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具披露实务：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实证外文翻译资料

金融工具披露实务：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实证

Syaima#39;Adznan，Sherliza Puat Nelson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系

摘要

目前商业环境的变化引导着企业在国际层面开展业务，这就需要使用金融工具，MFRS7（即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标准）已实施，以便企业披露其金融工具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调查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金融工具披露实务（FID），尤其是在遵守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基础上的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总体结果表明，尽管有些公司忽略了一些要求，但基本遵守了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此外，根据2012年修订的马来西亚企业治理准则（MCCG），本研究考察了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内部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程度的关联性。基于319家公司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内部审计独立性（外部来源）和审计费用与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情况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本文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可能会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披露实务；公司治理。

1.引言

2012年是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MFRS）的第一年，也是马来西亚上市公司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第一年，这提高了马来西亚公司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和可比性，同时将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因金融工具而面临的风险（Bischoff，2009年；Savvides和Savvidou，2012年；Elzahar和Hussainey，2012年）。公司广泛使用以权益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即股票）或以债务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即衍生工具）作为筹集更多资本的媒介（Ismail和Rahman，2011年），因此，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7）相当的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MFRS7）应运而生，以概述金融工具相关企业所需披露的程度。

一般来说，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提供了两项主要披露内容，以满足企业披露金融工具重要水平和财务报表所面临风险的定性和定量信息的需要。此外，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还加强了对公允价值计量和流动性风险的披露，以解决应用问题，并向用户提供足够的信息。MFRS7标准是对其他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MFRS）标准的补充，即MFRS1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MFRS132“金融工具：列报”，本研究将侧重于MFRS7。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MFRS7披露实务及其对MFRS7的履行程度。与许多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对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务的审查采用了先前标准，如马来西亚会计准则第24号（Hassan和Salleh，2010年）和财务报告准则第132号（Othman和Ameer，2009年；Zadeh和Eskandari，2012年）等，或者侧重于自愿披露（Bamber和McMeeking，2010年；Ismail和Rahman，2011年），因此，目前的研究将侧重在当前全球公认的标准上确定马来西亚公司MFRS7披露惯例。此外，随着2012年马来西亚企业治理准则的最新修订，本研究考察了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实践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总体调查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披露实践。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后续章节回顾了相关文献和假说发展，其次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后一部分将简要说明本研究的意义和结论。

2.文献综述与假说发展

商业交易的压力和国际市场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信息相关性和财务报告披露透明度的需求（Bischoff，2009年；Savvides和Savvidou，2012年；Elzahar和Hussainey，2012年），金融工具的风险敞口及其管理方式是影响相关性和透明度的关键要素，这些详细信息对于确保财务报表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并能帮助投资者作出更明智的判断。此外，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已实行以提供此类信息，使用户能够评估金融工具风险性质、程度和对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性水平。

以往文献研究了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务，尤其是与风险相关的披露，包括强制、自愿或两种风险组合的披露。调查结果表明，公司倾向于履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准则（Bischoff，2009年；Hassan和Salleh，2010年；Probohudono，2013年），一些研究表明需要额外披露才能满足额外的规则和法规（Bamber和McMeeking，2010年）。然而，也有文献表明，公司往往倾向于遵守部分标准中的某些要求（Othman和Ameer，2009年；Savvides和Savvidou，2012年；Zadeh和Eskandari，2012年），披露方式也会因披露的风险信息类型和财务报告中此类信息的详细信息而有所不同（Ismail和Rahman，2011年；Oliveira等学者，2011年）。

根据先前研究的经验表明，各国的披露做法因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Probohudono，2013年）、各国对风险信息的可接受性（Bischoff，2009年；Othman和Ameer，2009年；Savvides和Savvidou，2012年）以及对标准本身不同的执行和解释水平（Bischoff，2009年）。此外，风险披露水平与公司治理特征相关（Taylor等学者，2010年；Oliverira等学者，2011年），其中具有强大企业治理机制的公司能更有效地管理财务风险，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同样，Alanezi和Albuloushi（2011年）也指出，科威特公司在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强制性披露的情况下，能拥有更好的企业治理机制。

