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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外文译文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摘 要
本文探讨了互联网革命驱动下的数字金融是否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我们将衡量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提供中国代表性住户调查数据的中国家庭调查研究(CFPS)的数据进行匹配。首先，基于子样本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因此，数字金融有助于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我们研究了数字金融如何通过为农村家庭提供平等的创业机会来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最后，我们揭示了数字金融如何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作用，促进创业，并得出结论，物质资本或社会资本较少的家庭受益更多，这也有利于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 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普惠金融；普惠增长；创业
1.引言
作为人类发明蒸汽机、利用电力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技术革命，计算机引发的互联网革命改变了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Jiang, 2018)。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变革效应可以归因于效率(增长)和公平(收入分配)。现有的文献主体专注于互联网的效率效应，很少研究互联网如何帮助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政府、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首要议程。
中国从互联网革命中受益匪浅。在过去的5-10年里，中国的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支付宝、微信支付的广泛使用就是明证。数字金融带来的金融服务的可用性和便捷性提高了中国的金融包容性，特别是对于那些
原本无法进入金融市场的人。例如，作为他们向银行借款的参考，信用卡是个人建立信用记录的重要工具。根据中国银行业统计学会(2016)的数据，到2015年，中国的信用卡发行量达到5.3亿张。即使这些信用卡的发放人数完全相同，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信用卡和信用记录，因此无法从传统金融市场获得资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金融并不是对所有中国人都适用的。幸运的是，数字金融的作用开始发挥:即使没有信用记录，大多数人在使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支付水电费、购物或吃饭时，仍然可能生成信用记录。蚂蚁金服(Ant Cash Now)和微众银行(WeBank)等数字金融平台的信贷申请已经审查了这些记录。通过这种方式，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缓解了传统金融和信贷参考系统对人们的服务不足，使他们能够利用信贷进行投资和经营，从而使他们受益。可以预见，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或数据创建和共享将催生数字金融产业，提高金融可用性和包容性，促进包容性增长。
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4I”主题之一，包容性增长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向。遗憾的是，国内外关于这一话题的实证研究较少(Zhang and Wan, 2016)。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侧重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重要性以及政策建议，很少对包容性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更不用说互联网驱动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数字金融已经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盲点令人遗憾。考虑到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收入不平等依然严重。因此，对数字金融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进行系统和客观的研究尤为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次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面板研究(CFPS)相匹配，以评估互联网革命推动下数字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2.文献综述与研究创新
本文试图探讨数字金融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并从家族创业的视角探讨这种效应的内在机制。相关研究文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的文献。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已被广泛认可(King和Levine, 1993；Rajan和Zingales，1998)。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风险。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平滑消费、管理风险、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和促进交易(古德史密斯, 1969；麦金农，1973；莱文,2005)。特别是Levine(2005)的经典论文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证明了更复杂的金融系统可以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根据Bernanke et al.(1999)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融资约束是经济增长加速或下降的决定因素。
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自然具有金融属性。此外，之前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金融普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中国。李(2015) 认为中国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下的互联网金融有利于普惠金融融，使传统金融减少对实体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多的地域渗透和低成本优势。焦(2014)指出，移动互联网为金融服务向广大欠发达地区延伸创造了条件。特别是数字货币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和降低服务成本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Jiao et al. ，2015)。因此，数字金融有利于改善金融资产配置、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金融稳定性和整体盈利能力(Wang and Lu，2012)。Guo等人(2019)得出结论，数字金融作为实现低成本、广泛覆盖和可持续普惠金融的重要作用，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追赶的可能性。
