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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日本的使用：挑战和后果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严格的和整体的对日本会计环境主要特征的分析。它也提出了日本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相关问题。
研究方法：为了调查日本会计制度，本研究应用了由Gernon和Wallace (1995)建立的会计生态框架，提供了一个有关日本商业会计委员会会议的内容分析。
研究发现：这项研究的结果提供证据证明日本所有的上市公司都需要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标准制定机构遵循两个目标：加强国际可比性的财务报告和维护机构财务报告之间的互补性和其他基础设施，如会计法律。
研究意义：本研究与对日本会计实践感兴趣的会计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是相关的。它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计划在将来采用IFRS的代表国家也是有用的。
研究价值：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背景问题，如社会、组织和专业环境，日本在采用IFRS时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B） 全局收敛性的财务报告 日本会计制度
1 介绍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要是负责开发一套国际通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需要融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一直被这样一种断言支持，即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例如，提高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减少成本的准备和分析(Doupnik and Perera，2012,pp. 92-93)。目前有超过125个国家允许或要求财务报告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会计趋同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和不可撤销的组件。
由于全球趋同的趋势，日本的商业会计委员会(BAC)在2009年6月30日宣布，允许从2010年3月的财政年度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可选择采用IFRS。此外，BAC于2009年宣布它意图提出关于2012年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决定决定(BAC,2009)。然而， 2011年6月21日，金融服务局(FSA)的部长Shozaburo Jimi推迟了关于无限期强制采用IFRS的决定。
因此，在日本强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能会延迟到2015年之后，因为国家为此做出改变预计需要至少五至七年的时间(Jimi，2011)。部长的这一决定主要受到以下五个因素的影响：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推迟采用IFRS。
- 21个领先的日本公司和日本商会和行业代表强烈要求推迟采用IFRS。
- 日本工会联盟的抵抗。
-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地震和海啸。
- 描述日本经济和法律体系等制度环境的环境因素(Jimi，2011)。
部长Jimi说，对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对对于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很重要，因为日本的会计制度完全不同于英美国家的会计制度。这些差异迫使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ASBJ)开发出一套完整的会计标准和一个概念性的框架并使这些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相协调(Nippon Steel et al.，2011)。这些法律包括金融工具和交易法案、公司法和公司税法。为了反映这些环境因素，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标准制定机构不得不遵循两个目标：
（1）加强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增加日本资本市场的吸引力。
（2）维持财务报告系统和类似会计法律和人力资源的其他基础设施之间的内部和机构的互补性。
国际可比性方面对于在日本建立有吸引力的和可靠的资本市场尤为重要。同样，许多研究强调保持不同机构之间联系的系统性的重要性，使他们能够相互配合和相互提高效益(Aoki，1994；Gordon and Roe，2004；Schmidt and Spindler，2006)。这些需要国际可比性和制度互补的外生和内生的压力可能会影响日本关于采用IFRS的讨论。
2011年部长Jimi发表声明后，BAC发起关于决定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方面的基本政策的讨论。部长Jimi声明的支持者要求一个更“谨慎收敛方法”，在这种方法里，日本公认会计原则(GAAP)之间的差距和IFRS是和谐的。在本研究的目的中，这些支持者被称为“保守派” (Kokunai-ha)。相反，部长Jimi声明的反对者支持IFRS的“直接采用方法”应取代日本公认会计准则来提高财务报告的国际可比性。在本研究的目的中，这些参与者被称为“近代” (Kokusai-ha)。
关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离开直接采用IASB标准可能导致政治干预的机会、标准可用性的延迟和实际IFRS合规的担忧，包括审计目标(Zeff and Nobes, 2010)。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一套会计准则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类型的企业的说法，包括中小型企业(SMEs) (Advisory Council, 2010)。因此，解决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争论的关键问题以促进关于国际财务报表准则在日本选择最合适的解决方案的实现是及时和重要的。所以，这项研究应该对决策者以及日本和IASB的标准制定者有用。
使用由Gernon and Wallace (1995)建立的会计生态框架,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和整体的对日本会计环境主要特征的分析，应考虑在日本关于采用IFRS的辩论之中。特别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包括BAC在内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检查与在日本采用IFRS有关的问题(BAC and PCC， 2011a，2011b，2011c，2011d，2011f)。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财务报表的编制者、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和评级机构、隶属于东京的券交易所、日本注册会计师协会(JICPA)、ASBJ其管理机构财务会计准则基金会(FASF)、经济团体联合会(Nippon Keidanren, 2006)、日本贸易联盟和会计学者。
本研究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了理论框架由Gernon and Wallace (1995)，第三部分概述了数据收集，第四部分显示了应用程序的结果Gernon and Wallace (1995)的框架。第五部分讨论了采用IFRS有关的其它因素。第六部分总结了研究并提出结论。
2理论框架
由于一个国家的会计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解释和应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问题，特别有趣的是，验一个被认为是不同的机构设置IFRS的发达国家的会计环境。日本有不同的会计环境和会计制度，以传统上满足债权人和业内人士的要求而闻名(Doupnik and Perera，2012，p. 272)，日本通常是包含在不同于英美的会计模式的洲大陆模式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Nobes and Parker， 2010, p. 72)。
