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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认同。如果新兴产业的认知合法性不充分，那么新兴产业就容易受到产业间流程的影响，这些产业间流程甚至可能会危害其验收规范。此外，由于新企业会试图开发类似的资源，因此相关产业的既定组织通常十分抵制新企业的兴起。同时既定组织会质疑新企业的现行规范和价值的相容性，从而每次都试图阻止新企业的崛起。但既定组织通常不会对企业家建立商业组织的通用权利（这些权利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能得到保障）发出挑战。相反地，他们只反对新企业的建立，因为这些新企业会威胁到既定产业。此外，既定产业除了会质疑新兴产业的知识基础，同时还可能筑造法律障碍和监管障碍，以此来反对新兴产业。
因此，新兴产业的出苗与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既定产业抵抗其侵入的严重程度。既定产业会对新活动的绩效产生质疑，并会怀疑它是否遵守了社会规范与价值，因此新兴产业需要改变资源获得方式，同时新兴产业需要与其他既定产业建立可靠关系。一旦实现认知合法性，那么默认形式的经济交易也更有可能发生。竞争产业会追逐自我利益，且由此引发的非预期后果可能会导致一些形式的产业间协作，而其他形式的产业间协作则更为审慎。例如，Staber（1989）对太平洋区存在的3种形式的合作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合作形式密度的增加会提高整体的合作氛围，其他类型产业的建立率也会上升。合作不仅为产业提供了直接支持，同时展示出合作活动的良好前景，并提升了地域合作的显著性。
如果新兴产业与既定产业存在明显的冲突，那么贸易协会或产业协会就需要动员新兴产业的力量来解决这一冲突。但许多产业间关系更多地可能与教育和协商相关，而不是零和冲突。例如，新兴生物医学和医疗产业只有在说服第三方（保险企业和政府）支付患者无法承担的医疗费用，如电脑断层扫描或人工电子耳蜗的费用时，才可以存活下来，而不被社会所淘汰。因此一些企业必须与第三方合作，从而获得付款理赔系统的产品或服务（Van de Ven，1991）。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又是互相矛盾的：寻求或接受与既定产业合作关系的开拓型企业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其追随者（也称作后起者）会以更低成本进入这个新兴产业，从而迫使原来的企业停业（Jovanovic，1982）。例如，电脑企业是开拓型企业，会将自身产品与其他制造业的软件绑定在一起。但是一旦出现营销失误，其他企业就会趁机超越电脑企业。虽然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从产业层面上来看，这些合作又对产业的生存至关重要。
主张6：相比于其他产业，建立企业谈判或妥协于其他产业的产业，更容易得到社会政治的认可。
制度策略
制度条件可能会通过影响新兴活动的知识散布，从而限制产业的生长。如果创办人在新兴产业内，追求制定高效的信任构建和可靠性增长策略，并树立良好的名声，那么就能够为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创办人也并非孤立无援，相反地，产业协会、合作联盟、贸易协会和其他集体行动媒介都能够帮助产业实现制度合法性。
认知合法性。既定产业能够产业活动知识的制度化扩散，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空间化”（Delacroix amp; Rao，1993）产业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产业是如何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最开始的时候，新兴产业的数量极少，因此新兴产业不得不依靠大众媒体，以提升其认知合法性水平。但是记者、报纸和杂志编辑以及其他传统大众媒体对产业活动并不了解，因此他们的描述并不准确。如果潜在的企业家（即早期追随者）过度相信这些报道，那么就有可能被严重误导，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兴产业活动的错误模仿（Phillips，1960）。
缺乏对新兴产业的大致了解也会使招募和留用员工变得困难。如果企业家建立了一个新创组织企业，并试图说服一些人加入其企业。但是人们在加入之前会怀疑该企业是否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有利影响。但是新创企业都趋向于专门化，因此其所需技术也不会轻易地转让给其他寻求人才的组织。
教育机构则有助于传播这些组织所需的信息。教育机构，尤其是职业和专业的教育机构，其培训会建立在课外材料的基础上，同时这些材料由以市场为主导的出版社提供。如果作者和编辑缺乏大众可接受的词汇或概念框架，那么他们在设计手册或教科书时就会面临许多困难。此外，这些程序是保守的，但依旧能够训练人们的技能，因此创办者不能只依赖于现有程序来训练他们的员工（Romanelli，1989）。
新兴产业必须依赖竞争力，或寻求其他方式以促进新的产业活动。一些技术型产业的产业活动内容在十年或更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在高效实验室的研究中（Link amp; Bauer，1989）。例如，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人工耳蜗设备的基本概念，但将近20年后，该概念才被全面商业化。因此，如Nucleus和3M的企业雇佣了专家顾问和雇员，并发展了科学专业知识池（Van de Ven amp; Garud，1991）。
