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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投资，治理机制和行为对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
摘要：组织间协作创新项目被越来越多地引用为研发活动的“最佳实践”，本研究试图从新的角度来理解影响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因素：特定投资。特定投资对于组织间项目的价值创造很重要，然而这可能会导致“滞涨”问题，正式控制和关系信任是用于保护特定投资的两种典型治理机制。本文通过对中国合作创新项目的实证研究，同时检验两种机制的效应，探讨特定投资，治理机制和行为对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特定投资同时支持正式控制和关系信任，特定投资对绩效的影响主要受关系信任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实证显示特定投资如何影响合作创新项目绩效，为合作创新项目管理文献中的治理理论做出贡献。
关键词：特定投资;治理机制;行为;效能;合作创新项目
1.引文
随着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创新项目（Eriksson等，2016），许多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合作公司平均比非合作公司具有更高的总体绩效水平（Abramovsky和Simpson，2011），因为他们能够分享投资成本，并可能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能力。然而，另一份文献强调，在基于项目的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创新的低效能（Winch，1998）。其他人则发现，基于项目的公司没有提供支持创新的背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项目的有效管理（Keegan和Turner，2002）。最近，Lhuillery和Pfister（2008）发现，由于第二次法国社区创新调查的困难，R＆D合作企业中有14％不得不放弃或推迟他们的创新项目。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探讨影响与其他组织在技术创新项目中合作绩效的因素。
基于Bosch-Sijtsema和Postma（2008）和Sandin等人（2014）的研究，合作创新项目或组织间创新项目是与其他公司（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和其他公司）或公共研究机构（如研发机构和大学）合作创造新想法，产品，材料，系统或制造过程的具体项目。从广义上讲，合作创新项目的表现是项目治理的主题之一。尽管近期项目研究中关于治理的讨论不断增多，但组织间创新项目的治理仍然不明确。很少有研究调查与其他公司在基于项目的行业中合作开展的创新项目（Gann and Salter，2000）。交易成本经济学文献和公司治理文献是普遍治理文献中流行的两种文献（Ahola et al，2014）。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本文旨在研究参与创新项目合作的公司如何通过包括正式控制和关系信任的治理机制来保护特定的资产投资，以及这些治理机制如何处理机会主义行为和合作行为来达到满意的创新绩效。
当组织网络和协作创新过程在许多经济体中激增时（Calamel等，2012），特定的制度环境可能会鼓励或阻碍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联系（North, 1990）。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关系的宗族网络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向自由市场运作转变，为适应测试关系信任和正式控制对交易的影响提供了适当的背景。 Smyth和Morris（2007）认为，项目是具有特定情境的并位于开放系统中的。本文将测试特定投资和两种治理机制对中国背景下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
基于238份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合作创新项目数据的调查问卷样本，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组合项目治理和创新管理文献的角度出发，我们假设并测试一个将特定投资和企业级合作创新项目联系起来的模型，以考虑治理机制和合作伙伴行为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特定投资有利于形成正式控制和关系信任，而中国正式控制对合作创新项目绩效的影响主要受中国关系网络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经验性地显示特定投资如何影响合作创新项目的绩效，填补了我们对特定投资对合作创新项目影响的理解缺陷，从而为合作创新项目管理文献中的项目治理理论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为我们的模型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管理影响。本文还通过介绍其在治理机制中的作用，为更全面地理解关系信任理论做出贡献，并研究了这些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环境中的合作创新项目。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理论背景和假设，并描述模型。第三部分讨论了样本和统计方法。第四部分介绍并分析了结果。第五部分将结果与相关研究进行比较，并说明本研究的贡献和局限性，以确定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
2.理论和假设
2.1理论背景
