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复仇与法律
摘要：中国早期经典已强调了复仇道德、政府角色、复仇合法性以及尚未成熟的仲裁形式。唐宋时期，开始在有 限的法律结构中重建复仇法律。明清时期，注意 “私和”与 “解救”法规的严密化。复仇与长期敌对有区别。封建社会 晚期，复仇仍被视为高尚而道德的行为。
关键词：复仇主题；法律；法制史；传统文化
对于我们来说，复仇听起来颇为野蛮。我们已习惯了将复仇看作是被现代法律发展所解决、代替，或与我们无关的东西了，它不过是作为一种好奇而徘徊在世界边缘。贝瑟姆评： “从种类上看，情感激烈的年代总是在情感理智年代之前，于是愤怒与复仇便主宰了最早的刑法。”这段评价仅仅是许多强调复仇荒谬、颓废以及对复仇厌恶的观点之 一。在基督教的社会道德教义中，复仇的这种贬值现象也同样根深蒂固。在那种道德王国里，禁止使徒复仇的戒律具有极大影响力： “朋友们，不可以自己去复仇，宁可让上帝愤怒替你伸冤，因为 《圣 经》称： lsquo;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rsquo;” （《罗马书》12:19）总的来说，关于复仇的原始性的观点，已变成了合理发展的阶梯式理论的基础，而对复仇的禁止也随之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复仇观与我描述的截然不同。为报复而复仇可以唤起人们普遍理解，而不是偶然的怜悯。在中国，这种现象甚至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复仇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经久不衰、引人注目的主题。然而传统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受复仇支配的社会。复仇不是一件日常琐事，而是关系到一些深奥问题。复仇在法律中的地位问题即其一。在传统中国，复仇不仅不被法禁，而且在明清时期法律条款中，一定类型的复仇行为可以免罪，甚至给予其滋生的环境。这种文化现象与欧洲法律之间有着惊人不同，它使人们立刻对20世纪以前，这种现象给中国法律带来的总体影响产生好奇心。尽管西方法律观念中，复仇处于低贱的地位，在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中国的立法者 “原始”或 “未开化”，因为他们并没有将复仇一事完全排除在法律范畴外。恰恰相反，他们在法律中十分精确地阐释了复仇的社会过程，并且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认真履行这项法律。如我以下要说的，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复仇并不是微不足道，而是关系到皇帝进行审判的全部观念的核心问题。为了完全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首先摆脱、或至少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既包 括对复仇本身，也包括对法理学固有本质的偏见。认为中国缺乏法律观念，或者充其量只是一种未获得充分发展的观念，这一观点，部分是受法史学家、社会学家 （尤其是韦伯）的著作影响而变得普遍的。据我所知，大量证据，特别是法规本身都驳斥了这一观点：几乎没有多少支持者。无论比较法史学将走向何方，在发展分类学含糊的帮助下产生无根据的文化对比，将成为并应成为历史。中国法律观念的本质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但它几乎还没有开展起来。作为一种为这项事业添砖加瓦的尝试，这里我便以复仇为切入口，研究中国法理学领域的这一部分。我的具体研究步骤是，探索复仇如何在传统中国成功转变为一种明确的合法观念。在概述古代文献中有关报复的疑问后，仔细分析一下唐宋时期关于报复的四种重要主张。在第三部分中，我将提出这样的观点——这些文章为明清时制定有关复仇法律提供了更加 “严密”的解释基础。最后，我将讨论为复仇创立一个独立的法律领域的意义，并附些引发长期冲突的简要材料来支持它。
一、早期载录中的法律观念
最初有关中国 revenge （复雠、复仇）习俗的证据，主要来自《礼记》、《周礼》以及《春秋公羊传》。通过这些早期文献来识别复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来源，无可质疑。而详细讨论这些文献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的反映当时现实（约公元前 3、4世纪），也无意义。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其既代表当时行为和观念的标准，也是用来规范行为和观念的，它们是后世中国人有效地创建法律的原理。这些文章的文化分量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在它们与含有道德意义的事件的联系上。从早期文献中得出的第一条原则可以总结为：如果某人父母被杀，他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报复。的确，他这样做是正常的，而且他必须这样做。这点，可见《礼记·檀弓》开篇：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hellip;hellip;”
这段话经常在同一文献《曲礼》以短评方式缩 写：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即，极大的困惑感和愤怒感立即变成了一种 “正常”而又道德的强制性命令。这种在人的本性和文化上的一致，是早期 中国复仇的凭借基础。关于复仇，中西方观念上的巨大差异莫过于这篇文章与上面引述过的《圣经》之间的差异了。在中国，“天”不过是一种陪衬，真正的事件发生在人与中国的 “邦”之间，即秦统一前和统一后的 “国”，国内官员以及一些可以从各方面索取的合法权利。
正如我们所期待的，国家在这里是引人注目的部分，它主要任务之一是要解决社会上严重的破坏行为。《周礼》部分地将这项任务落在 “抚慰者” 或曰 “调人”的官员身上：“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总之他 如此解决问题：“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目氐 （视）父；师长之仇，目氐兄弟；主友之仇，目氐从兄 弟。” “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周礼注 疏》卷十四）。