以前的文献表明，会计系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经济和法律体系、融资体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的作用。然而，影响会计和个体的重要性因素数量千差万别，主要体现在现有框架上面，比如Schweikart(1985)、Gray (1988)、Doupnik and Salter (1995)和Nobes (1998)提出的。重要的是，这些框架依赖于一个因果理论，认为会计是严格依赖于选定的环境变量。
依靠由Gernon and Wallace(1995)建立的会计生态框架，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对日本会计环境的整体分析。与其他框架相比，Gernon and Wallace(1995)的会计生态框架包含了会计的原因和影响，并允许会计研究探索特定国家的自然环境和在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下互动的探索。
Gernon and Wallace(1995)将会计环境定义为“没有一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多维系统”。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允许研究人员研究局部和全局上下文的全部。他们的框架强调影响会计和被会计影响的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包含以下5个独立但相互作用维度：
（1）社会环境是指可能影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团体的结构、文化和人口因素。
（2）组织环境是指影响会计制度的选择和设计的合理化的元素，包括组织的规模、技术、复杂性和人力及资本资源等。
（3）专业环境指诸如职业的教育、培训、登记、纪律、职业道德和文化等方面。
（4）个体环境指的是关于个体游说标准制定者和使用会计数字的各自优势总设置。
（5）会计环境是指会计实践、规则和影响或受到其他方面影响的趋势。具体来说，它包括信息披露、测量要求、实践以及会计报告的类型和频率。
用于检验一个国家的会计环境的框架的合理性已经得到了Perera and Baydoun (2007)和Hellmann et al.(2010)的证明，Perera and Baydoun (2007)洞察了印度尼西亚的会计环境，Hellmann et al.(2010)提出了对德国会计特点的理解。
3 数据收集
鉴于BAC的董事会成员是通过正式的和公平的程序选出来的，每个董事会成员的意见将反映出大量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Nishikawa，2007)。因此，为了调查关键利益相关者关于日本采用IFRS的不同意见，本研究回顾了BAC从2011年6月30日到2011年12月22日的记录(BAC and PCC，2011a，2011b，2011c，2011d，2011f)。这段时间对于本研究是重要，因为部长Jimi在2011年6月21日推迟关于无限期强制采用IFRS的决定。部长Jimi做出决定后，BAC 从2011年6月30日发起讨论，一直持续到12月22日(BAC and PCC, 2011f)。
记录中包含的与IFRS无关的项目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不在场的人以提交文件的形式发表的声明包括在内，因为他们由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构成；BAC主席的声明却被排除在外，因为在会议期间他没有表达他的意见。结果，如表1所示，, 分析中的页面和报表的数包括分别在96.6和96年。
假设保守党更有可能比自由主义者坚持传统的概念，如日本公认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优势互补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一。根据协议的数量和与这些传统观念分歧，代表分为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如下(见表2)：
bull;保守派：会计学者、学者(除会计之外)、日本商业联合会、日本贸易联盟、制造企业和税务会计。
bull;自由主义者：信用评级机构、JICPA、证券分析师、服务行业和证券交易所。
bull;其他：ASBJ(FASF)和研究机构。
表3展示了BAC董事会成员的数量，以及文件里记录的他们的声明和每个演讲者的话。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的语句的数量分别是64(66.7%)、24(25.0%)和8(8.3%)。保守党语句最多有86173(65.1%)，其次是自由主义者有37757(28.5%)年和其他8516 (6.4%)。这些数据提供的证据表明，BAC大部分由保守派组成。数据进一步表明，会计学者和制造企业的代表是保守派的意见领袖，而JICPA代表意见领袖的自由主义者的话语。然而，实际的意见领袖可能代表日本商业联合会和日本贸易联盟。这些代表测量的影响的比率(数量的语句/数量的成员；数量的单词/数量的成员)比其他代表更强。
4 架构应用
4.1 社会背景
社会背景泛指社会的结构、文化和人口等特征。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IMF, 2011)。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在贸易平衡中产生了大量的盈余(MOF, 2010)。日本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尤其是在自动化和电子产业。因此这些行业里的公司的总股票价值占据了日本所有注册公司的53%(BAC and PCC, 2011d)。
儒家思想在日本金融和会计系统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地说，社会的稳定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独特的“孝”和“忠”关系来维系的，例如，在“日本年薪制度”中，薪水和晋升主要靠忠诚度决定而不是个人能力，同样，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度”中，雇员需要向公司展示自己的忠诚来获得就业保障。日本社会中，“仁”被视为避免冲突，也是一种基本美德。In other words,social relations are conducted so that everyonersquo;s “face” (kao) is maintained.像节俭和节制这些别的美德被称为“俭”，代表着消费不要超过自身需求，这衍生出了谨慎和保守的品行。(Suzuki, 2011)。这些特征影响了大多数保守派，使他们一直强调诸如制造、谨慎、可持续等概念。表4表明了保守派在运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往往比较积极(positively 69times, negatively 3 times)，而自由主义者表示这些概念更消极(positively 4 times, negatively 10 times)。
在与儒家思想伴随的过程中，多神论在日本文化价值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日本人相信多种神是存在的，自从从中国引入了唱哲学，融合了三种主要学说（儒家、佛教神道教）的思想在日本一直比较盛行。这种融合使得日本的会计系统没有任何阻力就集成了德国和美国的会计系统(Iino and Inoue, 1984)。
4.2 组织环境
合理化的组织环境是指元素轴承的选择和设计会计系统,如组织的规模、技术、复杂性和人力和资本资源。表V在日本组织环境的概述总结了不同类型的有限公司。大约3900上市上市公司存在于日本。在日本上市公司的数量比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
大多数日本公司都是私有企业与日本企业的融资方法密切相关。融资的主要来源为日本公司已经从银行体系信贷。虽然自由化后的企业债券市场在1980年代,日本大型企业在intermediated-funding首选市场融资,中小企业仍依赖银行债务。
鉴于银行信贷和留存利润的优势作为资金来源,日本的融资体系符合“内部人控制”系统的定义中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来发布详细的内部财务信息的可访问性信息。具体来说,大多数日本企业经营与几家银行,但其中一个是公认的“主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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