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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Bus. Strat. Env. 17, 120–136 (2008)
Published online 10 July 2006 in Wiley InterScience
(www.interscience.wiley.com) DOI: 10.1002/bse.506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Stephen Brammer and Stephen Pavelin
University of Bath, UK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摘要：许多公司都选择通过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来传达他们的环境策略。本研究考察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大约450家大型英国公司的自愿性环境披露质量的情况。本文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分为五个层面，包括环境政策，环境目标和环境审计等，主要从这五个层面研究企业和行业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其经营活动的性质，即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于大规模的企业以及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行业中的企业中。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媒体曝光对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没有任何作用，这与前期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反。
引言
许多公司都选择通过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来传达他们的环境策略，这引起了大量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的出现。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的是合法性、竞争力度、战略政策以及财务因素在影响企业的披露行为和披露质量中发挥的作用（Verrecchia，1983; Trueman，1997; Hughes and Sankar，1997）。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得出企业披露的信息可以根据其主题（例如收入预测、销售预测、高级管理层的任命、社会和环境政策及影响等）以及披露的媒体（Skinner，1994; Cullen and Christopher，2002; Sinclair-Desgagneacute; and Gozlan，2003; Cormier and Magnan，2003; Campbell，2004）进行有效地分类。
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良好记录加强了其在消费者、投资者、雇员、债权人、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中的良好形象，这与企业环境报告的披露率和披露的精密性相吻合（Gray et al.，1995; Campbell，2004）。如今，大多数大企业都自愿提供有关其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信息以及公司内部对这些影响进行管理的方式（Gray et al.，1995,2001; Hackston and Milne，1996; Deegan and Gordon，1996）。因此，学术界也对企业环境披露的动机和后果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其中大部分都是对企业年度报告或单独的环境报告的披露率和内容进行的研究（Robertson and Nicholson，1996; Hackston and Milne，1996; Guthrie and Parker，1989; Patten，2002a; Gray et al.，1995; Campbell，2004）。
企业的信息披露减少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它使得企业向各种外部利益相关者传播与企业价值相关的信息，并借此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且主要是融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例如股票分析师，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对该企业财务前景的看法。具体来说，环境信息披露通常被认为是企业为了减轻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的监管压力和制度压力所提前做的预防措施。未披露此类信息可能会降低企业管理层对未来投资机会的判断力（Watts and Zimmerman，1978; Shane and Spicer，1983）。
实证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因公司、国家、行业和时间而异（Gray et al.，1995,2001; Hackston and Milne，1996），且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系统地由企业和行业特征决定（Patten，2002a，2002b; Cormier and Magnan，2003; Hackston and Milne，1996; Belkaoui and Karpik，198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之前关于自愿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都受到一些众所周知的局限性的限制（Patten，2002a; Ullmann，1985），这可能导致现有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Ullmann，1985; Gray et al.，2001）。具体而言，众所周知的局限性包括抽样、自愿环境披露质量的计量方法以及统计方法。例如，之前的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数量较少，且这些样本企业在企业规模和所在行业中只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差异性，即前期研究只关注大规模的企业（Gray et al.，1995,2001; Clarke and Gibson-Sweet，1999; Guthrie and Parker，1989）和对环境最敏感的部分行业（Ingram and Frazier，1980; Freedman and Jaggi，1988）。
前期文献中主要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识别和评估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水平。其中一种方法只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是否披露，而不重视其披露质量（Clarke and Gibson-Sweet，1999）。另一种方法主要是对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细节性的内容方面的分析（Robertson and Nicholson，1996），这种方法能够反映出环境信息的性质，但仅适用于对较少数量的公司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综合了这两种方法，他们将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字数和句子数量，环境信息相对于年报中所有信息的比例作为测度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方式（Hackston and Milne，1996; Guthrie and Parker，1989 ; Campbell，2004），或将环境信息内容分为一系列既定的类别，以此来计量其信息披露的广泛度（如Cormier and Magnan，2003）。但是，采用这些方法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司间的差异和披露风格以及页面和字体大小的问题（Hackston and Milne，1996），和简单地以相同权重对各类别的环境信息披露得分进行加总的问题。
关于计量方法，许多早期的研究可能选择了一种不适当的估计方法（通常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它与从内容分析法中收集到的分类数据不匹配，参见Patten，2002a）或未能充分控制公司规模、行业和其他潜在的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例如广泛使用二元变量来表示整个行业在环境表现方面的水平高低（Hackston and Milne，1996; Patten，1991,2002a; Roberts ，1992），这种方法不仅将信息披露中的横向和纵向变化限制为二元效应（当真实模型可能更加丰富时），而且还特别容易受到操作误差的影响。
本文考察了447家英国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的差异。本文的研究有三个实质性的贡献。第一，我们将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从环境政策、具体的环保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定量影响、设立的环保目标和是否经过外部审计五个层面进行量化。然后我们分别分析这五个层面的披露率，从而避免了早期研究中存在的对所有不同类别进行简单加总的做法，并可以从五个不同的层面分析其分别受到的各因素的影响。第二，本文选取的样本比以前采用的样本量更大，选取的行业也更多样化，这样可以比以前的研究更加全面地探索企业和行业特征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第三，我们采用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以更好地与因变量相匹配。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和其经营活动的性质，即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于大规模的企业以及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行业的企业中。此外，与近期研究结论相反，我们发现媒体曝光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自愿披露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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