马来西亚的Hassan和Salleh（2010年）使用基于马来西亚会计准则第24号（MASB 24）要求自行开发的披露指数检查了披露质量，而Othman和Ameer（2009年）、Zadeh和Eskandari（2012年）使用了财务报告准则第132号（FRS132）。总的来说，这两个标准之间没有明显的领域差异，因为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准只是重新编号并更名为FRS（Lazar等学者，2006年），以便实现国际趋同。然而结果表明，尽管马来西亚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已经于2006年接轨，各公司在遵守标准准则和水平基础上的披露做法仍存在差异。希望在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中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能够提高马来西亚公司的合规水平，因为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委员会（MASB）无权免除马来西亚任何一家上市公司不受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的约束。为进一步加强财务报告的质量，最近修订的马来西亚企业治理准则将提高公司提供的信息质量，包括提高财务报告和披露的透明度。

虽然有大量关于企业治理机制与财务报告关系的研究（Oliveira等学者，2011年；Elzahar和Hussainey，2012年；Probohudono等学者，2013年），但很少有研究直接调查或探索公司治理与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之间的联系，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马来西亚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与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践之间的关联，扩展了现有的风险相关文献，同时通过研究企业的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实践，对当前的文献做出贡献。代理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因为财务报告披露是委托代理关系中成本效益监控工具之一，它解释了如何通过监控机制缓解股东（委托人）和经理（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Oliveira等学者，2011年）。在这个研究中，董事会结构、审计委员会、内外部审计部门等监控机制表现为董事会独立性（BINED）、董事会专业知识（BEXPERT）、审计委员会独立性（ACINED）、内部审计职能（内部或外包）、内部审计费用（IAF）、外部审计费用（EAF）和外部审计职能（由四大或非四大审计公司提供公司审计），这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见Taylor等学者，2010年；Oliveira等学者，2011年；Elzahar和Hussainey，2012年；Probohudono等学者，2013年），并指出拥有良好治理机制的公司与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的程度呈正相关，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董事会独立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董事会专业知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3：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内部审计职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5：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内部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6：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外部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7：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披露程度与外部审计职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研究方法

虽然2012年是所有上市公司全面采用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的一年，但对一些公司例外，如属于MFRS141（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141号：农业）和IC15（解读房地产建设15大协议）范围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过渡企业将被排除在样本之外，因为它们被允许再推迟2年实行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因此最终样本由319家公司组成，数据从马来西亚Bursa网站的现有年度报告收集，这项研究采用了未加权指数或二分计分法，即无论字数、句子数量或页数如何，所有信息都被同等评价。金融工具信息披露清单共包含25个清单项目，这些项目是根据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要求自行制定的，如果清单中包含特定项目，则披露的项目数值为“1”，如果未披露则数值为“0”，与先前研究保持一致（见Taylor等学者，2008年；Othman和Ameer，2009年；Savvides和Savvodiu，2012年；Probohudono等学者，2013年）。

4.结果和发现

表1显示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务的总体平均得分为80.76%，最小和最大得分分别为14%和100%，结果表明，与Othman和Ameer（2009年）、Zadeh和Eskandari（2012年）之前的研究相比，马来西亚公司的披露水平略有提高。表2提供了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务与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分析表明，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与几个企业治理因素呈正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四大审计公司审计的企业（EA）、外部审计费用（EAF）和内部审计费用（IAF）。表3中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BINED）、外包其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IA）和外部审计费用（EAF）与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实务（FID）存在5%的显著相关性，而其余变量则不显著。因此假设3、假设5和假设6得到了验证，其余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假设1、假设2、假设4和假设7不成立。结果与Taylor等学者（2008年），Oliveira等学者（2011年）和Elzahar和Hussainey（2012年）之前进行的几项研究一致，从结果来看，内外部审计职能部门在支持审计委员会确保财务报告披露的透明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调查结果也与马来西亚企业治理准则的建议一致，马来西亚企业治理准则建议审计委员会成员必须独立，以有效履行其职责，并加强审计职能在公司内部的作用。使用的模型调整后Rsup2;为11.5%。

表1 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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