近年来，人们开展了大量文献研究，以评估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Kapoor(2013)发现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Song(2017)基于中国数字金融普惠性指数发现，数字金融有助于缩小城市收入差距。Xie等(2018)也利用区域企业创新数据证明了数字金融有利于企业创新。Huang(2018)系统回顾了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并对数字金融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然而，基于宏观经济数据，这些论文关注的是数字金融如何在宏观层面上促进经济发展、区域不平等、企业创新和创业，而没有识别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Yi和Zhou(2018)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支付和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家庭消费。显然，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微观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一类研究文献是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如前所述，包容性增长既关乎效率，也关乎公平。Zhang和Wang(2016)考察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其他一些研究侧重于包容性增长的效率或分布维度。基于上述Kapoor(2013)和Song(2017)的发现，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数字金融将诱导包容性增长。然而，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宏观层面的数据，无法揭示微观机制；城乡收入差距只是整体收入分配的一部分，城乡之间可能存在更大的差距。在互联网革命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严格的分析。
第三类研究与家族创业有关。总体而言，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决定因素包括企业家的性别(Rosenthal and Strange，2012)、年龄(Rees and Shah，1986)、人力资本(Lazear，2005)、社会资本(Hu and Zhang，2014；Zhou et al ，2015)，工作经验(Evan and Leighton，1989；Wang,2014；Zhou et al ， 2017)、风险偏好(Parker，1996)等。在宏观层面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也对一个人的创业决定产生影响(Djankov，2002；Glaeser和Kerr，2009；Ghani et al. ，2014；Wu et al ， 2014；Zhou et al ，2015)。国际文献也表明，创业不仅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Baumol，1968；King和Levine，1993；Samila and Sorenson，2011)，但也解决了失业问题(De Mel et al ， 2008)。
虽然之前的研究没有涉及数字金融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但那些处理金融发展与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参考。古典文学认为信贷约束会对创业产生负面影响(Evans和Jovanovic，1989；Nykvist, 2008；Karaivanov，2012)。金融发展将通过更有效地将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并缓解潜在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从而促进创业(Bianchi，2010)。可预见的是，IT、大数据、云计算和其他创新将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可及性，缓解金融约束，并有助于实现平等获得创业机会,促进家庭创业。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通过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所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制定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互联网革命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如何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第二，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面板研究(CFPS)的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和家庭创业的影响，拓宽了对数字金融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的讨论。
第三，进一步分析了数字金融如何通过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创业，为研究创业决定因素的文献贡献了力量。
3.模型策略和数据
3.1 模型规范: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首先，我们为数字金融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模型ijt 是t地区j市i户的收入。该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用IF表示。j,t-1表示对家庭收入取对数以校正偏差。实证模型具体如下:
ln(Incijt ) = gamma;0 gamma;1IFj,t-1 gamma;2 Xijt ϕi phi;t uijt
(1)
在式(1)中，Xijt 是户主、住户和地区的控制变量；ϕi 是家庭固定效应；phi;t 是时间固定效应；uijt 是随机误差项。为了减少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我们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设置了一个阶段滞后。鉴于我们的分析目标是区域层面上的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区域层面上聚类标准误差，以避免区域内家庭之间相关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由式(1)，gamma;1 衡量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的总体影响。
数字金融可能不是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收入的唯一渠道。因此，我们对户主上网和使用手机的虚拟变量进行了控制，以避免变量遗漏带来的偏差。为了区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我们还引入了家庭层面银行贷款规模作为传统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我们将采取步骤，纳入户主、整个家庭和区域层面的因素，以验证关键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估计值的稳健性。
公式(1)估计了数字金融对家庭整体收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包容性增长，我们需要在式(1)框架下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参考Zhang(2015)，本文采用子样本回归和分位数用回归方法探讨数字金融在城乡之间、区域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解释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之间的关系。
3.2 传播机制：数字金融与创业
普惠性数字金融让更多的人获得信贷支持，缓解信贷约束，帮助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创建(Evans和Jovanovic，1989；Nykvist，2008；Bianchi，2010；Karaivanov，2012)，从而创造就业和诱导包容性增长。为了验证这种传递机制，我们建立了一个二元选择模型，其中家族创业是被解释变量。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是一个虚拟变量，在虚拟变量的背后存在一个连续潜变量。这一潜在变量可以被视为企业家精神的净福利或效用。当基础变量大于零，即当创业的净福利或效用为正时，一个家庭将决定创业，反之亦然。一个家庭是否决定创业成为这个潜在变量的可观察价值。在本文中，潜变量的表达式和二元选择模型如下:
emsp;Entrepre*ijt = beta;0 beta;1IFj,t-1 beta;2 Xijt theta;j delta;t mu;ijt emsp;emsp;
Prob(Entrepreijt =1) =Prob(Entrepre*ijt gt;0)=Phi;(beta;0 beta;1IFj,t-1 beta;2 Xijt theta;j delta;t )emsp;emsp; (2)
为Xijt 控制变量；theta;j 为家庭所在城市的虚拟变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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