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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经济中的税收：中国的情况

戴维森辛克莱和李莉莉

澳大利亚墨尔本RMIT大学经济学，金融和市场营销学

摘要：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调查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其有效税率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环境来检查企业所得税。政府在营利性经济中拥有重大的所有权，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负责企业所得税。这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非常不同，国有企业主导非营利性经济，不缴纳企业所得税。除国有资产管理局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府所有权也各不相同。这为审查企业所得税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背景。

方法——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来检查1999年至2009年间中国所有公营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税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作者报告说，有效税率似乎在所有权范围内有所不同类型，但国有企业的有效税率高于非国有企业。另外，地方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比中央政府和SAMB拥有国有企业更高的有效税率。作者还调查了齐默曼（1983）的政治成本假说。不幸的是，这些结果是经济脆弱的，这些结果的统计学意义根据经验技术而变化。

价值——本文提供了对中国政府所有权和税收的洞察。

关键词：中国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国有企业

纸张类型：研究论文

介绍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中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环境来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即使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很多企业。在本文中，我们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即不是中央政府的任何一级政府。除直接股权外，中国当局还拥有国有资产管理局（SABM），可以理解为相当于投资信托，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资产价值。因此，在中国境内，有一些由私人和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公司，以及由三种不同形式的政府所有权控制的其他公司。参见Chen et al。 （2009）详细讨论。使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国有企业（SOE）在整个经济中的扩散。在许多“西方”经济体中，政府所有权往往高度集中在非营利性行业，因此不会对企业所得税负责。

我们预计这些不同公司类型的纳税行为会发生重大变化。例如，我们可能会期望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或多或少与其他管理层试图尽量减少公司所得税负债的公司一样。然而，特别感兴趣的是由地方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税收由中央政府收取，而地方政府所有者也面临与多边投资股东相同的激励措施来转移资源。 Blanchard和Shleifer（2001）报道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往往像俄罗斯的地方政府那样推动业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允许大部分税收收入留在获得税收的地区。在这个程度上，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可能会像中央政府国有企业一样缴纳税款。SABM所有的公司如何表现还不清楚。

我们使用1999 - 2009年期间中国提供的数据和10,000多个固定年份来研究这些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支付的有效税率（ETR）之间存在重大的经济和统计差异。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所得税比中央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所得税率要高一些。这与Blanchard和Shleifer（2001）的论点一致。

我们还测试了齐默尔曼（1983）“政治成本假说”。他认为，较大的公司将受到税务机关的更多审查，导致这些公司的有效税率提高。我们测试Davidson和Heaney（2012）后的这种关系——然而，我们没有发现政治成本假说的证据。

本文组织如下：第2节列出了我们的假设。第3节描述了本研究中采用的数据集和方法。第4节介绍了实证结果和讨论，第5节报告了结论。

假设

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两组假设。首先，我们研究与Zimmerman（1983）“政治成本假说”一致的证据数据。 Zimmerman（1983）提出了他的政治成本假说来解释大小与ETR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他的观点是，大型公司将受到税务机关的更多审查，导致更高的有效税率。清楚齐默尔曼是否正在争论是非常重要的。他并没有提出大小和ETR之间的单调关系——他很清楚，只有最大的公司存在积极关系。相比之下，许多文献发现ETR与企业规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假说”来解释——这里的论点是，大公司更好地游说政府享受税收优惠制度，允许他们减少有效的税收负担[参见Richardson和Lanis（2007,2008）和Salamon和Siegfried（1977）讨论]。相反，与税收筹划有关的固定成本可能较高，而大型企业处于较高的固定成本。这也可以解释企业规模与ETR之间观察到的负相关关系。

我们的第二组假设涉及政府对ETR的所有权（或至少是控制）的影响。私有化文献表明，与私有制相比，政府所有权导致相对较差的业绩（参见Megginson，2005年对该文献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相对于其私有企业的ETR可能较低。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可能会有一个“政治影响假说”，国有企业可以获得私营企业无法获得的避税地。这些论证表明，国有企业的ETR将低于其私有企业。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能有更高的ETR。在这里，国家可以像大多数其他控股股东一样行事，将资源转移到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下，不能尽量减少其所控制的公司的税收负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是公司治理问题，就像控股股东转移资源的任何其他情况一样。然而，我们在这里的论据与围绕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通常讨论略有不同[参见Desai et al。 （2007）和Schouml;n（2008）收集的论文 - 特别是Desai和Dharmapala（2008）的一章）。

通常的论据表明，税务机关监测企业业绩，限制控股股东为了私利而转移资源。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可能性是，支付企业所得税本身可能是私人资源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收益”是国家可用资源的扩张。同时，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政府所有权，各级政府在公司税支付方面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激励机制。因此，我们预期看到有效利率的差异与政府所有权水平的差异相对应。

数据和方法

在文献中，计算ETR的方式有很大的变化。

ETR通常基于公司年度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形式如下：

ETR=税/收入

有一系列的替代性ETR措施（Plesko，2003年），其中包括衡量税收和计算收入的度量变量。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一个这样的定义：应税税率与税前会计利润的比率。

我们广泛地复制了理查森和拉尼斯（2007,2008）以及戴维森和希尼（2012）的实证分析。 他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来检查ETR变异性的决定因素。 我们将Richardson和Lanis（2007,2008）的变量复制到他们的分析中，并使用他们的基本模型如下：

ETRi, j = a0 thorn;1SIZEi, j thorn;2LEVi, j thorn;3CINTi, j thorn;4INVINTi, j thorn;5ROAi, j si, j (1)

其中：

ETRi ——我从j年财务报表估算的企业的有效税率;

SIZE ——是第j年企业i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是第j年企业i的长期债务与总资产的比率;

CINT ——是企业的净资产，厂房和设备与总资产的比率

INVINT——是第j年企业i的存货与总资产的比率;

ROA——是第j年企业i的税前收入与总资产的比率。

a，thorn;，s是估计参数。

理查森和拉尼斯（2007，2008），戴维森和戴尼（2012）也在其模型中使用了一定的研发支出; 不幸的是，我们的数据不包括这些数据，因为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报告中不需要报告研发数据，直到近几年。 也不包括外商销售变量 - Davidson和Heaney（2012）使用的变量。

理查森和拉尼斯（2007年，2008年）和戴维森和戴尼（2012）之后，我们预计LEV和CINT的负系数和INVINT都有一个正系数。 与理查森和兰尼斯（2007年，2008年）相反，但与戴维森和戴尼（2012）相一致，我们预期大小的正系数和大小的平方具有负系数。

我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面板数据回归规范来估计方程（1）[和等式（2） - 各参数见下文]的各种版本。理想情况下，我们将使用固定效果面板数据技术;然而，我们自主的所有权变量在时间上是不变的，这破坏了固定效应方法的效用（Wooldridge，2002年，第288页，关于这一点）。因此，我们在面板数据回归中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的初始数据样本包括1999年至2009年在中国的所有公共公司。公司治理数据来自中国公司治理数据库，财务数据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变量的汇总统计数据如表一所示，而表二显示了数据的行业和年度分布。

表I中首先要注意的是，组织所有权结构中的ETR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整体ETR为17.96％，国有企业略高于18.61％，非国有企业ETR为16.67％。这个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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