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华尔街
原文作者 彼得林奇
摘要：林奇在1990年决定辞职，期间自己与基金老板的经理讨论关于怎样提前退休，期间得出的林奇投资法则，诉说了自己的工作影响了自己与家庭妻子孩子之间的各种疏远，规划了自己以后的生活，放弃了赚更多的钱而生存，让赚的钱为自己服务，让自己享受更多的人生幸福。
关键词：林奇，投资，法则
我关掉了科特龙证券行情报价在1990年5月31日，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3年。吉米·卡特刚刚就任美国总统，他承认自己心中仍然对女性充满了渴望。其实当时我心里也充满了渴望，我所渴望的是股票。最后我统计了一下，我管理麦哲伦基金期间买过的股票总数高达15 000多只，其中很多股票还买卖过好多次。从来没有见过一只林奇不喜欢的股票。
我的离职十分突然，但也绝非一时冲动。1985年，道琼斯指数冲破2000点的指数大关，我自己也43岁了。人到中年，还要追踪关注上万家上市公司股票，已经让我感到筋疲力尽了。尽管我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已相当于厄瓜多尔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也很风光，但我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个人生活代价。我无法享受经常与家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无法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孩子们长大时变化可真快，几乎每个周末她们都得向我自我介绍，这样我才能认出来谁是谁。
当你开始把Freddie Mac（房贷美）、Sallie Mae（沙利美）、Fannie Mae（房利美）这些公司股票简称和家里孩子的名字混在一起时，当你能记得住2000只股票代码却记不住家里几个孩子的生日时，那你很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工作狂。
在1989年，原来1987年所发生的股市大崩盘早已成为往事，此时股市又再度平稳，在我46岁生日时，我的妻子卡罗琳，还有我的女儿玛丽、安妮和贝思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在生日晚会上，我心头忽然一震。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父亲就是在他46岁时离开人世的。这时你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原来自己和他们一样也要离开人世。你意识到，自己能够活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而之后的死亡却将会是无比漫长的。你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以前不懂得珍惜宝贵的生命时光，不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们去参加学校里的体育比赛、去滑雪、去看橄榄球赛。因为没有人在临终时会说：“我真希望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时间!”
我也曾经说服自己不要离职，因为孩子们已经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需要我那么多的照顾了。但在我心里十分清楚，事实上正好相反。在她们刚会走路的时候，会整天摇摇晃晃到处乱跑，把家里弄得一团糟。但是跟着刚会走路的小孩屁股后面收拾东西，要比长大后辅导照顾他们轻松多了。你想想看，天天辅导小学生那些我们这些大人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外语或数学作业有多烦，无数次开车送他们去学打网球或壁球有多累，一次又一次在成长过程中安抚他们刚刚受到挫折打击的脆弱的心又有多难。
要想与孩子身心成长的步调保持一致，父母就必须花上很多时间，去听孩子们喜欢的流行歌曲，绞尽脑汁记住那些摇滚乐队名字，陪着他们去看自己根本不愿看的影片。这些事情我都做过，但只是偶尔做过几次而已。每到周六，我不是呆在家里而总是呆在办公室里，不是陪伴孩子而是陪伴着堆积得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的文件资料。极少数情况下，我也会带孩子们去电影院或比萨店，但我的初衷却不是带孩子玩，而是为了股票投资来进行实地调研。正是孩子们的推荐才让我知道了比萨时光大剧院和墨西哥快餐店琪琪。不过我后悔的是，当初真不该买了前一家公司的股票，当初也真不该没买后一家公司的股票。
1990年，玛丽15岁了，安妮17岁了，贝思也7岁了。玛丽已经到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每隔两周才能在周末回一次家。这个秋季，她一共踢了7场英式足球赛，可我只去看过1场。我平时实在是太忙，以至于我们家的圣诞贺卡足足晚了三个月才寄完。我们积累了一大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很有意义的事件记录，却没有时间整理粘贴到纪念册里。