美国的新创企业通常会根据当地经济开发机构的要求，与技术学员和社区学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当地经济开发机构也对新工作的生成抱有希望。因为教育机构的课程开发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因此新兴产业在教育机构为他们编写特定的课程材料之前，就必须实现相当高程度的自我组织能力。例如，在大学的应用科学和工程课程使用科学/产业陶瓷序列之前，超导体研究就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Shan、Singh和Amburgey（1991:82）认为，在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早期，“只有少许科学家是博士，或经过其他对NBF[新生物科技企业]至关重要的专门训练。”但随着产业的就业前景变得广为人知，更多的新成员被吸引到产业中，科学家的供应也开始增长。
主张7：相比于其他产业，与教育课程建立联系的产业更有可能快速地获得认知合法性。
社会政治合法性。如果新兴产业缺乏制度保障，那么产业为获得社会政治认可的努力就会被削弱。大多形式的商业企业首次创立时，基本上都能获得制度性容忍（Delacroix等人，1989；Zucker，1989），因此这也很容易地就蒙蔽了我们。但是这种企业还没有获得大众的支持，就已经被社会所淘汰。例如，美国的有史以来第一位报纸编辑已被判入狱（Delacroix amp; Carroll，1983），人寿保险业最初被贴上“亵渎生活神圣性”的标签（Zelizer，1978），而许多形式的企业间联盟在19世纪被裁定为非法联盟（Zelizer，1978）。
现今，低社会政治合法性依旧是许多潜在经济活动的关键阻碍因素。例如，焚烧或填埋有毒废弃物的新方案往往不符合美国土地使用决策的局部控制社会规范（Levine，1982）。但制氟化学企业试图利用公众争议，从而说服当地官员购买氟化体系，并将其用于其公共设施中（Coleman，1957）。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试图雇佣说客与当地进行联系，并尝试形成“公民组织”以支持该方案。
一些产业活动和长期后果也可能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产业在获得政府机构认可时会遇到许多问题。20世纪，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刚刚起步，并主要针对DNA的操纵技术，但为获得FDA许可进行程序测试时却面临一些障碍。新兴产业的生产技术可能难以获得国家和联邦OSHA办公室的支持和批准。一旦产业活动得到了很好的理解，但因为新兴产业影响了旧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的管理机构又会对新兴产业表现出相当大的阻力。1980年代，许多产业的联邦规范的废除使我们意识到，受到政府隐性责难的新形式的组织是何其之多（如移动电话）（Haveman，1990；Prentiss，1984）。
在美国划分行政和立法结构，以及独立管制机构的政治制度下，新创组织产业最终都必须收编、中立、或形成联盟，否则的话产业就会受制于政府机构。生物技术产业是在一个充满许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下诞生的，同时生物技术企业不清楚什么样的产品会接受监管，也不明白环境保护局、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署和农业部会要求进行哪些安全测试。因此，工业生物技术协会试图游说FDA、EPA和其他机构，以创造一个更明确的监管环境。1981年，美国FDA首次批准了基于单克隆抗体的诊断试剂盒的开发，从而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几年里生物技术企业的不断创立（Shan等人，1991）。
生物技术企业还呼吁，总统竞争力委员会应减轻联邦机构削弱规范的压力，而这些规范被认为能够抑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将此作为一个标志，表明社会政治认同终于在政府最高层面上得以实现。而1992年初这些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总统布什颁布了一项有关生物技术的新的政府政策，该政策表明转基因产品本质上是不危险的，因此生物技术产品的审查不应比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的审查更为严格（Fisher，1992；Hilts，1992）。
人工耳蜗产业的产品需要接受官方审查时，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Van de Ven amp; Garud，199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人工耳蜗研究的合同和赠款，也激发了大量大学研究，同时其研究成果也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被开发成了潜在的商业产品。5家私营企业发起了一系列活动，但每个企业关于产品标准、相应测试等的想法都不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冲突。直到FDA汲取了检测新技术的经验，并开始系统地支持产品安全性的有关证据，这一情况才稳定下来。对于任何新兴产业来说，如果其产品或服务是昂贵的，抑或技术复杂的，同时其使用可能会对用户的健康和福利产生不可逆影响，那么诸如FDA和EPA的政府机构对其产品的检查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Van de Ven，1991）。
