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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视角下1970-2008年中日韩三国的物质流与资源产出率分析
摘要: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它们创造的经济奇迹一直被密切关注着,然而环境问题却甚少被一并提及。这三个国家正处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至成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我们在此运用实验性思维去分析它们不同发展条件下的社会-经济代谢情况,全球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本篇研究建立在中日韩三国长时间尺度数据和最新标准化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物质流分析与核算。本文展示并比较了1970年至2008年的物质流、资源产出率数据、多项指标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物质流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在IPAT方法的帮助下得以进一步探讨。本文验证了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率和消费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得益于科技成果的巨大贡献,日本显现出非物质化发展的趋势;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提升,中国仍处在资源消费激增阶段,这主要是由经济和人口因子推动的;韩国具有日本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综合特征。根据研究分析结果和结果背后的资料信息比如工业结构,本文对全球供需链中的价值链定位、以及其如何影响资源利用率和生产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未来高效的全球资源管理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建议。
关键字:物质流分析;资源产出率;IPAT;转型;东亚
介绍
伴随着自工业革命以来急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扩张,全球物质流也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因为诸如中国的新兴经济(Krausmann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2; Xu and Zhang, 2007)。据报道,1980年至2009年间,物质采集量和消费量几乎翻倍(增长了97%)(Giljum et al., 2014)。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同时,物质采集对环境造成了负担。所以,追求可持续资源利用管理对可持续发展来说十分重要。对物质流的深入调查能为更好的政策制定打下基础(Fischer-Kowalski et al., 2011; Garmendia and Gamboa, 2012; Schandl and West, 2012)。
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争议在于不同国家国内现状(例如,资源禀赋、工业结构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经济发展现状的不一致。对于不同的工业模式和经济模式,可持续转型所面临的困难也是不同的。所以,着眼于某个国家团体,并对其物质流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是有益于进一步的资源管理政策制定的(Calvoet al., 2016; Mancini et al., 2015)。在诸多国家中,亚太地区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它也是全球资源消费的关键驱动力(Giljum et al.,2014; Schandl and West, 2012)。作为东亚中三个重要的工业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紧密地相互作用,并展现出三个典型的经济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中国)、初级阶段发达国家(韩国)和成熟的工业化发达国家(日本)。调查它们的物质流趋势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可以启发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达国家的宝贵经验。
对以往的文献作简要综述,一些MFA研究被建立在各种空间尺度上(Brunner and Rechberger,2004),比如国家尺度(Hashimoto and Moriguchi, 2004;Hoffren et al., 2000)、区域尺度(Brunner et al.,1994)、城市尺度(Barles, 2009; Broto et al., 2012)和工业地区尺度(Sendra et al., 2007)。总之,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法(EW-MFA),它是可以对社会经济新陈代谢进行国民核算的成熟方法(Eurostat, 2001, 2007, 2009)。迄今为止,许多国家都完成了MFA研究,包括欧盟成员(如:芬兰(Hoffren et al., 2000));欧盟统计局出版的MFA指导方针(Eurostat, 2001, 2007, 2009);亚太国家,比如日本(Krausmann et al., 2011; Moriguchi, 2001))、中国(Wang et al.,2012; Xu and Zhang, 2007)和澳大利亚(Wood et al., 2009);还有一些其他地区和国家组织(Calvo et al., 2016; Giljum et al.,2014; Russi et al., 2008)。然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或国家之间,物质流趋势和典型模式的分析研究比较则比较少见。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能够为资源可持续观管理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在中国、韩国和日本这些典型经济体中物质流趋势是怎样的?(2)在不同时期,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三个国家的资源消费?(3)在三个国家中,有没有周期规律的物质流趋势模式?可以总结什么样的政策建议?(4)三个国家的区域特性、区域关系和国际贸易特性会怎样影响资源管理政策?