值得注意的是，据此，仇恨（如谋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否则就会带来混乱。一个怀有恶意的外人，对某人亲近的家属圈侵犯越严重，圈内的其他人就会采取更猛烈的反击，使他离得更远。换句话说，被害的亲属圈侵犯越严重，圈内的其他人就会采取更猛烈的反击，使他离得更远。换句话说，被害的亲属越近，凶手被放逐的地方就越远。总之，侵害的程度和解决方法是通过亲近关系和空间距离来表达的。在《周礼》中还可发现更多 《难题》，其中包 括出于非正义和非正当动机的复仇。其中 “义”字 未加限定，这是翻译中的难题，因为道德、义务、行为准则的实现，人类正常的感受，甚至荣誉感都包括在内。我们无法用过于精细或专断的方法去辨析，如此徒劳无益。由于对 “义”定义不同，正义复仇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持久重要性的一个问题。于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便是其他人如何看待复仇者，如何对待复仇者。在此后几个世纪中，人民对复仇是为了伸张正义的观点有所非议，于是对于现实中这一观点的实现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更加令人困惑了。
在本文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关于复仇的现实 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复仇在中国不是 （即使现在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只涉及犯罪者和复仇者两方面的问题。它深受第三 “参与者”，即国家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复仇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根本上不一致。简单地说，就失去亲人的个体而言，他将注意力放在仇人身上，而邦国却不得不对犯罪者和复仇者一起加以控制。这些利益对双方来说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却在广度、持久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
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对结构一致性的缺乏会导致完全的对立状态。一旦 “官方”的行为只对 “难 题”中的一部分负责，怎么办？经典《春秋公羊 传》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也。”（定公四年）以评述公元前 (世纪伍子胥报复楚王故事为基础，在当时背景下，该文将复仇降低为专断与公正的死刑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表明了其中存在着邦国行为所采用的真理或公正的标准。对于复仇来说，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证明伍子胥处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否则我们就可以肯定邦国（或故事中的君主）的行为是有效的。个人的复仇从另一方面说可以导致混乱，政治意义上的混乱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 在个人意义上的混乱将导致复仇循环往复，如长期的敌对。我认为，这点就是 “推刃之道”的涵义，复仇之刃既无用又危险。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世系都将对其中一名成员的不幸负责，便可理解当时对混乱的恐惧程度了。
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一桩不牵扯任何大事的简单复仇，也包括三个可能出现的阶段——起因、复仇行为和解决方法。在每个阶段中，都会发生多种可能性。参与者们在其中不是单独地一次性行动，而是继起的，因此参与者们受他人行为影响极大。复仇的这种过程，大大地增加了其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因素明显地导致了各种各样妥协的规定的出现。我认为，在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周礼》中的 “上报”过程。“上报”是属于第二个阶段的，即复仇的行动阶段：“凡复仇者，书（报告）于士，杀之无罪。”这一段需加说明的 省略文字：第一，向官方报告复仇的目的是给官方机会让他们把此事作为杀人案，从而作出适当的反应。第二，通过报告，复仇者会被视为无罪，只要官方没有用一些含糊的态度作出不太令人满意的回答。
此后几个世纪中人们常常以此经典进行解释，它看起来是给双方都加上了义务的重担。而加在复仇者身上的也许更重。实际上，类似的上报过程，在Tokwgawa时代也被使用过，但在中国，这种过程却非同寻常。如果完全应用上报的过程，那么复仇者将降低对复仇行为的控制能力。等待时机、谋划过程、尝试并失败，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最终复仇雪恨——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第二阶段——这些毫无疑问地取决于复仇者对时机的把握能力。如此，随着复仇计划的暴露，复仇者便可能失去把握，其行为也会遭到挫败，或推迟复仇计划。在复仇过程中，由于向官方妥协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只产生了简单的前兆，于是它使前面提到的问题更复杂了。
这里我们集中讨论四点：复仇的道德、政府的角色、对复仇合法性的推断，以及尚未成熟的仲裁形式，它将像一幅草图一样描绘出早期的中国复仇。尤其值得一提的，与谋略、完善计划、操作各个角色等等相比，复仇外在的预见性和规律性是很有限的。在汉代和三国时期 （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前200年），史书所载复仇事件都证明了这种“自由行为”的范畴。其中一些是著名的警世故事，但绝大部分是无名之作。与其一一重述前人的警示，我们不如从总体上描述一下故事间的差异。
