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原文共 40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信任、生活满意度与家庭金融决策
摘要：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强调信任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指导决策家庭金融资产投资风险和保险产品。本文通过研究确定幸福是另一个关键因素。通过使用一份来自荷兰家庭的详细调查数据，我们表明幸福对于家庭财政决策从反方向影响，与信任相比，在经济上更重要。具体来说，幸福会导致进入有风险金融资产和保险的投资的低概率，尽管在文献中信任通常有积极的影响。此外，幸福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所有权的负面影响约为6%，高于信托的正当量。同样，该幸福感对保险所有权的负效应比正效应高3%。
- 介绍
人类的信仰和情绪如何塑造个人的财务决策？不同类型的信仰和情绪的影响加强或反对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基本描述个人的偏好和如何提供个人金融和保险的决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深入挖掘个人财政决策的以信任为基础的解释和探索积极情绪与幸福的中介。为此，我们以经验为主的评估不同的影响和基于家庭决定的信任与幸福的相互作用关于其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和私人保险。因此，我们试图利用现有的文献来考虑信任的作用，但是较少注意到幸福在这些结果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家庭金融在自己的财政和行为经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Guiso 和 Sodini (2012)提供了在这个领域的最近的理论进展的一个广泛概述，以及家庭如何使用经济市场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的证据。Guizo, Sapienza和Zingales (2008)研究显示缺乏信任会降低投资的预期回报，因为潜在投资者期望被骗的概率更高。因此，以较低级别的信任为特点的个人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较低。与此同时，作者发现缺乏信任的人确保他们自己持有更少的风险资产，这一发现与保险只是另一种不确定的未来金融合约的还款的观点一致。因此，保险的信任事项要求被保险人必须相信保险公司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及时支付赔偿。
我们扩大这个框架来显示生活满意度也能影响财政和保险的决定。Isen and Patrick, 1983; Ifcher and Zarghamee, 2011; Drichoutis and Nayga，2013实验研究凸显了积极情绪在风险下的决策中的作用。因此它似乎假定生活满意度能够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和认知，反过来他们的金融选择也是如此。
然而，在理论方面关于情绪状态如何影响风险倾向有分歧。在心理学上，两种决策模式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情绪状态对风险承担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情绪维护假设（MMH）认为，积极的情绪所导致的风险规避行为（Isen and Patrick,1983)，而影响激励模型（AIM）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效果(Forgas, 1995)。相关地，在我们的框架内，我们假设，人们往往趋向于一致的金融选择（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和保险购买），在某种意义上，快乐的人与不快乐的人表现出不同的对待风险的态度，快乐的人更喜欢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然而，类似于两种心里模型，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的冒险行为和财政决策的精确指向上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基于这些理论预测，生活满意度对于家庭财政和保险决策成为实证问题。因此，我们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使用来自LISS panel的荷兰个人年度调查的数据。据我们所知，这些数据提供最丰富的经济信息，个人的行为文化特征，从而允许解决一些经验识别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在LISS数据中取得的生活满意度（一般生活满意度，当前生活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不是一种情感。然而，情绪和情感可以互相影响。根据Hume (2012)，情感能够变成情绪当相关刺激的注意力（人，事物或者事件）失去时并开始感觉。从反方面来说，情绪能够引起更多对相关刺激的情感反应。除此之外，Lazarus (1991)认为生活满意度能够成为伞的概念，包含一系列相关的情绪状态和生活满意度常见的同义词，包括快乐，开心，满足，欣慰，愉悦和胜利。Lazarus(1991, p. 269)得出结论，区分快乐作为一种激烈的情感和情绪是不同的。在本文中，由于我们的目标是评估快乐对于财政和保险决策的作用，区分情感和情绪(Ekman and Davidson, 1994),我们把快乐作为包含情感和情绪的一种情绪状态。
