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计量问题研究
摘要:本文提供了一种解决会计持续性问题的方法——在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成为实体最大价值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如何计量商誉。 众所周知,实践中两类商誉在产生收入流的能力方面难以区分,但在传统上我们通常将商誉分为自创商誉和和并购商誉两类。在复式记账和历史成本会计的公认准则下,自创商誉不应被确认入账,而应将并购商誉确认入账,但如何确认其入账金额却一直存在争议。同时,由于当前的会计制度在实际执行中经常出现异常和困难,目前的商誉减值制度很有可能在将来被废弃。
关键词:会计、复式记账、商誉(包含自创和并购两类)。
“不解决问题的会计将被淘汰”Chambers,1995),尽管几十年来,关于如何计量商誉的争议不断,但是我们学者却从未放弃,我们坚持的目的是给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这种想法的提出源于悉尼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后来进一步被写成一本书,名为《复式记账下的商誉会计:基于新的解决方式》(Bloom,2008)。钱伯斯(1976年,第45页)提到了使用复式记账系统进行会计处理,这改变了之前无法解决的特定类型会计问题的状况。然而,他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如何用该系统来更好地计量商誉。作为一名专业会计师和审计师,我研究了这个项目四十年,在此期间,我开始认识到传统的商誉会计处理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在实践中很少用到。
传统的商誉会计仅限于在公开上市实体中对商誉进行会计处理,特别是包含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以普通股交易的公司实体。 由此可见,这种处理方式会将一些矿业和采掘业的公司排除在外,这背离了我们对的商誉范围的界定。目前,在澳大利亚没有特别的问题会限制这种会计处理方式的应用和推广。并且,由于这种会计处理方式需要一般适用性,加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广泛采用,它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趋同也是无可厚非的。
财务报告的客观性与无形资产的计量息息相关
上市公司的股东与该公司的管理层关系疏远,他们仅仅相信公司年度报告(包括半年报)以及ASX提供的信息,而这些报告来,通常是根据SAC2的要求编制的。《通用财务报告目标》中指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向用户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投资者的决策和稀缺资源的分配至关重要”(第26段)。
考虑到财务报告发展所带来的组织复杂性,汉密尔顿在1788年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记账是定期和系统地记录商业交易的艺术。账簿应该包含与所有者有关的每一个特定事物,能够展示其业务所有分支的状态、不同部分的连接、整体的数量,并且能充分如实反映业务的会计信息,以便在每一个需要的地方提供现成的会计信息”。(钱伯斯,1995年,第338页)
两百年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简要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要可靠,财务报表中的信息必须在重要性和成本的限度内完整”(IASC,1989,第38页)。“成本”在这里是指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费用,而不仅限于会计历史成本原则下的成本。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包括实际和潜在投资者)都在不断评估如何最好地利用稀缺资源进行特定投资,是否持有、出售或增加股权。可靠的会计信息对于这些判断至关重要。
在现代经济中,无形资产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列弗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认为这种发展迫使我们将无形资产在财务报表充分反映出来:
“在创造价值的基本资产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仍在使用已有500年历史的会计信息系统,在当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进行决策。
那么,这种转变的证据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普尔标准500强公司榜,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的许多并非高科技行业。 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比率——即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资产净值(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数字)之间的比率,现在大于六。这意味着传统会计计量方式下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的数额只占这些公司市场价值的10%至15%。即使股票市场处于崩溃状态,即使你的股票市值减少了50%,你还是会感慨你认为的公司的价值和公司账面实际计量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是如此的大。”(韦伯,2000)
商誉有多重要?
