。至于社会环境(14.5%)和农业用地稀缺性(20.1%),农民们几乎没有什么顾虑。区域的多样性家庭应对新农村建设体现在以下方面:环渤海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家庭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收入增长的重视程度分别为44.7%和42.0%,明显高于对农村环境改善的关注,分别为23.0%和24.8%;长江三角洲地区家庭则强调农村环境改善和收入增加,其中环境选择(32.1%)略高于收入(29.4%)。
与农户的内在需求和主要政策目标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除长三角地区,中国东部沿海的农民不会将他们对家庭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不满转化为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相应优先顺序(例如,农村环境和文化娱乐是渤海湾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农民不满意的地方,但没有相应的优先级。相反,渤海湾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相对满意的收入水平则成为了第一要务。农民主要关注收入的增加,对农业生产和公共领域的关注较少。根据Kruskal-Wallis测试,这三个区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3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
在分析新农村建设的优先顺序的基础上,研究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具体要求和政府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方面的主要关切,以及政府应优先提供的服务。在所有受访者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政策主要涉及在可以直接增加家庭收入,如发展农村特色产业(30.6%),和增加收入或补贴(29.8%),而较少关注长期发展和公共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1%)和农村环境(19.5%)。农户对政策的具体需求符合其新农村建设目标的优先顺序,而在不同地区,有显著的不同序列。渤海湾地区的农户反应表明,该序列应首先增加投入或补贴(34.7%),然后发展农村特色产业(26.5%),改善农村环境(22.4%),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6.4%)。然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它表明应首先发展农村特色产业(32.1%),然后改善农村环境(24.5%),再是增加投入或补贴(23.7%),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7%)。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需求顺序则是先发展农村特色产业(32.6%),然后增加投入或补贴(31.8%),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4.2%),改善农村环境(11.4%)。通常,发展农村特色产业是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内生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增加投入或减少直接政府干预,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农村发展。如果将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作为市场导向的路径,而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增加投入或补贴,则可以通过比较三个地区的前两种选择来得出农民对政策的具体需求的区域多样性:渤海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强调政府主导的市场机制下的援助,而在长三角地区,市场主导机制是主要特征,在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中,政府和市场都是同等重要的。
县(乡)政府是中央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是决定政策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农民希望县乡政府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推广(38.4%)和农村劳动力培训(28.0%)。由于政府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的时滞和农民依靠就业网络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农民对就业信息的需求(14.8%)和农产品市场(18.8%)不太迫切。从区域上看,渤海湾地区的农民对政府提供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信息的意愿更强烈,希望以此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然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农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的普及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样,该政策要求的区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4 对新农村建设政策效果的认识
根据行为理论,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动机取决于绩效预期和概率。因此,农户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将决定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程度和最终的政策表现。总体而言,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期望较低(表2)。中国东部沿海的受访者中,只有60.2%的人认为政策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认为在短时间内没有效果,没有关于如何建设新农村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政策会带来的比例分别是16.6%,15.6%和7.7%。农民的低期望与政府和学者的高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每个区域,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即75.7%的农民,认为这一政策将使他们受益,而渤海湾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未来进行了较差的评估:只有58.5%和50.0%的农民认为他们会从中受益;而29.0%和26.6%的农民不知道如何建设新农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3.5 对新农村建设的行为反应
在区域发展背景、政策机会和绩效预期的基础上,对农民的行为决策进行了关注。近一半的受访者将家庭收入增加作为行为决策的主要方向(48.1%),其次是实现孩子的良好教育和满意的就业(33.1%),按照政府的指示(11.0%)和发展本地企业(7.8%)。结果表明,在现有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下,收入最大化仍然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农民家庭对政策的依赖也不容忽视,因为在政府的指导下选择的农民仍然有11.0%的家庭行为。区域间的行为决策是相似的,但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3个区域的行为决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中,选择实现儿童良好教育和满意就业的农民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发展民营企业,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
由于近一半的农民选择增加家庭收入作为行为决策的方向,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农民如何提高家庭收入(表3)。我们的发现表明,非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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