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本文在长时间尺度下分析比较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物质流和资源产出率。进一步的,本文应用了IPAT框架调查了物质流随时间改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另外,本文还通过分析总结发达经济体的周期规律,为像中国一样的新兴经济体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这篇研究的剩余部分主要是:在这部分介绍单元后,第二部分概述了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总体国情,并分析了他们的区域特征;第三部分描述了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数据;第四部分展示了分析结果、讨论和政策建议。最后,第五部分作出总结、展望未来。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总体国情
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广受关注,同时它也是全球资源消费和环境冲击的关键因素。在亚太国家中,中国、韩国和日本是最重要的三个工业国家。
中国是出了名的世界工厂,工业带来了巨量的资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图1)。另外,中国具有和其他典型发展中国家一样的特征:城市化的挑战(Chen et al., 2013; NBS,2011; UN, 2012)。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繁荣经济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资源消耗的关键因素。从供给面来说,加工产业本身是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它们推动了物质的萃取与消耗。从需求面来说,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这促进了工业活动(如:钢铁产业、水泥产业)和资源消耗。另外,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资源利用率和资源回收再利用率都相对较低。据报道,2006年,中国消耗了全球15%的一次能源、30%粗钢和50%水泥,然而它的GDP只占全球的5.5% (Dong, 2011)。2008年,中国的工业废料高达19亿吨,然而它总体的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只有35%,比国际先进水平低了20%。所以,中国的物质流诊断和相应的资源管理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图1.2010年部分国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和制造业附加值
注:GDP以2005年汇率水平为基准
数据来源:2011年BP能源统计;2012年,UN
与中国相似,工业化也是韩国繁荣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工业化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与刺激政策的推动,韩国的经济开始不断增长。60年代至1995年间,韩国的人均GDP从不到100美元(USD)增长到100000美元(Holcombe, 2013; OECD,2012; Park et al., 2016)。在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环境挑战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开始推行“绿色增长”的战略,旨在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OECD, 2012)。随着技术的进步,清洁生产、国家生态工业园区的推行和在“绿色增长”战略指导下的协调废物处理,韩国的资源利用率有了显著提高。它的国内资源消耗从2000年的0.80kg/USD下降到2010年的0.65kg/USD。
日本是工业化处于成熟阶段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高峰之后,日本经济相较于其他两个国家,处于较为平稳的阶段。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和良好的管理(Yarime, 2007),日本的资源能源利用率处于世界顶级水平(由图2可得)。另外,日本坚持制定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的3R战略,并为在国内打造完全物质循环(SMC)的社会而致力于推行高层次的政策理念。
图2.2007年资源利用率对比图
注:设每单位日本GDP的资源消费量=1.0
数据来源:2010,ANRE
上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是本文研究的初衷之一。再次强调中国、韩国和日本正处于三种典型的发展阶段(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初级发达国家和成熟发达国家)。由图三可见,从人均GDP考虑,中国发展十分迅速;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而韩国则处于一个中间的发展时期,仅处于初级发达阶段。因此,调查这三个国家的资源消耗和利用率能帮助不同国家的决策者,另外也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国家更好地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
图3.三国人均GDP变化图
注:GDP以2005年汇率水平为基准
最后,本文讨论了三个国家的地域特征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贸易特征。据说如今因为全球化的影响,经济体之间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因此改进资源可持续管理需要考虑比单一国家更大的范围。像全球进出口地位、国际贸易和双边贸易等因素对资源消耗和未来的资源管理战略有深刻的影响。
从全球资源进出口角度来看,中国到2010年为止已经是最大的原材料净出口国,排在其后的是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由图4可见)。在进口商品中,黑色金属和化石燃料(石油与煤)尤其多。这一情况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正在建设其迅速增长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尤其是推动城市化进程所需的房地产)。日本和韩国的资源进口结构较为相似,以化石燃料为主。所以,本文对比这三个国家的资源消耗和利用率是有意义的。
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际贸易特征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如上述讨论过的,这三个国家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它们都有庞大的工业,因此工业产品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商品。图5总结了中韩日之间和与其他国家贸易的进出口情况。总之,从2000年至2010年,三国的双边贸易有很大的增长,说明它们的经济关系也有增进。至于贸易商品分类,机械装置和电子产品是这三个国家的主要贸易商品。但是中国还进口大量的金属和矿石,它们价值较低,对环境影响也更大。这也就需要国家资源管理的深入思考。
图4.全球前10位资源净入口国和净出口国
数据来源:在http://www.materialflows.net基础上修改
- 中国
- 韩国
- 日本
图5. 2000年、2005年、2010年中韩日三国的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WITS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wits.worldbank.org
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对中日韩进行了长时间序列的标准物质流分析,分析过程严格遵照MFA框架体系,并根据MFA结果进行了后续的IPAT分析。
-
- MFA框架与指数
MFA是分析特定系统内的物质流的方法(Brunner and Rechberger, 2004; Eurostat, 2001;Wang et al., 2012)。其基本理论是物质守恒,表示物料守恒的规则。作为工业生态学的基本分析手段,MFA能够深刻剖析社会经济和工业新陈代谢。MFA被广泛应用于诊断资源利用效率,以支持改进规划和资源可持续管理的设计。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法(EW-MFA)被用于分析国民社会经济新陈代谢已经十分成熟(Eurostat, 2001, 2007, 2009)。
本文主要是依附在EW-MFA框架和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方法与指导方针上(Eurostat, 2001, 2007, 2009)。另外,本文引用了近期相关的研究(Fischer-Kowalski et al., 2011; Schandl andWest, 2012;Wang et al., 2012)挑选出分析的主要指标。概括地说,MFA基本指数是:国内物质消耗(DMC)、国内开采量(DE)和实物贸易平衡(PTB)。基于这三项指标,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代表资源产出率的衍生指标。最后,本文基于MFA指标绘制环境库兹涅特曲线(EKC),然后详细描述了具体指标的特征与应用。
(1)国内物质消费(DMC)指的是系统内经过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耗,包括工业与建材用矿物、金属矿石、生物质资源和化石燃料。它等于国内开采量(DE)加上进口量再减去出口量。这项指标能有效地体现国家或地区范围的资源消耗总量。
(2)国内开采量(DE)是表示来自于自然环境、用于国内经济活动的资源投入的指标。它相当于每年从国内自然环境中萃取的原材料总量(通常剔除水和空气)。这是表示国内资源勘探的重要指标。
(3)实物贸易平衡(PTB)是衡量实物贸易顺差或逆差的指标。它等于进口额减去出口额。这项指标能很好地表示全球资源流向,并体现一个国家在资源供给上的独立性。
(4)基于DMC的资源消费强度指标:除了数量,资源消费强度也很重要。在DMC的基础上,本文还分析了人均DMC和DMC与GDP的比值。它们是描绘资源消耗强度的重要指标。
(5)效率指标:资源产出率是被用作是效率指标,表示每单位资源消耗所生产的经济产出。它也是最常用来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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