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原文共 6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J Appl Physiol. 1975 Jan;38(1):44-5.
“广场舞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探析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近年来的“广场舞事件”做出了分析，文章认为: 随着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和人口的大量涌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显得更加迫切; 而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失独家庭的大量存在以及“空巢”老人现象的逐渐增多，中老年人的交流问题突显出来，这些为广场舞大妈群体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然而，城市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体育休闲场地和设施，在此背景下，“广场舞事件”开始大量涌现，从而造成城市邻里伦理和道德关系的缺失。因此，文章认为不应一味的指责广场舞大妈群体，相反，需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关 键 词: 广场舞; 老龄化; 城市; 孤独
1 广场舞的历史缘起
广义而言，广场舞并非始于近年，近年广场舞的“升温”实际上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休闲活动变迁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从建国以来的历次文化政治事件中可以追寻广场舞的历史缘起。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取缔了旧式的舞场和舞女之后，交际舞成为当时流行的时尚，从中南海到地方政府，人人以学交际舞为荣，其时，《青春圆舞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集体舞曲红极一时，契合了那个时代欣欣向荣的气息。“那时的口号是: 人人要唱歌，人人会跳舞。”[4]同一时期，广播体操的出现成为广大群众欢迎的群众体育活动，1954、1955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第一套少年和儿童广播体操，至今广播体操已经发展到第九套，由此又衍生出一系列具有职业色彩的广播操，如钢铁工人、售货员、石油工人操等，“每天上班时，喇叭一响，千百万人随着乐曲做操hellip;hellip;做广播操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一
种群众性体育娱乐活动。[5]“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和样板戏、语录歌并列的文化活动还有“忠字舞”，人们在跳舞时配合与歌曲歌词相仿的简单舞步、动作、手势、表情，不需要特别的舞蹈基础和训练。“忠字舞发展成为一种全民运动，无论田间地头，还是工厂大街，只要广播响起，人们就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如醉如痴地跳起来。”[6]按照学者李熙的说，“文革时代的lsquo;忠字舞rsquo;不加掩饰地强制lsquo;革命群众rsquo;演出和观看，将中国特色lsquo;广场舞rsquo;的动员工具意义放到最大”。[7]抛开政治需求不谈，单从形式来看，“忠字舞”无疑是最接近广场舞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化生活的政治禁忌被轰然解除，被压抑已久的身体欲望蠢蠢欲动，遇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肆无忌惮的爆发出来。这一时期，交际舞再次回潮，而且逐渐发展成一种在公园、街道随处可见的中老年健身休闲活动。从阶级斗争到政治需要，交际舞终于张开了其为大众健身休闲服务的本色。不同于广场舞的是，当时的舞曲更趋于平缓、抒情，代表了人们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大海啊我的故乡》等曲子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而对身体解放渴望最为强烈的当属那个时代的青年，迪斯科( disco) 无疑是年轻人的最爱，狂热的动作彻底颠覆了传统形而上的含蓄、典雅和庄重。在迪斯科的纵情律动中，身份、地位被彻底抛弃，人们忘情于迪斯科的性感、狂热和放肆，也因此，迪斯科成为相对交际舞而言的“坏”舞蹈。“每到傍晚，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提着录音机，涌进公园大跳迪斯科，人员的密集程度快把公园涨满了。震耳的迪斯科音乐、湖边和林中无数跳舞的男女，飞扬的尘土，成为京城从未有过的一大奇观。” [8]从2008 年黑龙江佳木斯市民的第一套自编现代广场舞开始，数年间，广场舞成为中老年人交流、锻炼、休闲的最佳活动而席卷全国，甚至舞出国门，在纽约、伦敦、莫斯科展示“最炫民族风”。