我们面临着信任和幸福的内生性难题，滞后于相应的变量（考虑到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和使用辅助变量（IV）模型（考虑变量遗漏偏差）。后者是一个挑战性的任务，有效的工具应只有通过他们对主观幸福感和信任的影响来影响金融行为。为此，我们使用家庭关系和受访者原产地国家的多样性来仪器变量兴趣。研究表明，家庭关系在持续幸福和信任的发展中是一个主要因素(例如 Amato 1994; Furnham and Cheng 2000a, 2000b)。此外，受访者原产地国家的多样性可以被看作对受访者信任态度的封闭代理。
此外，从以往的研究相当明显，在IV模型的第一阶段，我们控制除了信任和幸福的其他情感状态。在这方面，我们建立在psychoevolutionary情绪理论(Plutchik,1980)，表明八个主要的两级情感的存在：喜悦与悲伤，信任与厌恶、恐惧与愤怒、惊喜与期待。在IV模型的第二阶段包括后者的两个两级情绪，我们基本上让我们的工具变量仅通过信任和幸福而不通过其他情绪状态去影响家庭金融和保险决策。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过结合经济和理论心理学文献在这个艰难的证明问题上取得了进步。
我们发现信任和幸福在金融和保险表现上有显著和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较高的信任利率促进投资，在风险性的金融方面（如股票）和保险产品上，与现有的结果一致。然而，我们也发现，降低的幸福会减少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和保险。这些影响在经济上也很重要。基于我们的首选，单位增加我们的信任变量（缩放从零到十）增加购买风险资产的概率为7.4个百分点（PP）和私人保险的7.6PP。相反，幸福与13.2pp(10.1pp)下降有关在拥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上（保险产品）。这些结果强大地控制家庭人口统计学与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异，以及主观幸福感的代替措施。
我们还提供证据经济决定的重要的多样性同样信任个人所产生的来自他们不同等级的自述的幸福。具体而言，我们发现信任的影响逐渐消失因为个人幸福等级在增加。重要的是，它承受适度的高水平的幸福，因为信任的影响在完全抵消。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似乎对解释金融和保险行为和代表一个连接信任和金融决策的组成部分是相当重要的。这些实证的发现反应了在幸福和风险规避的特殊关系上的理论性争论的分歧。
文章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节概述信任和幸福的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第三节提供手头数据资料和讨论计量经济学的规范和识别问题。第四节展示实证研究结果。第五节提供结束语。
- 有关信任、幸福与消费者选择的相关文献
经济学家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个人财务决策中反复强调了重要文化价值和规范。
本文遵循一些科学论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文化特征对于个人态度和偏好的影响。这些反过来个人的财务决策，因此，综合金融市场结果。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已经作为家庭财务决策的重要决定而被确立，包括社会互动(Hong, Kubik, and Stein, 2004; Brown et al., 2008),宗教信仰和活动(Renneboog and Spaenjers, 2012),信任(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 and 2008;Georgarakos and Pasini, 2011),情绪状态或影响(Guven, 2012).这部分的目的是不提供这一文献的全面审查，而强调链接信任和幸福与财政和保险个人决定的主要通道。
关于家庭财务的以信任为基础的解释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在跨家庭的财政投资上的观察到的差异。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显示居住在社会资本密集地区的意大利家庭（即具有较高信任率的地区）用现金投资他们财富的一小部分和通过股票投资一大部分。同样,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8),使用来自一家大型的意大利银行的荷兰调查数据和客户调查数据，发现信任对于股票市场参与有积极和重要的影响，以及其对股票投资的收益份额。他们的发现也具有经济意义。相信别人提高购买股票的50%（相对于样本的平均概率）和增加股票投资收益份额的3.4%个点（样本均值的15.5%）。Georgarakos and Pasini(2011)在十个主要的欧洲国家通过将信任和社交能力与持有的股票的显著的地区差异联系起来添加到这个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都应被考虑当研究家庭的股票市场的参与决定。
虽然信任在股市参与的作用已经有据可查，但是信任和保险之间的联系一直被忽视，部分原因是因为保险市场的不当行为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的隐含假设。第一篇记录了信任和保险之间的实证联系的是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8)，他们发现信任的人更容易持有保险单。Guiso(2012)通过意大利企业家经营小型企业的样本来重新审视这个联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是有关保险决策而对一般人的信任并不会对被保险人或不被保险人的选择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保险需求的信任的重要性也通过De Meza, Irlenbusch, and Reyniers (2010) and Cole et al. (2013)的实验研究被验证了。有趣的是，尽管这两个研究使用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主题（英国和印度的农村地区）但是他们达到定性的相似结论。
