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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比较与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文献提供了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增长的各种解释，强调诸如人力资本投资、职业选择问题或政府再分配政策等理念。不平等不仅直接影响消费在经济中的分配，而且还会影响人们的主体感受。本文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着重研究了个人对国内外其他个人的看法对政府选择经济政策的影响。所选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假设促进增长的政策也会导致个人在收入群体之间发生更多的转换。我们表明，政府的最优政策取决于国内外收入比较的重要性、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国民收入比例、经济增长的潜在规模、存在增长时收入群体之间的转换概率以及各种收入群体相对重要性。该模型预测，更大程度的国内收入比较对经济增长不利，而更多的国外收入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
关键词：不平等；收入比较；政治经济；发展
1. 介绍
有大量关于不平等和增长的理论文献，既研究了不平等如何影响资本积累，也研究了再分配如何影响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受到自己收入/消费的影响，也受到周围人收入/消费的影响。最近，人们对这些“收入外部性”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路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探索。我们的贡献是关注不平等和个人之间收入比较的存在如何影响增长的政治经济，即政府对经济政策的选择。我们通过提出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做到这一点，该模型捕捉到“收入外部性”和政府对影响收入群体增长和流动性的经济政策的选择。
该模型由以下要素构成:我国有贫富两个收入群体，模型中有两个时期。还有一个国家，无论贫富，他们都拿自己的收入与之相比。每个人的效用是他自己的收入的函数，是他相对于其他国内群体的收入的函数，是他相对于国外收入的函数。政府选择的经济政策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现状偏见。我们将现状偏见解释为有两个影响:第一，社会地位偏见越多，个人在收入群体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二，社会地位偏见越多，经济增长就越低。假设增长在分配上是中性的。在第一个时期，政府为第二个时期选择政策将富人和穷人预期效用的加权和最大化，并赋予富人更多的权重。在这一阶段，个人在收入群体之间进行转换，实现了增长。
对于富人来说，在推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和保持他们的富人地位之间存在一种取舍。更高的增长意味着更高的效用，无论是出于收入本身，还是与外国收入相比。由于增长不影响收入的分配，因此对国内相对收入没有影响。对富人而言，国内收入比较的结果是，他们不太愿意选择增长型和风险转换型群体。如果他们真的改变了，贫穷和与富人比较收入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政府的最优政策取决于国内外收入比较的重要性、不同收入群体获得的国民收入比例、经济增长的潜在规模、存在增长时收入群体之间的转换概率以及各种收入群体相对重要性（对政府而言）。该模型预测，更大程度的国内收入比较不利于增长，而更多的国外比较有利于增长。本文还讨论了模型的两个扩展。其中一项审查了对优惠结构的修改，以便使外国收入水平影响政府所选择的政策。另一个扩展考察的是，如果目标是使富人和穷人的长期福利最大化，那么最优政策选择是什么。
我们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来总结本节。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关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文献，然后看看关于个人收入比较重要性的经验证据，并讨论先前具有这一因素的增长模型。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关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比较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例子。第2节给出了该模型，并解决了政府的策略问题。第3节研究模型的各种参数如何影响策略的选择。第4节讨论对基本模型的扩展。第五节作总结。
1.1、关于经济增长、不平等和再分配的研究
关于收入不平等与增长的理论文献历史悠久，分为许多类别【1】。尽管任何对文献的描述都会倾向于忽略关键的贡献，但人们可以将最近在这一主题上所做的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资本市场不完善对增长的影响的理论，另一类是分析不平等和政府再分配政策的理论。
第一组研究不平等和增长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不完善的作用。Galor和Zeira(1993)、Galor和Tsiddon(1997)、Banerjee和Newman(1993)以及Aghion和Bolton(1997)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表明，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个人投资的固定成本如何阻止低于特定收入水平的个人利用投资机会。通过放松信贷约束，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增加了资本积累和增长。这些论文的后续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研究方向引入的基本思想。