2 “广场舞大妈”群体现象分析
“大妈”是指年龄层面上的中老年女性，近年来在媒体的曝光中，广场舞语境中的“大妈”略显尴尬。其一，“大妈”暗含了文化水平不高的中老年女性，相关的调查显示: “广场舞参与者大学学历只占调查总数的 13. 37% 、高中占 18. 77、初中占41. 9% 小学占 25. 96% 。”[11]尽管学历层次的高低和广场舞参与者以及参与积极性并无直接关联但是，文化层次对人们休闲娱乐锻炼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其二，在广场舞大妈群体中，“大妈”显然包含了“大爷”等不属于大妈称谓的其他一部分参与者。但是，“广场舞大妈”何以概括了这一特殊群体呢? 根据一项对福州市广场舞参与者的调查显示：“女性参与者占总数88.17% ，男性为11. 83; 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参与者占总人数的 64. 77% 。”[12]显然，广场舞群体以中老年女性居多，“大妈”一词成为广场舞群体中以主代次的称谓。其三，不同于广播体操等行政仪式性的活动手段，节奏明快、简单易学的广场舞作为时代进步所赋予中老年人在都市锻炼、休闲、交流等社会生活有效手段，符合了中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喧嚣的都市，适合大妈群体的休闲运动极其稀少，广场舞“大妈”群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中老年群体在都市休闲娱乐锻炼空间夹缝中生存的一种表现，是其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进步表现。最后，在群起而攻之的广场舞大妈群体中，大妈们的集体行为在对抗个体时具备了显而易见的优势，他们可以占领停车场、公共场所，并肆无忌惮的用高音大喇叭愉悦自身、干扰他人，因为只有在高音的节奏，才能屏蔽都市的喧嚣以凸显广场舞集体的存在。但是，广场舞大妈显然未曾预料到作为弱势的个体在抱团成为集体后的反制措施，温州 600 多住户凑 26 万买“远程定向强声扩音系统”，大妈们一开始跳，就循环放“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这一场集体对抗集体的“以恶止恶”短暂交锋中，大妈们终于败下阵下来，但是这种暂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一劳永逸解决，相反，生活区域的不善气息弥散开来，为以后的生活争端埋下了交恶的种子。在反复的交锋中，“广场舞大妈”成为各大媒体的“宠儿”，“大妈”一词也由此弥散开来。
3. 1 田园诗生活和都市生活的碰撞
城镇化进程并非农村变身为城市般美好，就业、拆迁、失地、认同一些附加的社会问题显出来。马克思认为“城市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14]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迅猛增长直接的结果就是城镇人口的增加，“1978-2013 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 7亿人增加到7. 3亿人，城镇化率从17. 9%提升到53. 7%，年均提高1. 02个百分点; 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 个。”[15]城市的无限扩大和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延传千年的农耕文明社会在发达的城市工业文明中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要表现在集体消费空间的极度压缩和城市服务系统的效率低下，以及穷人和富人生活区域的隔离，富人的门禁系统和穷人的大杂院等身份上的区别。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对老市民和外来者的生活习惯上都是极大的挑战，被打扰的老市民极易表现出焦虑甚至是憎恨，继而对外来人形成偏见，这种偏见一旦形成，便会从类似广场舞等事件中爆发出来; 乡村间的敲锣打鼓、扭秧歌尽管也对邻居的日常生活造成扰乱，但是已经成为常态化，人们早已习以为常; 但是，对老市民而言，他们无法容忍生活常态的改变。路易·沃斯认为: “都市社会关系的特征是肤浅、淡薄和短暂”。[16]换言之，都市生活中，原本属于民俗文化的乡村社会的血缘、邻里、世袭关系等传统纽带在城镇化中不复存在，相反都市中“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个体并没有被温暖所包围，而是倍感孤独。”[17]西美尔也认为都市生活的特点是: “次要接触代替主要接触，血缘纽带式微，家庭的社会意义变小，邻居消失，社会团结的传统基础遭到破坏。”[18]也因为此，人们开始眷恋于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怀念乡村的温情脉脉和碧水蓝天。在农村的乡土风情中很少出现类似广场舞事件等纠纷，因为田园诗般的生活背景无法孕育出近乎癫狂的广场舞，它只会和扭秧歌、赶集式的民俗活动相关联。脱离乡村宗法血缘关系的城市生活，在冰冷城市的钢筋水泥“牢笼”中，当亲属远离、无法重拾乡党和家族的温暖，无法找寻曾经的邻里关系时，寻找孤单的人、孤单的集体和集体平台，成为唤回对集体温暖精神寄托的唯一途径。
