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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基于五因素理论的财务舞弊识别
杜梦霜 中国光大信托战略研究中心 北京
摘 要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频繁发生，已经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Luckin Coffee最近承认编造了价值22亿元人民币的交易，并收到了纳斯达克的退市通知。可见，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现和分析不仅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投资者非常重要，而且对监管机构也非常重要。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取了因虚构利润而被处罚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以犯罪理论为规范分析的基础，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了财务舞弊识别模型。最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治理措施。
缩写:NASDAQ: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表；犯罪；捏造，方法，动机，监测和结果
关键词 公司治理；五因素理论；检测；财务欺诈；回归分析
第1章 引言
如何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风险已经成为公司治理中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被视为公开市场交易中的商业语言，其真实性直接影响交易各方的实际利益。最近，Luckin Coffee的财务报表舞弊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2020年1月，著名卖空者浑水研究公司(Muddy Waters Research)声称，它收到了一份89页的匿名卖空报告，报告指出Luckin Coffee犯下了数据欺诈行为。4月2日，Luckin Coffee宣布其在2019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报告中捏造了价值22亿元人民币的交易，并相应地虚报了相关成本和费用；该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在同一天的盘前交易中数次触发熔断机制。暴跌高达85%，从而导致投资者的财富大幅缩水。6月27日，Luckin Coffee发布公告，宣布于6月29日暂停其在纳斯达克的交易，并提交退市申请。在过去10年中，中国证监会累计发出了3000多份行政处罚函。其中，由于违反规则带来的高利润和低违规成本，财务欺诈成为资本市场的主要问题。实际上，财务舞弊的频繁发生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财务舞弊操作的系统运作、处罚和惩罚机制的不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管理的不规范等。
然而，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对企业的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其他原因更大。一方面，这种行为严重误导了公司财务报表使用者做出相关的投资决策，因为这些决策是基于虚假的财务信息，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由于识别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难度大、缺乏及时性，相关监管机构的处罚具有滞后性，可能会给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资本市场秩序严重混乱，资本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原则遭到破坏，投资者信心遭到打击。上市公司财务欺诈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千方百计虚增收入是最常见的方法。资产减值准备不足也是创造利润增长的另一个常用伎俩。因此，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识别财务欺诈的依据尤为重要。
由此可见，识别和防范财务舞弊行为，并制定治理措施，不仅对公司内部的管理层和外部的投资者，而且对监管机构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识别财务报表舞弊风险，提高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恢复广大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净化资本市场环境，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这一问题亟待研究。
第2章 文献综述
通过对财务舞弊相关文献的分析和研究发现，财务报表舞弊的学术研究大多源于舞弊动机的分析，西方财务报表舞弊研究经历了从规范分析到实证研究的过程，其中财务舞弊动机的规范分析代表了舞弊识别和相关治理研究的起点。本文从财务舞弊动机研究、财务舞弊模型研究、财务舞弊识别研究和财务舞弊治理研究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
2.1 财务舞弊动机研究
舞弊动机理论一直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欺诈动机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特别是Dechow、 Howe和Beneish。该研究表明，公司财务欺诈主要是以下四种类型的原因而诱发的——管理层的财务压力、公司获得融资的需求、高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公司粉饰业绩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对财务舞弊动机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包括以下理论内容:双因素或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风险因素理论和犯罪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财务欺诈的双因素理论，也称为冰山理论。这最初是由Bologna和Lindquist (1995年)提出的，分别从两个方面描述欺诈现象:结构和行为。可见的“冰山一角”代表结构部分，而不可见的部分，巨大而隐蔽，代表行为部分。该理论表明，要判断上市公司是否发生了财务舞弊，不仅要观察其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完善，还要观察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指标压力，是否存在导致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因素。根据这一理论，应更多地关注更危险的隐藏部分，需要通过专业判断和分析以及对人性的探索来识别欺诈风险。
第二个理论是舞弊三角，最初由美国学者W. Steve Albrecht于1995年提出。认为公司财务欺诈行为的发生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即压力、机会和借口，这三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压力包括财务指标压力、融资压力、股东压力等。机会包括不一致的内部系统导致的欺诈漏洞，或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时机错误而为欺诈行为创造的机会；借口是指将这种行为视为临时紧急行为而非欺诈行为的自我说服。
第三种是GONE理论，最初由博洛尼亚于1993年提出。在这里，公司会计舞弊被认为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影响，包括贪婪、机会、需求和暴露，这四个因素是相互作用和不可分割的，共同决定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可能性的大小。这四个因素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同时发生。根据这个四因素理论，只要四个因素——内在贪婪、欺诈机会、现实需要和不暴露——在一个环境中同时出现，欺诈行为就会发生。
第四个是财务舞弊的风险因素理论，它是在博洛尼亚等人提出的四因素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的。他们对舞弊风险的研究是在他们所划分的个体风险因素和一般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个体风险因素是指不受控制的、个体不同的风险因素包括职业道德水平和实施欺诈的动机。一般风险因素是指可控的风险因素，包括舞弊的机会、暴露的可能性和暴露后惩罚的强度。如果上述两类因素同时起作用，同时公司经营的决策者认为舞弊的收益高于舞弊的成本，就可能做出实施财务舞弊的决策。
第五个是“CRIME”理论。虽然不是主流的舞弊动机理论，但该理论以更全面和系统的方式从五个方面分解和描述了金融欺诈行为。它包含了一定的理论价值，构成了本文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是由Zabihollah Rezaee在其2005年的著作《财务报表欺诈的原因、后果和威慑》中提出的，在该著作中，Rezaee用首字母缩写词CRIME来描述财务欺诈行为，其中:
