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配：生态足迹的全球分布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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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生态足迹的全球分布

经济和全球研究系,圣母升天学院,伍斯特，马01609,美国

文章信息：

文章历史:

2005年8月22日收到

2007年七月17日修订

2007年7月25日采用

2007年8月24日发至网上

关键词：平衡分配，生态足迹，平衡性/不平衡性，基尼指数，阿特金森指数

摘要：

本文研究了用生态足迹来衡量人类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采用常用的方法测量其在全球范围内如何分配从而来测量收入的分配。测量自然资源使用的分配来实现可持续、平衡高效的经济是必要的。目前，不同的国家对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即生态足迹在全球分布并不均匀。计算总生态足迹及其组成的基尼指数解释了资源使用不平衡性的来源。阿特金森指数的计算表明了生态足迹的不平衡与收入不平衡及环境强度之间的关系。

copy;2007 Elsevier B.V保留所有权利

1. 简介

有效配置，仅仅分配和可持续规模逐渐被看做是生态经济的首要目标（Daly,1992).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相反的，把首要目标放在资源的有效分配上，而很少放在平衡分配上，然而最终忽视了经济规模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忽略规模就允许新古典主义的范例避免了经济效率及分配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即仅仅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将会导致所有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追求不计分配。新古典主义模型的帕雷托最佳性途径以这样一种方式：资源的选择性分配作比较来定义效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分配中做选择可能会导致许多个体在其他方面的浪费更加严重，从而违背了帕雷托最佳性的概念。

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对可持续发展规模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为科学前沿引发了分配问题(Luks and Stewan, 1999;Daly and Farley, 2004)，理解自然环境提供有限的生产力，并且发展一种检测自然资源是否能够实现跨代共享的方式成为必经之路。布伦兰特委员会的著名定义：“可持续发展即寻求在不损害未来需要的前提下满足当前的需求及愿望”(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表达了在跨代之间实现资源使用的公正分配的期盼。然而史蒂文指出，规模和代际分配是相互依存的，而且由于潜在的分布影响，针对限制规模的政策将难以完善。

传统意义上来说，研究中提到的分配是指收入及财富的分配。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学者扩展了分配的内容，增加了人类非货币形式的层组。Ruitenbeek (1996) 使用不平等收入的标准测量方法(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与加入了家庭的生态功能价值的这种包括更广泛的收入测量的不平等分配作对比。结论表明，对于科迈隆的样品家庭而言，增加了生态功能价值会降低测量的不平等性，这样有助于更好地解释人口运动。Styme 和Jackson (2000) 同样利用了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研究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福利措施例如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是如何将收入不平等列入考虑的。

通常，关于分配或公正的讨论主要围绕收入在国家内如何分配。然而，在全球范围的收入分配也在被讨论与测量(Sala-i-Martin, 2002; Bourguignon and Morrison, 2002; Schultz, 1998)。DeCanio和Niemann(2006)研究了全球环境权利的选择性分配是如何影响全球的收入分配的。他们估计当前的基尼系数并预计了未来的GDP水平以及生态GDP，生态GDP包括了环境产品的消耗量。他们发现，环境产品的权利按照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在当前及未来都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根据现有人口分配环境权利，全球收入不平等会得到显著的降低。

尽管收入分配显然是重要的，许多研究人员开始研究稀缺来源和下沉容量的使用是如何分配的。Azar et al.(1996)为可持续性指标提出一个框架，包括仅仅针对资源分配的指标，而不是收入。他们提出一个评价代内公正性的指标，一个地区的人均资源用量比上世界人均资源用量。这个指标用于资源平等使用是可取的。Aubauer(2006)认为尽管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生产量是必要的，但这种减少应尽可能以公平的方式来完成。他建议能够达到资源的平等分配使用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建议每个人应该接受相同数量的资源证书。任何其他分配会允许某些人比别人取得更大份额的资源，从而“减少他人的自然生活机会”(Aubauer,2006年,p。644)。

本文旨在利用目前发展成熟的方法测量收入分配从而研究目前全球的资源利用分配。使用国家生态足迹数据，估计基尼系数显示总的生态足迹的不平等性如何用各地生态足迹的不平等性加以解释。。而阿特金森指数的计算在于研究生态足迹的不平等性与不平等的人均收入和环境强度之间的关系。

2.测量资源使用

为了了解资源使用的分布,一种广泛使用的测量自然资源使用的方法是必要的。在这项研究中,生态足迹作为资源使用分布不平等性的量度。

2.1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如今作为一种方法被广泛运用于描述人类对环境的需求。生态足迹通过估计保证给定消费水平所需的必要生产性土地来测量资源的使用。使用生态足迹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有很多优点。第一，生态足迹从直接与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帮助说明了生产和消费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McDonald and Patterson, 2004)。例如，生产一块面包需要土地来种植粮食（直接影响），以及其他资源，比如生产能源，面包的销售，包装材料等（间接影响）。生态足迹通过估计为了保证每种资源使用所需的土地数量来量化直接与间接影响，并且因此捕捉每种活动隐藏的环境影响 (McDonald and Patterson, 2004)。第二，生态足迹提供了一种资源利用影响的测量方式，可以告知人们经济活动规模之于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使用的土地作为计价单位，生态足迹允许不同类型的资源利用聚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可以用来揭示可利用土地面积。例如,2006年生活地球报告发现2003年全球生态足迹是全球141亿公顷,与估计的全球约有112亿公顷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相比，表明生态超载25%(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

生态足迹方法被应用于各种问题的研究。如今已有几项国家层面的研究估计生态足迹(Haberl et al., 2001;Lenzen and Murray, 2001; Wackernagel et al., 1999; Bicknell et al., 1998; vanVuuren and Smeets, 2000);在地方层面的,(Kissinger et al., 2007; Yue et al., 2006; McDonald and Patterson,2004),以及全球层面的(WWF, 2006)。此外，研究者发现研究特殊种类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生态足迹的概念依然非常有用，例如上下班(Muntilde;iz and Galindo,2005),旅游(Gossling et al .,2002；Pattersonet al .,2007),饮食(White,2000),农业(Hornborg,2006;Ferng,2006),和水的使用(Jenerette et al .,2006 a,b)。

如今正有关于生态足迹概念的优点及缺点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生态足迹计算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教学设备，帮助人们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人类活动规模之于环境容量的关系(Costanza, 2000; Rees, 2000)。然而，有人对生态足迹的方法论及对政策的适应性表示怀疑(van den Bergh and Verbruggen,1999; Ayers, 2000; Opschoor, 2000; Moffat, 2000)。方法论的担忧包括贸易的环境影响(vanden Bergh and Verbruggen, 1999; Hubacek and Giljum, 2003;Anderson and Lindroth, 2001; Turner et al., 2007; Wiedmann et al., 2007), 通过估计吸收化石燃料的使用中释放的碳氧化合物所需森林土地的数量来实现能源使用向土地面积的转换 (Ayers,2000;McDonald and Patterson, 2004)。以及生物生产性土地的不均匀性降低了土地作为计价单位的有效性 (Jenerette et al., 2006a,b; McDonald and Patterson, 2004; Lenzen et al., 2007; Wiedmann and Lenzen,2007)。这种方法论的担忧使生态足迹法不断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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