大多数合作创新文献都侧重于知识和学习的主题，而忽略了考虑系统集成的作用。特定投资是唯一专用于另一家公司的资产（Williamson，1979）。这些专用资产是特定交易的，因为它们在特定交易中的价值高于其次最佳用途（Teece，1986）。特定投资是合作关系的一个共同特征，研究该领域的学者强调了特定投资作为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的手段的重要性（Anderson和Narus，1990; Lui等，2006; Morgan和Hunt，1994）。正如Tripsas等人（1995）所指出的那样，协作关系中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而作为一种组织合作，企业合作创新中的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卡拉梅尔等人（2012）认为合作是通过观察合作项目的行为来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的产物，所以我们认为特定投资对社会建设非常重要。此外，Inemek和Matthyssens（2013）发现关系型投资，企业间知识共享程序和治理机制可能会促进供应商的创新，然而，文献没有对合作创新项目的绩效进行足够详细的考虑。
特定投资具有重要的价值创造特性，但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特定投资增加了机会主义的危害（Heide and Stump，1995）。合作创新项目具有模糊性的特点（Sakka et al，2016），以及来自学术界，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成员共同工作时的文化复杂性（Sandin等，2014），组织间创新团队的成员带来不同的经验，知识，和资源（Eriksson等，2016）。所有这些将增加风险和机会主义，为了降低风险和机会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必要的治理机制在多样性大的治理中时有效的（Muuml;lleret al。，2015），而正式控制和关系信任被列为两个能够保护交易和特定投资的重要治理机制（Das和Teng，1998; Poppo和Zenger，2002）。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关系交换理论文献中，虽然合同和信任对组织间的效力及其对合作绩效的影响已被广泛研究（如Luo，2002; Yang et al。，2011），但关于它们如何影响合作创新项目的经验证据有限。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相互作用的频率和不确定性水平都很高（Tripsas et al，1995）。另外，信息不对称在协作关系中也很常见，所有这些都会增加组织间项目的交易成本。与关系绩效相比，合作创新项目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这表明很难预先指定条款和条款（Wang et al，2011）。那些事实是否意味着信任在合作创新项目中比合同更重要？特别是在中国 —— 一个富有关系的国家？本文旨在测试它们在合作创新项目设置环境中的效果。
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相似，代理理论依赖于假设，即人类的行为是自利的和机会主义的（Sundaramu关系信任hy and Lewis，2003），Kadefors（2004）认为合同激励和对承包商绩效的密切监控可能会诱发机会主义项目中的客户—承包商关系。而在社会学理论中，企业对合作创新组织的忠诚在伦理或友谊或亲属关系而不是强迫或物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与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的忠诚相一致;信任通过内在而不是外在动机影响合作伙伴的行为（Nagin et al，2002），它可以保护以不确定性和依赖性为特征的交换关系中的适当行为（Doney and Cannon，1997）。而且，企业行为会影响绩效。
尽管一些研究侧重于特定投资（如Ebers和Semrau，2015）和创新项目绩效（如Arranz and de Arroyabe，2012），但关于特定投资与合作创新项目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Wagner和Bode（2014）研究了供应商关系特定投资水平与其共享创新观念之间的联系，同样，Pinheiro等人（2016）研究了社会资本维度对研发合作项目内资源共享的作用。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关系交换理论的论点，Lui et al（2009）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讨论链接资产专用性和合作关系表现的两种独特机制。然而，他们同时测试了这两种机制对香港贸易公司与其中国供应商之间采购关系的样本，我们将测试特定投资与中国合作创新项目中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中国合作创新项目环境下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检验特定投资和治理机制对合作创新项目的影响，这是项目导向型的，更加强调创新。我们的研究框架和假设在图1中用图形表示，并且在以下部分中假设这些关系。在框架中，特定投资是合作创新项目“推动模式”的关键因素，也考虑了治理机制的作用以及不同的行为。通过在不同情境下对理论进行测试，我们可以了解情景在情景系统和表现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就治理机制与行为的关系而言，他们只是简单地假设合同与机会主义行为有关，信任与合作行为正相关，忽视了正式控制对合作行为和关系信任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另外，他们的模型假定治理机制与绩效之间的联系是由行为决定的，实际上，治理机制可能直接影响绩效，例如Lu等人（2015）发现合同和关系治理对提高项目绩效非常重要，同样，有人认为更高层次的信任会改善项目绩效（Kadefors，2004）。我们的模型也在中国的合作创新项目中进行了描述，因此我们的模型扩展了Lui等人（2009年）的研究范围和背景。
