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
ZHIZHONG YU，伦敦诺丁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本文使用1991-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15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OFDI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然资源和重点技术的作用潜在动机和区位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度与它的制度质量的互动，是一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有强有力的证据为在2003-2009年一段时期，东道国的整体自然资源丰富包括石油丰度和金属丰度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个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驱动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制度改善这种驱动表现的最强是石油资源。然而，我们发现很少有证据支持的资源唯一的寻求动机。此外，我们发现更多技术开发的动机的证据。我们表明，当东道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东道国的技术是比较落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表明中国投资者可能会采取他们的技术差距相对于本地企业的优势，进行扩大生产来获取经济优势。
关键词： OFDI、自然资源、技术创新
1 事实说明
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后，中国已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但改革开放使其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也使它成为对外直接的主要来源投资（OFD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一个很有限的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里急剧扩大。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大转变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
2010年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会议报告指出，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成为最有前途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事实上，中国目前OFDI占全球的5.1%，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世界上排名前五的来源国之一，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从下图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美国迅速上升，尤其是2003年以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指数增长。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以前的研究强调了东道国的某些特征的作用，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开放程度、距离和文化距离。
2. 理论分析
然而本文，着眼于一对勘探方面的作用，即他所在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技术。这些都是经常被引用的“主要嫌疑人”被认为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
在自然资源方面，两项最近失败的收购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行业和公司中铝公（中铝）收购力拓在金属工业。
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重要，在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面，石油、矿石和金属的投资越发重要，确保供应这些稀缺的投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Jenkins (2006)最近在这方面有新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的日益增加的价格水平的预期，推动了中国积极参与自然资源国际交易，并进行双边政府层面的合作。这些努力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正在争取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并响应矿产价格的变化。自然资源丰富是吸引FDI流入东道国的国家特定优势，需要国内早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然而，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影响的实证研究是不确定的。巴克利（2007）、Yang（2009）认为，自然资源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张（2009）、He（2009）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自然资源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作用，虽然系数仍然是积极的。本文对自然资源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做进一步调查。
除了主办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度，科技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值得关注也特别是在信息技术（IT）、汽车工业等领域。东道国技术创新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技术寻求动机表明，国际资本流动是受到获取东道国技术的目标所驱动的。存在技术寻求动机密切相关的“溢出”假说（德班和爱，2003；fosfuri和莫塔，1999），这意味着技术外部性可以从东道国的公司扩散到跨国公司母公司，并提高OFDI公司的生产力。进而国家将增加技术创新，并最终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中国企业案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收购先进的技术和品牌目标驱动的，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例如，长安汽车集团在诺丁汉科学园区建立研发中心，联想的收购IBM个人电脑（PC）业务和TCL并购汤姆逊
电子产品。所有这些可能反映了中国OFDI的目的是在发达国家获得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技术开发动机意味着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来获取东道国的市场。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一个收入较低的国家，在技术方面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导致技术相对优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投资方面，对低收入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供资金，而且将相对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地，在某些制造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例如，宗申产业集团已经建立了一个摩托车公司。在越南，海尔集团已经在尼日利亚设立了一个冰箱子公司。晶牛集团已在津巴布韦推出了陶瓷和玻璃的子公司。总体而言，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水平的影响是不明确的，这将成为本国研究的问题。
使用1991-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150多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OFDI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然资源和重点技术的作用潜在动机和区位因素。本文提供了一个实证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概括为如下。
首先，我们发现，无论是OFDI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还是OFDI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都要很大程度上受所调查时间的影响，1991年到2003年间能明确证明出自然资源与OFDI不具备相关性。但在2003年到2009年间OFDI就与自然资源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这个规律也适用在OFDI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上。