第二组模型着眼于再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模型。Bertola(1993)、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1995)等人的一些有影响力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模型，在这些模型中，由于中等选民或关键中产阶级的收入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下降而加剧的不平等导致了再分配的压力。再分配的压力阻碍了影响增长的投资。Perotti(1993)、Saint-Paul and Verdier(1993)、Verdier and Ades(1993)、Saint-Paul(1994)和Benabou(1995)将市场不完全性的概念与再分配政治结合起来。Drazen(2000)总结了关于政治体制、不平等和增长的研究，并集中于三个概念问题:(a)产权的作用,(b)政府压力的敏感性穷人(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再分配,从而影响投资和增长,和(c)的掠夺性质独裁领导人,他们可能追求政策对经济增长有害。
1.2、收入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关于收入比较的文献包括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贝克尔(1981)在《家庭论》(专著on the Family)中对利他主义和嫉妒的处理，是对收入嫉妒的最早正式分析之一，但莱亚德(2002)的工作被认为是将这个问题带入主流经济思想的功劳。莱亚德对嫉妒(或他所称的“竞争”)问题的讨论是基于他1980年关于“人类满意度和公共政策”的论文，但在他2002年关于“重新思考公共经济学:竞争和习惯的含义”的论文中得到了正式表述。在后一篇论文中，莱亚德将收入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体验，并将其纳入公共政策模型。莱亚德的分析提出了在竞争存在下的最优经济决策，并发现政府税收政策必须抵消由此产生的扭曲。
除了Layard, Ng(1987)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型，其中将相对收入效应(除了绝对收入效应)纳入最优公共支出模型。Ng发现，在考虑相对收入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后，公共产品支出的最优水平可能高于之前的结果。梅(1995)将嫉妒纳入标准的经济选择框架，发现嫉妒会导致创新前的破坏，导致创新发生率的降低。Carrol等(1997)和Alverez-Cuadrado等(2004)将收入比较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在这些模型中，通过增长进行收入比较的效果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这篇论文采用了另一种方法，研究收入比较如何影响政府抑制或鼓励经济增长的激励措施。
实证证据着眼于嫉妒和相对收入在个人效用水平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Solnick和Hemenway(1998)提出了一项调查证据，其中一半的受访者更愿意拥有比实际收入少50%但相对较高的收入。Clark和Oswald(1996)提出了一项计量经济学分析，在该分析中，工人报告的满意度水平与他们的比较收入水平呈负相关(按序probits)。正如他们得出的结论，“不管经济学教科书怎么说，效用函数的比较似乎很重要”(375页)。克拉克等人(2008)表明,实证发现平均幸福是一致的相对收入的效用函数的存在而克拉克et al。(2009)提出一个微观层面的分析表明,报道在丹麦家庭满意度取决于收入的邻居和他们的邻居的相对收入排名。Alpizar等人(2001)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实验，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计量经济学结果:“平均而言，相对和绝对收入，以及消费，对个人效用或幸福感的影响”(第19页)。Neumark和Postlewaite(1998)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将相对收入考虑纳入女性的适才函数，并提供了实证证据，证明女性如何决定寻找有报酬的职业取决于其他女性包括姐妹和嫂子的就业或收入，而这些女性的相对收入比较可能很重要。伊斯特林(1995)发现，尽管收入相对较高的人报告更快乐，但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能增加所有人的快乐。Luttmer(2005)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发现，邻居收入的增加对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有负面影响，有“暗示证据”表明这“很可能是由人际偏好造成的”。
贝克曼等人(2002)对嫉妒的重要性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跨国研究。在评估嫉妒和恶意对经济决策的影响时，他们发现这些因素是强大的动机，在不同的国家有着强烈的影响差异性。他们特别发现:
“在多项对数估计中，嫉妒和恶意，以反对收入高于或低于选民的人所获得的收益来衡量，在所有规范中都具有高度显著性，并且彼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之下，衡量整体不平等和效率的指标则不然。这有力地表明，研究表明，假定嫉妒和恶意不存在，就会忽视激励多人做出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352页)
这项实证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研究了来自美国、俄罗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证据，并发现嫉妒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嫉妒和恶意可能是市场改革的主要障碍在转型经济中”(第366页)。
1.3、不平等、收入比较和增长的历史例子
任何对收入嫉妒的历史分析，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中个人的看法，而不是依赖于产出、出口和增长等可衡量的数量。确定国家内部收入比较和国家之间收入比较的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确定社会中收入不平等(以及收入群体之间的流动性)和国内居民对外国收入水平的看法。
