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知识、态度和求助倾向 ——一项在马来西亚环境下做的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2022-12-29 11:26:34

精神卫生知识、态度和求助倾向

——一项在马来西亚环境下做的研究

Yeap R,Low W 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摘要：引言：本研究以家庭为单位抽样，通过调查一个有代表性的、居住在马来西亚巴生谷的的居民样本，了解公众精神卫生知识现状并探索提高公众精神卫生素养的有效途径。方法：共调查18岁以上居民587人，被调查者需要回答一系列有关精神卫生知识的问题，说明知识获取来源，并完成一份态度量表的调查。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没有良好的精神卫生知识。然而,所有被调查者对态度量表中的精神卫生问题都展现中立的态度。本研究发现种族背景、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和住宅位置是否有少数人口特征与被调查者精神卫生知识水平或对精神卫生问题态度有显著相关性。关于帮助寻求，虽然被调查者的种族背景会影响他们是否寻求帮助的决定，但是年轻的、对精神卫生问题态度更积极的被调查者更愿意寻求帮助。结论：本研究对提高当地居民对公众精神卫生、发生精神问题时寻求帮助的重要性的理解力有一定的意义。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理解和对精神问题的态度。包括具有积极形象的公众人物的演讲、大众媒体对精神卫生正确信息的宣传等。

关键词：态度，求助，精神卫生知识

引言

精神健康被定义为：完整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状态，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工作,能够对他/她的社区做出贡献。换句话说，精神健康需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身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方面）找到一个平衡。虽然精神健康被认为对品质生活和个人成长有裨益，但是人们常常对精神健康不予重视，不会察觉到精神健康的部分，直到精神问题和压力出现。

在一个国家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社会、文化相关问题和经济变迁出现。马来西亚，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已经开始着手绘制到20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宏伟蓝图。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马来西亚人民（尤其生活在城市中的）常常要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努力应对社会变化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压力和紧张。压力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常常导致更复杂的健康问题，其中就包括精神问题。因此，实现更好的精神健康是第九个马来西亚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针对精神健康促进和预防的研究已经确定了许多提高公众精神健康素养的策略，如提高公众精神卫生意识，强化公众精神卫生问题相关知识，减少对精神疾病病人的歧视和偏见，提高公众从精神专业人员寻求帮助的意识。然而，任何策略都必须考虑到人们的知识和认知范围。为了设计一个有效的精神卫生促进活动,评估公众的知识和态度现状是首要且必备的。由于许多先前发表的研究都在西方进行，在马来西亚当地进行一项评估公众精神卫生知识和对精神卫生问题态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本研究调查了居住在马来西亚巴生谷城市或农村的成年人精神卫生、精神卫生问题和精神病知识认知，对精神卫生、有精神卫生问题/精神病病人的态度以及求助行为现状。精神健康这里指的是宏观的精神良好状态，不仅限于没有精神障碍，精神卫生问题是指思维、情绪和行为改变的出现超过一段时间或者显著影响一个人的应对能力或功能。精神病是指基于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10）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中列出的标准诊断出来的疾病。

方法

在马来西亚巴生谷被选定为抽样框的地区（包括吉隆坡及其郊区和雪兰莪州与吉隆坡邻近的城市）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年人群体（即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设计。抽样分两个阶段进行：在每一层选择枚举块(EB)，然后在被选择的枚举块(EB)中选择生活区（LQs）。抽样框中的枚举块(EB)依据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分类定义被分类为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随机抽取共45个枚举块(EBs)作为抽样点，15个枚举块(EBs)在吉隆坡(100%城市化)，30个枚举块(EBs)在雪兰莪州(其中15个城市地区15个农村地区),抽样概率与家庭地址的数量成比例。在每个枚举块(EB) 抽样点，16个家庭地址被选择。每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年居民（18岁及以上）被调查者采访。在被选择的家庭中不止有一个符合条件的成员的情况下，采用“下一个生日的技术”。最终得到一个有720个成年居民的样本。

