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那？虚拟课堂中的特色交互教学外文翻译资料

谁在那？虚拟课堂中的特色交互教学

摘要：新冠肺炎危机改变了教育局势。在瑞典，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面临着即刻实行远程教学的全新局面。在疫情危机中，远程教育提供了继续进行教育教学的机会，但随之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和困境。本次研究旨在探讨虚拟课堂中互动的各个方面。研究背景是瑞典的四所高中，数据内容包括一项教师的调查和十次教师和校方领导的研讨会。同时，本次研究采用了交互框架来分析和观察，研究结果呈现了一幅互动的多面图。其中，有一些学生在虚拟教室中找到了他们的一席之地，然而一些学生却“消失在屏幕后面”。研究揭示了虚拟教室中交互的复杂作用，为教师和学校领导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远程教育，虚拟课堂，互动教学

1.介绍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背景下，教育数字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在瑞典，当局告诉高中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教学将立即进行完全的远程教学(瑞典政府，2020年)。因此，在2020年春季，成千上万的学生只能通过网络接受教育，这打破了以往的惯例(Willermark amp; Pareto, 2020)。尽管学校教育数字化已经提上政治议程几十年了(Willermark, 2018a)，但是教师所面临的是全新的教学形势和教学开展条件。

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教学和学习活动使用信息技术在“云”中进行(Pareto amp; Willermark, 2018;Willermark amp; Pareto, 2020)。技术和教学的整合，已经证实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也给教学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Erstad amp; Hauge, 2011;Koehler amp; Mishra, 2005;Willermark amp; Pareto, 2013)。不仅如此，这也是一场对传统教学情境定义以及师生互动方式的挑战(Lindroth, 2015;Lindroth等人，2015;Willermark, 2020)。

在本研究中，教师和学校领导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局面，并没有特别的准备，也必须立即应对。在春季学期结束时，学校领导和教师开始了远程教育的评估过程。在评估过程中，有关互动方面的困境反复出现。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虚拟课堂中互动的各个方面，从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不同角度来探讨互动。调查的问题就是:虚拟课堂中互动的特点是什么?

2.相关调查

在世界范围内，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技术生产者和周围社会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对学校数字化可能带来的结果表达了不同的期望。这些争论具有社会经济、民主和教育性质。

数字化改变了我们学习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诠释教学和获取知识的方式。

然而，科技应用于教育的结果尚不清楚。据报道，在教学中引入技术对学生的投入、动机、成就以及教师的教学方法都有积极的影响。然而，许多研究也表明了技术的应用会引起学生多余的分心，产生不利于学习环境的负面影响。

与高中不同，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设计了提供远程教育的方式。对于有着高等教育需求的个体来说，远程教育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手段。因此，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有许多研究者对在线学习和互动性观点进行了调查。

Willermark和Pareto(2020)报告了北欧小学一个为期三年的学校发展项目。在该项目中，来自三个不同北欧国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虚拟教室，以此来进行新颖的在线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遇到了挑战，并经历了各种技术和教学性质的问题和困难。然而，在项目结束时，教师们利用虚拟课堂教学所提供的机会，采取了新的思维和行动。该项目与本研究中教师所面临的情况有相似之处。然而，在之前的研究中，教师参与项目是自愿的。参与该项目之前包含了大量的支持和准备工作，并且虚拟课堂教学也只是教师教学实践的一部分。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不得不在没有广泛支持的情况下，立即将教学方向转向全面的虚拟教室。

3.方法

实证案例在瑞典的一个地区，对四所高中及其教师和学校领导(见表1)进行调查。研究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其中包括一项教师调查以及十次教师与学校领导进行的研讨会，以此来探索他们在疫情大流行情况下的教学经验。

3.1实例

2020年3月17日(周二)，在瑞典公共卫生局的建议下，瑞典政府宣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高中和大学将全面实行远程教学。在新闻发布会上，当局宣布，受这一决定影响的学生已经足够成熟，即便是在家里进行的教育，也足以承担自身的学习责任(瑞典政府，2020年)。在这项研究涉及的四所学校中，学校管理人员建议教师在两周内离开平时的工作场所继续教学工作。这一举措在初期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因此，教师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来应对这种情况，其中包括its learning，作为一个学习管理系统，its learning搭建了线上教学活动传播交流的基础，并且可以同Google meeting一起开展视频会议和聊天等活动。此外，教师还可以运用打电话和发短信这类其他的互动方式。