首先是角色问题。早期中国的 “复仇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与之有关的人（如家族），或是一个可转移责任的人——朋友、杀手，或专门实施复仇行为的人（武侠）。 “被复仇者”可能是与复仇者关系或亲或远而地位、辈分不定的人。种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复仇。这些情况的不同有性质上的（暴力及非暴力——怠慢、误解、侮辱），形式上的（直接公开或间接曲折，如通过别人的行动或对复仇对象的替代品——坟墓或尸体进行）以及途径上的——私人怨恨或官方的不公正。复仇行为阶段可能是直接集中的，或是分散的，并一直扩展到与原犯在某种程度上有关的其他参与者。有时，复仇也会产生反作用，从而使意志消沉了的复仇者自杀或颓废。结果，复仇行为便从决定是私下行动还是公开行动，到犹豫不决或轻易失败——最糟的也许是引起了一种长期淤积的憎恨和事后的灾难，而复仇的解决方法也因这一过程而不同。
断续的原始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复仇的复杂性。作为一种不自觉的社会活动，这种复杂性便成为了早期中国法律无法控制复仇的主要原因。确切说，从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必定会引起一些进步或改革发生。这些改革是在一个本质上更加统一的王朝中，针对早以过时的复仇而后放逐方法进行的，对于这点，汉法中最明显的缺点，是由于复仇受到普遍赞扬而使汉朝官员回避法律问题。有时，政府甚至公开地同情复仇者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人们给予复仇者如此之高评价的原因尚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公元前1世纪前后，祭礼的盛行和东汉中央集权的削弱，使复仇者变得可以接受了。
在前面几个世纪中，法律明显缺少的是关于复仇的官方法规。一方面，复仇与重要的法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被指明——特别是它与谋杀的禁令间的关系。这项禁令是汉朝第一位皇帝（公元前206~8年）在汉初作为对法律的一项重要修改提出的。 即，公元2世纪后的 “轻侮法” （参见《后汉书· 张敏传》），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允许以受到自尊心伤害的父母的名义进行暴力性的复仇。正像当时一位敏感的官员提醒后汉皇帝那样，这种离奇的规定是为蓄意杀人敞开了大门。最后，这种超自由的“轻侮法”被废止，然而复仇在何种情况下值得怜悯仍未明确。
三国时期（公元3~6世纪按，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采纳了另一种方法。魏国 （220~265 年）开始确立有严格限制的复仇禁令。最严厉的是在拓拔氏北魏王朝时期的诏告，它强制性 地对复仇者本人及其亲属，甚至是可怜的邻居处以死刑。这些法规虽过于苛刻，但其严厉性和强制性却动摇了现实生活中的复仇行为。在公元6世纪中叶，中国的北方重新将复仇归为杀人罪之列，但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调整能够杜绝这种不自觉的社会活动。
二、中世纪关于复仇的法律观点
编撰法律是5世纪80年代由隋朝引入的，并在公元7、8世纪时被初唐皇帝采用。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重要改革。这一成果，从范围和适应性上在东亚都是史无前例的。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无可否认的重大意义，并对此后中国法律十分重要。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法规的制定与唐朝国力的建立及巩固有关。至此，法律在这种长期不自觉的活动中的作用才得以评定。这种评定完全考虑了朝廷的要求—— 这种要求虽很重要，但它并不意味着唐朝有能力实现这些要求。唐朝法规（《唐律疏义》）有时通过对 基本准则有意加以严肃论述，给人一种论述终结的印象，而实际上在唐朝还存在许多用法律无法说明的社会现象。
最初的观点是认为复仇合法。将社会现实存在和法律思想结合起来的是原始资料，而非法规本身。这里我们分别讨论一下唐朝的陈子昂 （661~702年）、柳宗元（773~819年）、韩愈（768~824年）和宋朝的王安石（1021~1086年）对复仇的法律观点。这四位是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散文家，毫无疑问，有事实足证其文章在此后的卓越地位；然而，它们作为法律思想而进行规范的价值更大。这些观点，不仅被此后的中国立法者作为参考，而且对那些于法律有兴趣的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例如著名的日本学者OgyuSsrai（666~1728年）写 的 《对明法语言的评论》、韩国法律官员处理 (1736年的一桩复仇案，以及 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起草的复仇禁令。
陈子昂与象征性的妥协。在唐法控制下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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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ge and the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by MICHAEL DALBY*
Vengeance to us has the ring of savagery. We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regard revenge as something the growth of modem law has solved, displaced, or made irrelevant. At most it lingers as a curiosity on the fringes of our world. Benthams comment that In the species, as in the individual, the age of passion precedes that of reason. Anger and vengeance have dictated the earliest penal laws. is but one of many opinions stressing the irrationality of vengeance, its undesirability, its obsolescence. This devaluation of revenge was no less solidly grounded in Christian sociomoral teachings.