3. 2 流动的城市和流动的恐惧
鲍曼认为如果一个区域人口密度、互动密度、交通密度相对较高，那么就是具有城市特的地方，称之为城市，“如今，它们恰巧是社会中孕育、孵化集中而切实的不安全的地方。”[20]
在城市的狭隘密集空间中，“空巢”老人的不安全感所产生的恐惧极力试图寻早发泄途径来自我释放。南·埃琳认为在城市建设和重建中“恐惧因素必然已经加剧，这体现在日益增加的紧锁的车门、房门和保全系统上，体现在针对所有年龄层、所有收入群体的lsquo;封闭式rsquo;lsquo;安全rsquo;社区的流行上，体现在公众空间里越来越密集的监控上，更体现在大众媒体不断发布的危险报告中。”[21]城市的钢筋水泥、玻璃墙幕成为人类新的藩篱。城市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保持距离是人们常用的生存策略。最孤单的人不是一个独处的人，而是一个在人潮密集的都市中的人。“在某些情形下，那些在小型乡村社区成长起来的人会发现自己迷失在陌生的城市中，陌生人之间的那种冷漠让人感到孤伶无助，而车流不息、人潮汹涌、楼宇林立，更加剧了这种感觉。”[19]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迫切的使之寻求新的发泄途径。
3. 3 现代都市中大妈群体的“集体失联”
如前所述，广场舞的“前生今世”的共同点在于“集体性”，“广场舞大妈”对集体的怀旧彰显的是当前城市中普遍的“集体失联”现状。以笔者熟悉的农村生活为例，家家户户所用于隔离的围墙只有一人之高，仅是象征性的土地归属线，缝隙宽松的大门可以窥见院中的一切，邻居之间可以直接推门而进，不用事前告知，村民以村为单位天然成为一个集体，共同劳作和栖息，相互理解和容忍彼此的活动。严格而言，村民所居住的庭院是一个半封闭的空间，村民可以在房顶互相看见彼此的空间; 而相对于农村的半封闭空间，都市居民的居住环境是一个全封闭的空间，在钢筋水泥的彻底环绕的“牢笼”下，人与人彻底的隔绝开来这种物理的隔离后果就是独居老人去世半年之久，“空巢”老人亟需关爱等新闻屡见报道，尽管有地方政府如北京、广州、等地已经建立了并安装了针对独居老人的应急救助呼叫器，但这种类似老人自身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装置远不能应对老人精神和身体双重“贫困”的境况。城市建设本应给居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而事上却远非如此; 对此，有学者意识到，应当积极提倡让空巢老人们自身主动介入社会，有条件的话多参加社区的各种老年组织活动，进行自我调节，不能封闭。”[20]广场舞的出现是中老年人自发组织的社区活动，是对“集体失联”抵御和对孤独的本能反应，在广场舞群体中，他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远亲不如近邻”的心理慰藉。
4 快感与幸福——城市生活空间的争夺
就广场舞群体而言，大妈群体跳舞享受的是一种快感的过程，而附近的居民享受的是幸福的生活。快感的幸福的区别在于时间，快感是短暂的，而幸福是持续的。哲学家赵汀阳认为: “每个人都不得不放弃某些快乐以换取另一些被认为更重要的利益，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牺牲幸福去换取什么东西”。[21]在追求短暂的快感和持续的幸福之间，矛盾必然的显现了矛盾的关键点在于生活空间的争夺，在密集的城市里，生活空间是既定的资源匮乏的客观事实。广场舞群体的快感空间是一个物质的空间，个体创造幸福的物质空间在自己的空间，包含了延伸的空间如声音、光线、空气、绿色等个体密闭空间之外的公共空间。“广场舞大妈”们对生活空间的争夺是非暴力式的，即在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同时，毫不客气的攫取其他人的公共空间，而且其他个体或集体索要属于自己的那份空间时，野的不予归还; 而对应群体用“高音炮”等手段驱赶大妈广场舞群体，是在泛着古代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正义”的外衣下做出的非法之举，金庸早在其小说《射雕英雄传》中诠释过这种正义的大侠癔症。在大妈们的集体狂欢中，广场舞给予的不仅是精神的疗伤和对青春的记忆，还对身份的消解。也在此时，原本属于邻里、老、幼等传统伦理关系彻底不存在了，所以网络上“为老不尊”、“老人变坏”等评论涌现出来，也因此邻里关系恶化，长幼尊卑缺失。一般而言，对他人的了解一旦有了鸿沟，往往就会用偏见来填补。诚然，在美学观察看来，广场舞缺乏必要的美学基础和专业的形体训练，服装也是便衣，配乐偏重通俗快节奏重音，所以审美难以得到观者的认同，试想，一群帅哥美女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观者的投诉还会居高不下吗?
5 广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90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