政府机构可以鼓励企业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政府机构能够在构建新兴企业的组织间环境发挥重要作用。Rappa （1987）对砷化镓集成电路在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科学家会加入美国，但是日本的企业运作更协调，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也更为努力。在日本，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会通过工业和贸易委员会，从而鼓励企业间的合作。合作企业共同制定产业智力政策，并通过培训项目和非正式的信息共享，以发展科学家和管理者的竞争能力，同时合作企业也致力于技术的商业应用（参见Fransman，1990）。相比之下，美国企业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妄想着不需要经过任何努力，产业基础结构就会自发形成。
主张8：相比于其他产业，组织共同运销且进行游说努力的产业更有可能得到快速的社会政治认同。
生成和维持信任、可靠性、声誉以及制度合法性的策略与产生上述要素的层次环境是相互关联的。在企业内部和周围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是一项基础，同时通过信任与其他类似组织建立合作交易规则，能够创造知识库。反过来，这样的相互作用也能够使成员企业更容易地进行组织管理，并为其产业建立起广泛的声誉。此外，良好的声誉能够促进法人股东间的合作，并最终推动合法性的发展。
虽然我们强调在组织层级建立信任的方面，信任是“润滑剂”（Dasgupta，1988:49），能够为合法性的建立铺平道路。但是，创办人如果在广泛的社会场所中实现合法性，那么他们必须进行不断的劝说，但又缺乏确切的证据。同时，一个环境下的证据在另一更广泛的环境下，其可信度也可能会降低。但幸运的是，对创办人来说，信任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能力（Gambetta，1989），同时也是对抗针对创新的社会壁垒恶性循环的有力武器。
讨论和结论
新组织总是更易遇见障碍，但组织创建时却很少有这样的先例。相比于参与传统组织，首个组织总是会面临不同的挑战。考虑到创办人面临的制度、产业间的、产业间贸易的和组织条件，因此相比于追随者和剽窃者，他们就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样的创建十分冒险，但他们并不愚蠢。需要强调的是，创办人能够制定策略，以在制度层面实现合法性。我们也讨论了组织层面中存在的动态问题，并阐述了逐步建立的信任能够沿着层级结构，重塑产业间环境和制度环境。
新兴产业的出现则更值得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因为新兴产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实践努力也更值得永远凝刻（Stinchcombe，1965）。事实上，表1隐含的产业发展模型正在朝一个新的活动模式发展，并最终会与组织间环境和制度环境相协调。新兴产业作为社会的固定成员，同时又是维持现状的守卫者。
有关产业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实验也表明，由于创办人没能与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也无法应付敌对产业的侵入，甚至从未赢得制度支持，因此许多极具前途的新的活动都未能发挥其潜能。因此，理解新创企业的创办人所采取的策略，也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促成组织社会的产业多样化的作用力的重要性。
最后，源自于我们重新架构的生态学理论和制度理论的策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长期以来，战略理论家都认为独特性和模仿性是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Barney，1986；Reed amp; DeFillippi，1990）。我们的框架也表明，独资企业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必须平衡新兴产业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共同努力，从而以一种更熟悉且更值得信赖的方式描述新兴产业活动，并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研究方向
生成和维持信任关系是克服低合法性的核心。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有效策略主张，以实现新兴产业的信任发展。研究这些想法使得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横向研究。横向研究是一种方法研究，能够分析创业研究的收集数据（Aldrich，1992）。同时，新活动的创建和制度化也能够通过动态过程得以实现，但我们无法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此外，我们的研究也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研究意涵。
一则，创业研究通常会试图区分复制产业实践的新企业，以及真正具有革命性成果，且扩展开创性实践而不借鉴任何企业前驱经验的企业。但是这种区分只能在既定产业环境下进行，同时也没有关注新兴产业出现的可能成因。因此研究者容易混淆了这两者，并针对企业家提出不同的问题：制度化背景下的创新与未知领域的探索创新。但这两者的产业界限依旧是模糊的，因此在未来，创业研究需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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