C代表捏造，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通常是在公司运营决策者的参与、同意甚至鼓励下篡改财务报表，通常包括这些公司的决策执行人员，如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董事长等。
R代表方法，代表各种欺诈计划，通常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的粉饰、错报和遗漏的直观方式反映出来，识别这种欺诈需要外部审计师卓越的专业能力和最高的道德操守；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是识别此类骗局的方法之一。
I代表激励，这解释了许多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欺诈的动机。这通常来自于公司为了满足市场对其利润的需求而感受到的超出自身盈利能力的压力，这使得公司的决策者冒险沉溺于欺诈行为；它以最直观的方式表现在公司的各种财务指标上。
M代表监控，表明内部监控与外部监控相结合的各种监控模式所达到的监控强度的大小，是防止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重要因素之一。
E代表最终结果，它反映了公司股权变动的结果可能是由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引起的，它也为识别可能的财务舞弊提供了依据。
梅峰、葛伟立、罗淑青和特里·谢夫林在2010年的研究发现，尽管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执行官都可能受到股权激励的激励来操纵会计，但对于权力更大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股权激励的动机更高；因此，首席财务官进行财务欺诈的主要原因是来自首席执行官的压力，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财务利益。Mine Omurgonulsen和Ugur Omurgonulsen在2009年进行的研究发现，金融欺诈的重要原因包括法律漏洞、政府监管不力和司法执行不力，此外还有股东和高管。此外，在2008年，Mary Low、Howard Davey和Keith Hooper认为金融风险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不足是金融欺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2 财务欺诈模型研究
学术界对财务舞弊模型的研究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首先，关于欺诈相关性，Susan Lynn Parker(1997)调查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活跃程度，并将其与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相关联，发现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和规模与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活跃程度负相关。换句话说，如果一家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能够做出更独立的判断并更积极地行使权力，那么财务欺诈发生的风险就会更低；否则，欺诈发生的可能性会更高。
第二，关于欺诈阴谋的研究，美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人委员会（COSO）于1999年发表题为《舞弊的财务报告：1987-1997 对美国上市公司的分析》随后在2008年，Beasley通过分析选定的欺诈案例研究和控制样本，对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进行了研究，并对独立董事的选择及其在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的比例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发现，上市公司最常见的两种财务欺诈方案包括虚报收入和虚报资产。在几乎一半以上的财务欺诈案件中，虚报资产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通常发生在年度报表期间。熟悉这类常见的舞弊方案将有助于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
第三，欺诈分类研究。在2000年，Albrecht将财务欺诈的分类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收入和库存欺诈、资产负债和不充分披露欺诈以及利息欺诈。随后，在2002年，Schilit将这些类别和财务欺诈方案分为7个类别和30个欺诈方案。
2.3 财务欺诈识别研究
西方对财务舞弊识别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对于中国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者利用问卷调查和统计描述对财务舞弊识别进行了研究。1986年，Hoffinan通过上述方法从研究中获得了一系列金融欺诈的识别信号，并按照其重要性进行排列，使准确识别成为可能。这些信号也被称为“危险信号”,它们为所有国家的金融欺诈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舞弊识别机制，财务舞弊识别继续发展如下:从1987年到2002年，研究机构和学者逐步发现更准确的金融欺诈识别指标。例如，COSO在1987年的报告中提出，公司发生财务欺诈行为的可能性与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危机密切相关。COSO在其1992年的报告中指出，内部监控系统是否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可能性的大小。此外，公司中独立董事的任职地位越不完善，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大；Beasley在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 2007年，在研究希腊制造业的欺诈案例时，Kirkos使用了三种数据挖掘方法进行研究——决策树、神经网络和贝叶斯。其中，贝叶斯方法在识别公司财务欺诈方面最为有效。
2.4 财务欺诈治理研究
在财务舞弊治理研究方面，反舞弊四层机制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这一理论是由Treadway Committee根据过去的金融欺诈四因素理论提出的。研究描述了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公司层，主要是为了完善内部控制建设；第二，外部审计层，确保外部审计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三是外部监管层，规范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处罚力度；第四，高管教育层，加强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者的职业道德教育，防范风险。
2.5 财务欺诈的决策机制分析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是一种经济行为，公司管理层决定采取这种行为必然有其相关的经济原因。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财务舞弊决策，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者只有在认为舞弊的利润高于舞弊的成本时，才会选择舞弊。财务报表欺诈的利润和成本的计算可以用下面的等式表示:
R = (OR IR) times; (1 — P)
C = L times; P
NI = R — C = (OR IR) times; (1 — P) — L times; P
其中OR:来自欺诈的公司利润；IR:来自欺诈的个人利润；l:随机损失；p:舞弊暴露的概率；c:欺诈的成本；r:诈骗所得利润.NI:诈骗净利润。
从上面的等式可以看出:当舞弊收益低于舞弊成本时，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者不会选择进行财务舞弊行为；换句话说，欺诈的净利润低于0；当舞弊的利润显著高于舞弊成本时，即舞弊的净利润高于0时，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者可能会选择进行财务舞弊。
第3章 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在犯罪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财务欺诈的影响机制和决策机制，确定研究变量，并对其进行模型假设和样本数据选取。随后，利用T检验对样本数据进行均值分析和显著性检验，之后对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模型假设成立，随后对显著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进行T检验。去除相关性后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财务欺诈风险识别模型。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的结果和结论，提出治理研究的合理化建议，以解决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问题，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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