第一个关注领域是中国。Kraus(1983)考察了中国收入群体的历史，发现中国在其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各种收入群体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这从早期地主阶级和无地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转变为普通人和新上层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克劳斯把这些紧张关系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陈(1993)还讨论了中国文化的刚性:
“中国的帝制和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却没有能够成功迎接来自西方的19世纪的挑战。他们给了中国官员一种毫无根据的自信和自我满足。此外，由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官员、绅士和文人——与儒家思想紧密相连，并被儒家思想合法化，其成员不愿放弃这种正统观念，以换取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中国的绅士地主阶级一直是反对土地改革的强大反动力量，直到1949年后共产党打破了他们的影响”。（第9页）
这些证据表明，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是高度分层的，精英阶层关心的是保持自己的地位。二战后，随着中国和一些邻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急剧扩大，“跟上时代”的重要性被放大。根据Howe(1996)的文献，中国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经济的文章从1949年的0篇，到1955年至1975年的平均5篇，再到1976年至1988年的200多篇。这表明，与邻国的收入比较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与收入比较最快的时期重合。
因此，我们看到，比较国内收入差距与比较国内收入水平与外国收入水平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正如Chen(1993)所指出的，日本社会在中世纪初期是极其僵化的:
“对普通的日本商人来说，向上的社会流动是不可能的。此外，在传统的日本，土地买卖是非法的。武士的地位是世袭的，除非平民被收养，否则他们无法获得。”(第18页)。
但与中国社会完全僵化的结构不同，陈指出，日本社会的流动性正变得越来越大:
“明治维新——一场由心怀不满的武士阶层成员从上层领导的革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与封建的中国不同，传统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国家。然而，德川幕府将军和他的盟友只控制了日本60%的领土，因此必须不断防范其他大名的不忠。因此，德川日本的局势更像是欧洲的武装对抗，而不是中国的帝国和平。”
陈还指出，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在19世纪50年代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日本已经发展了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避免西方在19世纪80年代的掠夺。正如陈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在这段过渡时期“迎头赶上”，这是中国所没有的机会，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始了与西方经济体的比较，并实施旨在缩小与西方经济体差距的经济政策。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能够对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出积极和早期的回应。当日本试图赶上西方国家时，日本政府推行了促进增长的政策，而中国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开始认真实施这一政策。
在朝鲜战争后的韩国，这种落后于一个参照国(或许多国家)、需要“迎头赶上”的感觉也很明显。根据Lie(1998)的说法，在战后初期，“尽管表现出韩国的优越性，但大多数韩国人认识到日本比韩国领先几年，也许几十年。自卑感，加上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促使许多韩国人尽其所能迎头赶上。”
跨国收入比较的一个经典例子是东德。尽管在冷战期间东德共产主义集团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他大大不如其最重要的参照群体,西德。与西方相比相对生活水平的不足和自由限制使得人民的不满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了东德坍塌状态和苏联东欧的主导地位的终结。
Engerman和Sokoloff(2002)认为，初始的不平等是美洲土地经济发展制度的长期路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作者的观点，“社会开始时相对极端的不平等倾向于产生在提供经济机会方面比那些开始时人口相对平等或同质性更严格的制度。”这一观点与本文提出的模型非常吻合，即政府选择的经济政策可能通过寻求保护富人的地位来降低增长。
最后一个证据来自近代。在《不平等与幸福: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吗?》Alesina等人(2001)研究了感知到的收入不平等是否对调查结果有影响。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认为自己比欧洲人更幸福，尽管美国人面临的不平等比欧洲人更严重。他们发现，在欧洲，收入不平等确实很重要，穷人和那些认为自己是“左派”的人的“不快乐”不断上升。但在美国，不平等没有同样的影响。Alesina和Di Tella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对不平等的不满
资料编号：[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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