调查问卷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被调查者人口资料(如性别、年龄、种族背景,宗教,最高教育水平)、有关精神卫生问题的个人经历和之前的接触程度;（2）10道题目的知识量表；（3）9道题目的态度量表和（4）一道求助倾向问题和不求助的原因（如适用）。

知识量表需要被调查者对每道题回答“正确”，“错误”或“不知道”，并且要注明每一项答案信息的获取途径。记录每个被调查者回答正确的总题数。每个正确回答的题目都会被标记。被调查者的得分在0-10分之间。分数越高意味着精神卫生知识认知水平越高。知识量表的KR-20系数是0.746。态度量表包括9道题（Cronbachs a=0.723），评估对精神卫生问题的总体态度，如对有精神问题的人和治疗结果的态度。被调查者需回答有多同意或不同意每一道题的表述。每一道题的得分采用Likert 4级评分。最小可能得分是4，最大可能得分是36。得分越高意味着对精神卫生的态度越好。为了迎合多元文化人群的需求，最初是英文版的调查问卷被分别翻译为马来文和中文版。预调查在80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进行。平均每个面对面调查耗时大约20分钟。

这项家庭调查是在获得马来亚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批准后，于2007年8月底至2007年10月初进行的。主要是在周末和下午联系这些家庭住户（1500-1930小时）。在被视为未联系者之前，每个家庭住址至少拜访过三次（包括至少一次的夜间或周末拜访）。在向被调查者解释本调查的目的以后，被调查者也确认了他们以匿名的形式参与本次调查。每次面对面调查开始之前，每个被调查者都签署一份同意书。调查者在每一次面对面调查谈话结束后，继续下一个家庭调查前，手动检查调查问卷。在可能的情况下，调查者编码拒绝调查的原因。总共调查了651人，比最初的目标少69人，回收587份完整问卷，总体回收率为90.2%。

在587位被调查者中，321（54.7%）为男性，266（45.3%）为女性，年龄从18到60岁（33.9plusmn;12.13岁）。大多数被调查者是马来西亚人（70.9%），118位（20.1%）中国人，51位（8.7%）印度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是穆斯林（71.2%），其次是佛教徒（9.0%），印度教徒（7.3%）和基督徒（11.1%）。略多于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完成了高等教育，57.8%的被调查者完成中等教育，13.7%的被调查者只完成了初等教育，一位被调查者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不到5%的被调查者（n=29）表示他们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人有过精神卫生问题。

分别计算知识和态度量表的总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组间的差异，用方差分析法分析三组及以上之间的差异。如果超过两组比较，用Scheffes检验分析均值间的差异。用皮尔森相关系数确定知识与态度之间的关系。用Logistic回归分析来确定哪些因素可作为被调查者知识，态度和寻求心理服务倾向的重要预测因子。所有检验的假设都是双侧的，一类错误固定在0.05。

结果

每个被调查者需对被给予10道有关精神卫生的问题做出“正确”、“错误”或“不知道”的回答。每个被正确回答的问题都将会被做标记，最多可做10个标记。略多于四分之一（26.5%）的被调查者正确回答了50%及以上数量的问题，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精神健康问题没有很好的了解(3.26plusmn;1.853）。知识量表的每题得分详见表。不同性别(t[585]=0.438,p= 0.662)和年龄(F[4,582]=2.265,p=0.061)的知识水平差异无显著性，但不同种族背景(F(3583)= 6.314,p lt; 0.001),宗教信仰(F(4582)= 5.973,p lt; 0.001),教育背景(F(2578)= 16.118,p lt; 0.001),和住宅位置(t(585)= 14.15,p lt; 0.001)的知识水平差异有显著性（表Ⅱ）。