教师们在教学情况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然而，很少有专门针对虚拟教室教学问题所制定的中心规则，比如学生是否应该在同步上课时打开摄像头和麦克风这类问题。

表1数据概述

3.2数据

实证数据包括一次教师调查和十次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研讨会。这两个数据源的研究目的具有互补性。调查中，许多教师汇报了自己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的教学经验。通过这类研讨会，教师和学校领导能够深化探讨经验，反映出不同的观点(Bryman, 2015)。

教师调查。在学校的倡议下，一份教师调查分发给在这四所学校工作的所有教师。根据市IT部门的教师名单，调查共分发给408名教师。据IT部门所说，这个名单是不断更新的，也可能包含了最近离职的职工。此外，名单里还包括请病假或因为其他缘由请假的教师。这意味着调查对象比目标群体(即在远程教育期间在四所学校之一工作过的教师)范围更广。在该链接发布几天后，还没有“点击”该链接的136名教师收到了特别提醒。已经共有303人开始回答调查，其中286人完成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个背景问题，包括教师在哪个学校任教、主要教授哪些高中课程、谁是学校领导等。此外，问卷还包括18个问题，要求教师讲述他们的经历，比如哪些教学元素在远程教学中效果更好，哪些更差，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习动机受到了哪些影响，以及教师如何评估远程教育对互动和学生学习机会的影响。

研讨会。在研讨会2-10(以下简称W1-W10)之前，研究员做了一次关于“距离和数字化:对教师和教学的影响”(对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主题讲座，讲座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当前的研究主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限制，研讨会通过Google Meet(学校选择的通讯工具)在网上进行。所有工作组的研讨时间为70至120分钟。除了研究人员的专业笔记，每个研讨组都有一个指定的秘书在研讨会期间进行会议记录。有关研讨会的详细情况如下:

W1与学校领导一起进行，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远程教育对我们的办学和教育方式有什么影响?我们从教师的远程教育经历中学到了什么?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作为学校领导，这种教育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新知识会导致什么样的领导行为?

W2是与教师一起进行的，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你的教学学科中，学生远程学习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都是什么?在这段举足无措的时期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能做的?远程教学对你的工作、教学和工作方式有什么影响?

W3至10是与学校领导和教师一起进行的，更侧重于探讨对未来的影响。所有小组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在远程教室里如何做?”

然后每个工作组也讨论了不同的问题:

W3 -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工作，在哪里工作?

W4 -谁适合于未来的学校?或者我们如何组织办学，让每个人都能得以融入?

W5 -在(持续的)虚拟教室中，知识和教育观会发生什么变化?

W6 -学校在未来提供学生自主、工作环境和互动方面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

W7 -我们的大学学习将走向何方?

W8 -对于远距离的学院会议，我们有什么想法?

W9 -当时间和空间不再构成教学的框架时，教学概念、出勤/缺席率和教学时间的保障会发生什么变化?它们会重新制定吗?

W10 -我们是在寻求新的教学方式，还是在复兴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这些问题被有意指出，以促进与会者之间的讨论。

分析：无论是在调查还是在研讨会中，研究者都非常关注互动方面的问题。这一理论视角并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以数据的初步归纳分析为基础，得出了这一重复出现的核心主题(Bryman, 2015)。在分析中，互动性成为教师和学校领导探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且重复的元素。

研究者对整个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与互动有关的问题，然后对所有收录的资料重新阅读，并进行分类。此外，出勤作为互动的先决条件，是十分重要的(见表2)。然后，问卷资料按照在虚拟教室教学时互动增加或减少进行了分类。

表3给出了调查问卷的数量。然而工作组的分析重点并不在数量，而是着重于教师和学校领导深入叙述的过程，获得互动性在虚拟教室中如何发挥作用的更定性的理解。

4.结果与分析

在调查中共确定了164份与交互作用有关的问卷(见表3)。其中，83份问卷被归类为交互增加，81份问卷被归类为交互减少。

表2概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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