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年度绩效报告中的社会责任披露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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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年度绩效报告中的社会责任披露

摘要：本文的目在于调查立陶宛公立大学如何实施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其年度绩效报告中披露可持续发展的信息。该研究方法采用了年度绩效报告的内容分析和描述性统计数据。本文根据GRI G4（2013）选择了三个领域进行研究：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社会绩效被分为四个部分：劳工实践和体面劳动，人权，社会，产品责任）。此外，它还包括教育方面的内容。

由于在立陶宛，社会责任报告不是强制性的，因此在其年度绩效报告中，大学仅仅将重点放在对他们而言必不可少的领域。由于缺乏统一的报告，不同大学之间的信息披露不具有可比性。此外，报告并非总是全面地反映各个领域。尽管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有些大学根本没有反映环境和教育领域。本文的结论可用于比较不同大学和国家之间的报告实践，还可用于进一步改善可持续发展报告。

关键字：可持续发展报告； 大学

引言

许多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正在通过创建学术计划，研究中心和其他促进可持续性或企业社会责任的举措来解决可持续性问题（Barth，2013； Fonseca，2011； Adams等，2014）。 尽管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在高等教育领域是否有效的。本文通过大学对外披露的报表分析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性。

可持续发展报告在西欧国家和其他自由经济国家的大学中更受欢迎（Del Mar Alonso-Almeida等，2014； Littledyke等，2013）。 但是，由于可持续性报告是自愿披露的，因此在新兴市场上缺乏对此的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调查立陶宛公立大学如何实施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如何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可持续发展的信息。

1先前的研究

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研究探讨了关于高等教育部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观点。我们可以使用基于新制度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在教育部门进行报告的必要性。大学作为其他大型组织，与各个利益相关者密不可分，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管理（Ceulemans等，2014）。我们在高等教育会计中应建立起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式报告文化（Lange＆Kerr，2013）。

强制性制度这一因素并不直接起作用，这是因为可持续性报告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都是自愿性的（Dagiliene，2014； Lozano，2011； Farneti＆Guthrie，2009）。另一方面，在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网络的规范层面，方法框架的建立成为了鼓励在高等教育部门进行报告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现有的一些研究旨在比较大学之间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定的不同方针指南，例如：可持续发展评估问卷，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指标，可持续高等教育审计工具（Shriberg，2002年）； GRI指南（Hussey等，2001； Lozano，2006，2011； Del Mar Alonso-Almeida等，2014）； GASU（2006）。需要强调的是，GRI指南并不是针对大学而制定的（Cole，2003年），起初它们只是为私营部门创建的。迄今为止，市面上已经发布了四套准则，第一套准则于2000年和2002年发布。G3准则于2006年3月创建，最新的G4准则于2013年发布。2005年，GRI还发布了针对公共机构的准则（GRI公共机构行业补编，2005年）。该版本于2010年进行了修订，并且发布了另一份报告“政府机构的GRI报告”。最新的补充资料要求公共组织描述与其他政府或公共机构的关系，并且确定公共部为谁服务。与一般的GRI指南相比，并没有增加环境绩效这一要素。关于社会指标，公共部门的补充内容涉及服务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引入了行政效率作为新的社会指标。但是，GRI（2010）进行的文献综述表明，私营部门使用的一些概念和GRI指标在公共部门领域可能没有意义（Lozano，2011），例如供应链上的披露。此外，GRI指南倡导采用“经理制”的可持续性方法，而不是采用生态和生态正义的方法，这有可能使它们陷入评估陷阱（Dumay，Guthrie＆Farneti，2010年）。一些欧洲大学是提供可持续发展报告最活跃的大学，他们通过采用GRI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从而增加了捐赠基金，并提高了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活动筹集资金的能力。

在认知层面，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已经开始寻找评估教育部门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新方法，其中就包括了报告。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必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竞争力，因此也不必采用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衡量标准（Adams等，2014）。

Fonseca等（2011年）分析了重点关注GRI指标的加拿大大学的社会责任。结果表明，他们社会责任尚处于早期阶段，因此此类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价值有限，并且可能产生误导作用，此外，只有少数几所大学（不到30％）在披露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时候强调生态效率和绿色建筑。

有一些研究与对高等教育机构制定的宣言，章程和伙伴关系的案文的综合分析有关，这些研究可以被视为代表大学领导者旨在帮助提高可持续发展教育效力的意图（Lozano et al，2013； Lozano等，2014）。结果表明，在整个系统中有许多郑子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说，努力往往是分开的。分析还强调该机构对可持续性，实施的承诺与签署宣言，章程或倡议之间的紧密联系。调查结果表明，学术领导的承诺是签署宣言，宪章或倡议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Lozano等，2014）。

Ceulemans等（2014年）对高等教育中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展趋势缓慢出现的原因，发现文献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之处以及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进行了全面的理论综述。研究发现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与一般可持续发展管理之间的联系，以及现有报告指标，工具和管理标准之间的联系，这一研究结论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报告过程的动态，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过程高等教育中的可持续性整合。

Del Mar Alonso-Almeida等（2014年）在他们的研究中表明，大学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传播仍处于早期阶段，尽管对年轻人和其他大学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性的关注日益增加，但根据目前的数据，预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传播。

2 方法

应用的研究方法论意味着内容分析和统计方法。根据全球GRI指南，该实证研究使用了许多词语来评估大学的社会责任披露情况（Guthrie＆Abeysekera，2006年）。在这项研究中，广泛采用了GRI指标分析的方法来识别大学披露的可持续信息（Callan＆Thomas，2009； Romolini等，2012）。

实证研究部分根据GRI指标进行，即确定可持续信息披露领域和关键指标。该研究选择了三个领域（GRI G4，2013年）：环境绩效；经济表现；社会绩效（其中社会绩效分为四个部分：劳工实践和体面劳动，人权，社会，产品责任）。此外，它还包括了教育方面的内容。

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完全适应GRI G4方法。立陶宛公立大学并未披露大多数GRI指标；但是，由于数据可用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计算它们。尽管我们对GRI指南提出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范围太广，对教育部门的具体指标关注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GRI指南因其标准化和可比性而具有吸引力。

本文使用了统计描述方法（平均值，标准偏差，最小值，最大值）。

最初的样本包括14所立陶宛公立大学。其中两个（美术学院和乔纳斯·泽梅蒂斯将军军事学院）未包括在研究中，因为没有调查期间的性能报告。最终的研究样本包括12家立陶宛公立大学，这些公立大学在其2012-2013年度绩效报告（http://lurk.lt/en/universities/state-universities）中披露了社会责任信息。

3 调查结果

表1列出了公立大学年度绩效报告中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研究大学：VU（维尔纽斯大学），KTU（考纳斯工业大学），VDU（Vytautas Magnus大学），VGTU（维尔纽斯格迪米纳斯技术大学），MRU（米科拉斯·罗密利斯大学），LEU（立陶宛教育科学大学），LSMU（健康科学大学），LSU（立陶宛体育大学），ASU（亚历山德拉·斯图尔金斯基斯大学），KU（），Scaron;U（希奥利亚大学），LMTA（立陶宛音乐和戏剧学院）。

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大学都倾向于报告社会活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关国际流动性的披露和为学生们创造福利。大学力求为学生提供有关学习与教授质量，国际流动性，研究资金机会和生活条件等等具有吸引力的相关信息。

LSMU披露了2012-2013年间被披露最多的社会和经济信息（表1）。与2012年和2013年相比，大学普遍选择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表1 立陶宛大学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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