本研究中，被调查者大体上对精神卫生问题持中立态度（18.53plusmn;2.439）。态度量表最高可能得分为32分，本次研究中最低得分8分，最高得分24分。态度量表每题得分详见表Ⅲ。不同性别(t[585]=0.704,p=0.482)和年龄(F[4582]=1.295,p=0.271)的态度水平差异无显著性，但不同种族背景
(F[3583]=8.588,plt;0.001),宗教信仰(F[4582]=10.589,plt;10.589),教育背景(F[2578]=3.650,p=0.027)和住宅位置(t(585)=18.72,plt;0.001)的态度水平差异有显著性(表Ⅱ)。知识和态度总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皮尔森相关性检验，r=-0.047,p=0.257）。

关于求助倾向的调查结果：72.7%（427位）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在必要时寻求帮助；剩余27.3%（160位）的被调查者中有19.4%（114位）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不求助的原因是不知道从哪里寻求帮助，20.1%（118位）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不求助的原因是不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精神问题情况；其他还有经济状况和宗教信仰等相关原因。总之，调查中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表示会在必要时寻求帮助的427位被调查者中，有25位（5.9%）被调查者提及会担忧专业求助的费用问题；13位（3%）被调查者更希望不让他人知晓自己的精神问题情况；25位(5.9%)被调查者希望能获得更多有关从哪里寻求帮助的信息。

为了确定可能预测被调查者是否有良好精神卫生知识和态度的因素，进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精神卫生知识分量表中知识得分大于5分的为“高知识得分”组，知识得分低于5分的为“低知识得分”组，最高可能得分为10分。相似地，态度分量表中态度得分低于18分的为“积极态度” 组，态度得分高于18分的为“消极态度”组，最高可能得分为36分。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最开始纳入的预测因子（即自变量）为人口学特征和是否曾经接触过精神卫生服务变量。公众精神卫生问题知识和态度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IV和表V。结果表明，当所有的解释变量得到控制后，被调查者的住宅位置，教育背景和年龄与精神卫生知识评分显著相关；而被调查者的住宅位置、宗教信仰、教育背景和年龄与对精神卫生的态度显著相关。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来确定预测必要时为精神卫生问题寻求帮助的倾向的可能因素，结果表明，年龄、种族和态度对被调查者的求助倾向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的种族背景影响他们的求助决定（OR=0.569，p=0.032），年轻的（OR=0.811,p=0.038）、对心理（OR=1.680,plt;0.001）/精神（OR=1.200,plt;0.001）卫生态度更积极的被调查者更愿意寻求帮助（表VI）。

讨论

总的来说，公众的精神卫生知识水平相当低。本次研究结果与以往用不同工具研究不同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的研究结果相似，得出的结论是：普通大众对精神病的理解普遍很差，他们不能正确识别精神问题，不了解潜在的因果因素，害怕那些被认为患有精神病的人，对于有效的治疗干预手段存在误解，并且常常不愿意向精神/心理卫生专家寻求帮助。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精神健康就是从精神病症状中解脱出来（即没有精神病症状），或者根本不理解这个词的含义。认识到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对于减少公众对“精神”这个词的污名化和消极态度有重要意义。公众应该认识到，有精神卫生问题的人可能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或者失去了有效应对的能力，他们不一定会表现出精神病或神经症的症状。

公众在精神卫生问题和精神疗法相关的知识问题回答上表现的更差，其中有一道题与精神卫生最常被报道的错误概念之一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 只有不到7%的被调查者作出“错误”的正确回答。在本次研究中，术语“schizophrenia”被用于英文版的问卷，在马来版和中文版的问卷中分别被翻译为“skizofrenia”和“精神分裂症”。 这些术语在马来西亚卫生部以及马来西亚精神病学协会网站上都有使用。然而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没有对问题“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做出正确回答，近四分之三的被调查者回答了“不知道”，一半以上来自农村地区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理解“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或者从来没见过这个词。虽然“精神分裂症”、“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被认为是术语，一个简单的使用互联网引擎（即雅虎和谷歌）搜索关键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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