图1.概念模型
合作行为
关系信任
合作创新项目绩效
机会主义行为
正式控制
特定投资
2.2提出假设
资产专用性对于理解合同为何对经济交换具有重要性至关重要（Williamson，1979,1985）。 特定投资会让交换方暴露另一方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Ganesan，1994）。存在这种危害是因为特定投资在替代用途方面的价值较低。交易所合作伙伴采用“滞涨”或“机会主义”激励措施，通过事后谈判或终止威胁从这些专业投资中获取回报（Klein et al，1978）。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交流需要正式控制。以前的研究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伙伴关系中的正式控制正相关（如Poppo和Zenger，2002）。预测是，公司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制定更正式的合同来保护他们的合伙企业。我们认为合作创新项目中的积极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假设：
H1：在合作创新项目中，特定投资与正式控制相关联。
组织间信任在社会交换文献（如Zaheer和Venkatraman，1995）和营销文献（如Anderson and Narus，1990）中都有广泛的研究。关系交换理论认为，当交换伙伴可靠，公平地进行交易时，不会相互利用，而是致力于相互承诺（Poppo and Zenger，2002），因此信任在伙伴关系中发展。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由于资产承诺产生了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因此信任反过来鼓励公司对特定资产进行更多投资（Narayandas和Rangan，2004），因此信任成为这些特定资产的有效治理保障。此外，特定投资还是将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的战略工具。通过长期合作，合作伙伴预期会以可靠的方式行事（Ganesan，1994; Lui et al，2006）。同样，Yu等人（2006）也发现了特定交易投资与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而，
H2：在合作创新项目中，特定投资与关系信任正相关。
合同是规定具有详细和正式操作程序的合作伙伴的角色，日常，权利和义务的合法债券（Arranz and de Arroyabe，2012）。作为交易机制，正式控制提供指导任务完成和监督合作伙伴之间交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Arranz和de Arroyabe（2012）认为正式控制的这些方面对项目的表现有直接影响。对于协同创新环境，合作创新过程包括知识获取和知识访问（Grant和BadenFuller，2004），因此知识转移的效率对合作创新项目是重要的。知识获取包括交换类似领域的补充知识（Lane和Lubatkin，1998），当知识更具可预测性，规律性和隐含性时，正式控制适用于保护交换（Makhija and Ganesh，1997）。具体说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的正式控制清晰明确地促进了在收购过程中的知识同化（Lui et al，2009）。因此，合作创新项目中减少与知识交换相关的成本和风险。Lu等人（2015）也发现更高层次的契约治理对于提高建筑项目绩效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H3：在合作创新项目中，正式控制与合作创新绩效正相关
一些研究人员关注企业间信任及其从理论和经验角度的益处（Das and Teng，1998）。信任的好处可以是，例如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信息共享。 Jones和Lichtenstein（2008）认为，信任可以帮助减少交易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组织间项目的协调成本。研究已经表明，项目环境中基于信任的角色结构可以提高开发创新解决方案以应对问题和不可预见情况的能力（Bechky和Okhuysen，2011; Meyerson等，1996; Okhuysen和Bechky，2009），以及基于信任会使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在经验上，豪斯曼（2005）认为渠道关系影响小企业的创新，主要是因为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创新的合作伙伴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或创新。 Muuml;ller和Ma关系信任insuo（2015）发现买方—供应商关系中的关系规范与项目成功是正相关的。 Hausman和Stock（2003）认为供应链中的关系可能会促进创新，因为关系中的合作伙伴会影响供应链中其他人做出的创新决策。同样，Maurer（2010）发现从事组织间项目的项目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对外部知识的获取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产品创新。因此，我们建议当企业之间保持高度信任时，知识，想法和信息可以顺利流动以帮助提升合作创新绩效：
H4：在合作创新项目中，关系信任与合作创新绩效正相关。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当正式合约增加时，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少一些。机会主义被定义为利用诡计
全文共17312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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