3. 实证分析
3.1 理论模型
基本计量规范是由重力模型推演出来的，这是一个双边的实证研究的基准模型。能够较好的分析将距离和数量作为共同语言的实证情况。在我们的背景下，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应与东道国的OFDI规模呈正相关，但也存在双边经济摩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因变量、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分别为两个主要解释变量，在两个解释变量后列出一系列以东道国的经济特征为主的其他解释变量。这样基础重力规范方程（1）给出。
Ln Resources为东道国的整体自然资源丰度是第一个主要的变量，它被引入到式（1）分析东道国国家的自然资源与OFDI的影响。Technology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是第二个主要的变量，它代表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和测量的高科技出口份额，用来分析国家的技术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在其他控制变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LN RGDP）和年度真实GDP增长率（RGDP Growth）。一个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快速增长率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因此，控制变量的正系数应该期待。Ln Exports代表制成品出口，ln Openness开放水平。代表制成品出口的多少和开放水平的高低意味着OFDI能够进入的寡众。Income为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将国家分为四组：高收入（hincome）、上中等收入（umincome）、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低（lincome）。鉴于中国是一个较低介于中等收入国家为避免虚拟变量的陷阱，利于解释分析的问题。因此，三收入的虚拟值作为控制变量。如果东道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则Hincome为1否则为0。如果东道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则Uincome为1否则为0。如果东道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则Lincome为1否则为0。高收入通常意味着高生产率，这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东道国的经营成本。高收入意味着高成本，对中国OFDI的影响是负面的。
Governance为政策治理。世界银行用六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Zurawicki Habib和Herry（2002）的选择腐败水平代表治理，治理水平更高的意味着腐败程度较低。此外还有解释变量为通货膨胀，石油丰富，金属。
3.2 基本回归模型：
一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使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并利用Tobit模型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双边国家级的影响因素。Tobit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OLS给出了可能性，却未观察到的影响与解释变量相关。使用混合OLS解决可能存在残差和估计所有非观测效应可能会偏向，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的遗漏补救的问题。固定效应模型，其中包括国家效应。也为国家级分析控制未观测到的异质性。
3.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3-2009年和1991-2003年中国双边国家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数据来自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得到2003-2009年数据。
3.4 汇总统计
本文通过表1和2提供的主要变量的汇总统计：
分别1991-2001年和2003-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整体资源丰富、技术水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收入群体、中国的出口到东道国出口品,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治理、通货膨胀、石油丰富、金属的数据总量、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值。具体分析情况略
3.5 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OLS模型、Tobit模型、FE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表3
由表三可知自然资源方面，前期对OFDI有一定不明显的影响，但是在2003年货显著的呈现负相关性。资源与制度质量的共同影响我们现在将调查自然资源的影响效果。两个时期的Tobit模型，在5%和1%的水平显著系数为负。科学技术方面，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技术高收入虚拟是负的，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低收入虚拟是积极的，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这一发现类似于郑和马（2007）与张和钱（2009）发现的东道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负的相关。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是积极和重要的在1%个层面上，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增长了10%。相关的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样要增加7.3%。以前的研究表明，在出口对对作用外直接投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这重要的结果与先前的讨论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也一致。
结果表明，治理是积极的，通过1%显著性水平，虽然它是微不足道的有限元估计。这一发现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选择一般治理好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东道国制度质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风险较小的国家。在不变控制变量方面，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为负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距离每增加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2%。结果表明由于距离增加导致运营成本的距离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
技术水平和低收入同时是负的，在1%的显著水平上，这意味着，在低收入国家，在东道国的技术减少了1%却影响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62%的增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技术的相对影响造成的，由于技术变量与收入水平相互作用具有双重效应。
4. 结果研究
表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丰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最近段2003-2009年，东道国的整体自然资源丰度，包括石油丰度和金属丰度，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资源带动的OFDI。
另一种较为明显的因素是国家的制度质量和治理，这里的国家制度质量和治理是一种综合性指标。包括了东道国技术水平、收入差异、和开放程度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在技术落后的东道国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表明中国投资者可能会利用相对于本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创造更大利润。本文的研究是必要的，同时希望有学者能用多列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国家级、行业级或企业级的提供一个更彻底的考验中国激增的替代动力，揭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最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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