具体而言，De Meza, Irlenbusch, and Reyniers (2010)发现保险需求取决于潜在的买家一般而言信任人们以及卖方的外向性的程度。同样，柯尔（2103）等人报告说如果一个产品在当地社区被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推荐，那么印度人民会对这个新的保险产品需求增长36%。
根据Sapienza, Toldra-Simats, and Zingales (2013)，信任在其他的可信性上是一个主观的信念，即在金融交易上被欺骗的可能性。但是，信任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在其他的领域在信任上有丰富的文学性，最突出的是文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心理学中特别的是，信任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人类情感(Plutchik, 1980)，大量研究表明，情绪产生超过认知和决策的强大影响力(Lewis and Barrett, 2009)。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一个综合的方法，把信任作为一种情感信念，吸引了个人决策中的本能部分。情感信念包含了情感构成和增强信念(Mercer, 2010)。Frijda, Manstead, and Bem (2000, p. 5)认为情绪能通过创造，放大或改变，并使他们拒绝改变来唤醒，入侵和形成信念。Dunn and Schweitzer (2005)发现情绪状态（对受托人或情况甚至无关）在实验过程中对信任有重要的影响。在此架构下，一些非实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信任与幸福密切相关(Bjornskov, 2003; Helliwell, 2006; Kuroki, 2011; Guven, 2011)，但因果关系的方向尚不清楚。例如，Guven (2011)提出了在社会资本方面关于信任的因果关系，而Kuroki (2011)发现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有积极和重要的因果关系的影响。
在和信任的相互作用之外，在幸福的经济效用上有着繁荣的文学。最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幸福影响消费和储蓄行为(Mogilner, Aaker, and Kamvar, 2012)。Cryder, Lerner, Gross, and Dahl(2008)报告说悲伤的人往往会花更多的钱，而Guven (2012)发现幸福的人储蓄更多，消费更少，不太可能负债。
此外，情绪状态似乎在承担风险，时间偏好和财政决策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Loewenstein (2000, p. 426)认为情绪在做出决定时经历了“在方向上经常推动的行为是与不同行动的长期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所不同”。由于金融投资决策涉及长期利益的权衡（未来现金净流量）和成本（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它似乎合理假设了幸福影响了个人的金融投资决策。况且，幸福影响了保险的需求，因为当当前的支付（溢价）被作为未来的承诺即或有支付（Guiso, 2012）而交换时保险是财务交易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幸福的差异体现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不仅要在保险持有人中预测保险需求的数量，也要把购买保险的政策放在首位。
研究表明在影响和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Isen and Patrick (1983)报告在积极影响上更大的风险规避的增长。Ifcher and Zarghamee (2011)发现一个温和的积极影响显著降低贴现率，而Drichoutis and Nayga (2013)表明积极的情绪状态减少时间偏好的同时增加风险厌恶。然而，这些研究结果还远远没有一致。一些实验研究表明，当面对风险选择时展示积极情绪的个人往往更加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see, inter alia,Chou, Lee, and Ho, 2007; Fehr-Duda, Epper, Bruhin, and Schubert, 2011)。
在心理学中，两种决策模式将情绪状态与风险取得产出相反的预测。 第一个是影响输液模型（AIM）表明积极情绪促进了易发生风险的行为，而负面情绪减少了冒险的倾向（Forgas，1995）。 高贵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越高由乐观的信念解释一个有利的赌博结果（约翰逊和特维斯基，1983）。 在对面，情绪维持假说（MMH）假定人们在良好的情绪往往在危险的情况下更加谨慎，特别是在潜力方面损失是真实和显着的，因为他们试图保护他们目前高兴的情绪状态（Isen和Patrick，1983）。
在这些理论考虑的基础上，有很好的理由认为积极的情绪（例如幸福）和信仰（例如信任）是密切相关的，因而是相互交织的在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515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