依据2008年10月第二周的某一特定日期的有关数据(在得知股市崩盘已经形成以及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大量干预金融市场的消息之后),在分析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中约400家公司(不包括采矿和资源公司)资本总额的构成后,我发现了十分有趣的结果,如表1。
表1 资本市场百分比组成
所有公司(%) |
前50名(%) |
前100名(%) |
|
净有形资产 |
25.5 |
22.9 |
28.1 |
可辨认无形资产 |
7.6 |
6.4 |
7.5 |
并购商誉 |
22.1 |
18.2 |
20.0 |
自创商誉 |
44.8 |
52.5 |
49.4 |
总计 |
100.0 |
100.0 |
100.0 |
从上表可看出,在最大的股市之一跌落之后,自创商誉仍然是市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在“50强”和“100强”类别中几乎占50%。它比并购商誉重要约两倍半(这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此,审查AIFRS的规定(即澳大利亚版IFRS,实际用途与IFRS相同)是有益的。在2008年10月,这些数字显示出约三十五个AIFRS,其中许多是非常详细和规范的,几乎涵盖报告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的各个方面。在这些信息和技术要求中,只有一处引用了自创商誉,我完全赞同这一点。 但是美国会计准则理事会第138号“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中如述(第48段):“内部产生的商誉不应计入账户。在我看来,这忽略了所有上市公司45%的市值 ASX和52.5%的股票市值,并且与SAC2的要求和我们熟知的会计常识是有背离的。
我们有时会认为会计不关注价值,但是现在这种观点正在慢慢消失。随着“公允价值”和“市场准入”原则作为AIFRS基本组成部分的重要性的提高,这种观点正在变得不那么普遍。更重要的是,忽视价值的会计有被沦为纯粹只关注意识形态的风险,这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会计的实质。
澳大利亚会计概念声明(SAC3)财务信息的特征这一章指出:
“本声明将相关性和可靠性确定为财务信息应具备的主要质量特征,以便成为通用财务报告的主题。这些特征可能需要相互平衡,我们不对上述特点进行排序。”(第7段)
因此,清楚地确定一个占公司价值50%的项目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问题和解决方法
近百年商誉会计文献的广泛回顾,证明了在历史成本制度的背景下,不可能在逻辑上和完全的情况下对商誉进行计量。一方面禁止对自创商誉进行会计处理,且在另一方面对并购商誉强制执行高度结构化的会计处理方法,也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尽管1996年颁布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证实了这种普遍认识,但这种不对称两种形式的商誉之间没有质的区别:“本准则明确承认商誉作为资产的概念是相同的,无论是否(AASB)。”Ma and Hopkins(1988,第75页)一书中指出,确定并购协同效应产生的收益流是不可能的。
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文献,主要发现以下几种观点。Bloom(2008)提出商誉可以分为两类:自创商誉的和并购商誉。也有人普遍认为,不应该考虑前一类,因为在复式簿记和历史成本会计的公认规则中是不允许的。换言之,准则的历史局限性注定了无法将这两种商誉分开。另一方面,起始将并购商誉确认入账并没有困难,但如何确认这一数额一直都争论不休。尽管各种方法都被尝试和放弃,但是只有在当前范式的缺陷变得明显时,新的会计方法才会重新出现。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实际上两类商誉在产生收入流的能力方面难以区分,但会计理论家仍努力去区分,以弥补会计制度的局限性。
正如斯特林在1975年指出的(钱伯斯,1995年,第907页):
“我们的会计师不解决问题,我们舍弃他们hellip;hellip; 我们长久地高声为我们辩论hellip;hellip;直到另一个新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更具时代性,更具争议性,我们才会忘记了前一个问题hellip;hellip;我们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终究会在解决问题的路途中找到。 我们会认为,有些问题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hellip;hellip;我们用一种拒绝正确方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排除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现行的商誉会计制度是否值得保留?