In the ethical realm, the apostolic prohibition of vengeance was to prove immensely influential:
Dearlybeloved, avenge not yourselves, but rather give place unto wrath: for it is written, 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saith the Lord. (Romans 12:19)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ness of vengeance has become fundamental to stage-theories of leg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Its suppression accordingly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one benchmark of civilized society.2
Chinese ideas about vengeance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the ones I have just sketched. The act of revenge in retaliation for murder awakened an attitude of popular understanding, and not infrequently sympathy, in China, even down into the present century. Vengeance has been an ever-popular dramatic theme in Chines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1. Jeremy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III, 10. 2. Moore, Sally Falk. 'Legal liability and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some aspects of strict liability, self-help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 Max Gluckman, ed., The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1972), 51-59.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literature. And yet traditional China was not a vengeance-ridden society. The issue transcended simple categories. It was not an everyday affair, and it raised some profound questions.
One of these is precisely the question of the position of reven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w. In traditional China, not only was vengeance not legally obliterated, but on the contrary, certain sorts of acts of revenge were excused or even fostered under provisions of the imperial codes of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644-1912) dynasties. This is so striking a cultural difference from European law that one quickly is led to wonder about its consequences for pre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aw in general. Despite the lowly status of revenge in western legal thought, however, there is no sense in which the framers of Chinese law ought to be considered primitive or underdeveloped in their thinking because they did not dismiss vengeance altogether from their purview. Again quite to the contrary, they exercised great subtlety in construing the complicated social process of vengeance in terms of the law, and they took enormous pains to apply that law carefully. As I shall suggest below, this was because revenge for them was not a trivial issue, but one that touched the heart of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f imperial justice.
To understand the dimensions of this, we must first put aside-or at least acknowledge-our own cultural biases both about revenge and also, more important, about the inherent nature of jurisprudence. Partly derived from the work of legal historians and sociologists (especially Weber), the notion has gained currency that China lacked a tradition of legal thought, or at best had a stunted one. 3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especially the codes themselves, 3. Chinese law, and from time to time so-called Asian law, played a role in structural contrast to the law of Webers own time and place-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Germany-and more generally to the civil law tradition ultimately received from Rome. In my opinion, such contrasts implicitly required a taxonomy of social systems and led to value-judgments, for all Webers attention to,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direction of, objectivity. Categorization pervaded Webers work on law, from the most general level on down. For example, he established a basic analytic paradigm crossing concepts of relative formality, rationality, and (in part) logicality. [See comments of the editors in Weber, Max.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d. Max Rheinstein, tr. Edward Shils and Max Rheinste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xlii. Whereas modern continental European civil law was rational, formal and logical,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was for Weber irrational and nonformal-a sort of fireside equity, as he put it (ibid., 264-65). In fact, as I think this article will show, Weber was wrong to describe Chinese law this way, but the encompassing question concerns the nature of his categories themselves. They were not useless, but they were not objective either, and in the Chinese case at least they had the effect not so much of establishing true comparability as of exemplify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ocentric discourse on the ranking of civilizations. Vol. XXV REVE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argues against this idea; very little supports it, so far as I can see. Wherever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aw may be headed, the days of gratuitous cultural contrasts in the implicit service of developmental taxonomy are, or ought to be, in the past. The nature of legal thought in China is the object of a scholarly inquiry that has barely been begun. As an attempt to contribute to that enterprise, here I shall investigate one part of the realm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 through the point of entry afforded by revenge.
My specific procedure will be to trace the way in which vengeance was made a successively more refined legal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a. After outlining the problematic of revenge in texts of the classical period, I turn to a close analysis of four crucial legal opinions on r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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