在当前的减值政策之前存在的会计政策因其自身荒谬性而崩溃。那些需要会计信息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不能接受商誉应该摊销从而减少利润这个事实,同时,由于为了维持商誉保值(通常会成功),大量的资金也被花费在商誉上。但是,常识为我们驳斥了他们的狡辩,即商誉的摊销和商誉的后续保值和计量的实际上是两个单独的、可区分的项目。
替代摊销的减值模式遭受同样的后果,因为它所坚持的(通常通过使用抽象和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使商誉保值的方式是不科学的,且自创商誉和并购商誉在本质上是可分离的。 另外,目前的会计准则也有一些新的荒谬之处。 其中一些是:
(1)商誉,一旦确认减值,后续不得转回。如果商誉的价值是以折现率为x%的收入流为基础的,并且根据下一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决定使用x 2%的比率,则商誉必须确认入账。如果在第三年适当的贴现率为x - 2%,则不允许重新转回。
(2)减值测试基于不可靠且易于被操纵的预测。正如审计人员所知道的,预测是不能被审计的,因为它可以被认为是真实和公平的。正因如此,商誉的减值很可能会使审计师产生乐观但不准确的预测。如果后续事实证明预测不准确,其损害将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对于经济市场也适用。
(3)减值测试方法是使用现金流产生单位(CGU),并将商誉分别分配至各现金流产生单位。在我最近的实践中发现,一家公司的收购竞标清楚地表明,总体商誉远远大于其账面价值。尽管如此,审计师还是坚持要对一个表现不佳的现金流产生单位进行商誉减值,并提供抵扣利润的材料。并且,现行规定不允许剩余部分的商誉被用来弥补损失。这种处理方式造成的情况显然不符合会计上 “真实和公平”的情况。
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由于这些和其他异常现象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目前的减值制度将证明了,这些问题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目前的减值制度不值得维持。
通常学者争论的焦点一直在于如何在正常会计准则下最好地计量商誉,然而,现在问题可以被重新界定如下:我们需要认识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商誉的价值信息对制定投资决策方案和评估分配资源有很大作用,那么我们应当在财务报表中如何改进当前与商誉有关的信息水平?
我的目标是找出一个逻辑上可行的商誉会计处理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初步经验表明,这个方法实施起来既简单又方便,但是否具有成本效益需要进一步研究。
研究方法与结论
我的研究方法是基于Chambers(1966,第6-8页)描述的“建构方法”的,简而言之,它是将如何最好地计量商誉与财务报告的总体目标这两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初的档案研究确定,先前采用的会计处理和目前在历史成本准则下提出的会计处理未能实现这些目标。通过演绎推理,我们提出一种会计处理方法,该方法是基于19世纪有弹性的概念(双重帐户),我们进行了些许调整,以此避免或至少减轻目前系统中观察到的缺陷。为了确定所提出的会计处理是否切实可行,以及它是否有可能改进上述提出的财务报告对于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19世纪铁路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最初使用的“双重账户”进行了审查(细节见Edwards,1985)。我们将资产负债表分为两部分,前者处理固定资产筹集和支出的资金,而后者处理流动资产和负债。这两个部分通过资本账户上的未支出数额相联系,作为平衡项目计入“浮动账户”部分。
我们对双重账户概念进行了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范例称为市场资本化报表(MCS),这将为自创商誉和并购商誉提供有用的综合信息。常规资产负债表与MCS(或修改后的双重账户)之间的共通点在于并购商誉和可辨认的无形资产(IIAs)。改良后的MCS将在下面列出,并将其操作做更全面地解释。 尽管之前有人提出在年度报告中提供市场资本数据的建议,但所历史研究并未发现任何数据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情况,并且也不能在广义上用于反映商誉。
为了说明实践中执行MCS的可行性和简单性,我们使用与ASX上市公司有关的实际数据虚拟了两个公司,通过对比两个公司的数据来进行说明。第一家公司由14家网络公司组成,这些公司在1999年6月30日至2002年6月30日的三年期间的股价非常波动剧烈。第二家公司包括六家公司,是从按市值计算的前三十家公司名单中挑选出来的,其会计期间跨度与前一组公司一致,并且受到的股票市场波动影响比前一组小。
这些例子的数量限制在二十个之内,并随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然而,他们的确表明,为所有选定的公司执行MCS是可行,简单而且不昂贵,并且MCS产生了不易被报告使用者直接分析出来的数据。此外,尽管MCS本身的重点在于商誉的反映,但在事实上,传统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一些信息也能在MCS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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