即使是在那些我没有加班的日子，我也很少能早些回家。我常常参加一些慈善组织或是市民组织，我自愿提供义务服务，所以我经常得抽空参加某一家的会议，为此只好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把我安排到它们的投资委员会里。为一个高尚的目标来选股无疑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种工作，但问题是，一方面麦哲伦基金的工作压力持续增加，同时社会上对我参与公益事业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当然我的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也越来越难，需要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也越来越多，作为家长每天需要开车接送她们所花的时间自然也越来越多。
而与此同时，我做梦梦见的都是股票，而不是我的妻子卡罗琳。我和她最浪漫的约会也不过是在进出门时打一个照面而已。在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时我只好向医生坦白，我唯一的运动就是吃过饭剔剔牙。我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年半里，我竟然没读过一本书，过去两年里，我看过三场歌剧：荷兰飞人、波西米亚人和浮士德，却连一场足球赛也没看过。这让我得出了第1条林奇投资法则：
如果你看歌剧与看球赛的次数之比是3:0，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生活肯定有些地方出问题了。
到了1990年年中，我终于醒悟，这份工作再也不能干下去了，我想起了那位与我们基金同名的航海英雄费迪南德·麦哲伦。他也是提前退休，隐居到一个偏僻的太平洋小岛，可是我发现他后来被当地愤怒的土著人撕成了碎片。为了避免遭到同样的悲惨遭遇，我专门去见了富达基金公司的老板内德·约翰逊，还有经营主管加里·伯克海德，讨论如何让我安全平稳地离开。
我们的讨论十分坦诚和友好。内德·约翰逊建议我继续留下来，由我担任富达旗下所有基金的团队领导者。为了减轻我原来管理120亿美元基金的巨大工作压力，他答应让我管理一个规模更小的基金，比如1亿美元。但但按照我的个性，我仍然会像管理原来的大基金一样倾注同样多的精力，我仍然会每个周末都在办公室度过。因此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同时，我还为几家大公司管理着一个1亿美元规模的员工养老基金，包括柯达、福特汽车和伊顿百货，其中柯达的份额最多。我管理的这个养老基金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没有任何投资限制，因此投资业绩记录比麦哲伦基金还要好。比如，这个养老基金能够将其5%以上的资产投资于一只股票，而根据法规规定共同基金就不能如此。
不管我是不是离开富达基金公司，柯达、福特汽车和伊顿百货三家公司都希望我能够继续为他们管理养老基金，但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还收到了无数邀请，由我出面组建一家林奇基金，成为一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基金的发起人对我说，只需在几个大城市搞一次时间短暂的路演，发售数十亿美元的基金份额绝对不成问题。
从基金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封闭式基金的吸引力在于，无论投资业绩多么糟糕，基金都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客户。
那是因为封闭式基金只能交易而不得赎回，和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默克制药、宝丽来等股票一样，每一个封闭式基金卖方都有一个对应的买方，所以基金份额总数和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一样是保持不变的。
然而，对于麦哲伦基金这样的开放式基金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开放式基金持有人想退出基金，就可以向基金要求赎回，基金就必须根据基金单位净值支付相应的现金，基金份额相应减小。一旦一家开放式基金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投资者就会纷纷赎回基金，把资金转移到这家基金的竞争对手，或者干脆退出股市投入货币市场，这家基金规模很快就会大大缩水。这就是为什么开放式基金经理根本无法像封闭式基金经理那样夜夜安稳入睡的根本原因。
搞一个规模为20亿美元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的林奇基金，就像一家流通股本为2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一样，能够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除非我犯了一连串的重大错误赔光了所有的钱），我可以每年稳拿0.75%的管理费（相当于每年1 500万美元），一年又一年。
这个主意太有诱惑力了。我可以雇些助手来选股，把工作时间减到最低程度，让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打打高尔夫，多陪陪老婆孩子，有空再去看看波士顿红袜队、凯尔特人队的球赛，当然还有《波希米亚人》等歌剧。不管我的投资业绩战胜市场还是落后于市场，我都可以拿到同样丰厚的管理费收入。
这个仍有两个问题：第一，我对战胜市场的渴望程度超过我对落后于市场的容忍程度；第二，我一直相信基金经理应该自己独立来选股而不是依靠别人。因此，即使是管理这样一个可以保证丰厚收入的封闭式基金，我还是会重新回到和原来管理开放式基金一样的工作狂状态，周六也照样会一天到晚待在基金办公室里，在工作中迷失真正的自我；依然是和以前一样。
我曾经听说，有很多的百万富翁庆贺自己错过了本可以更加富有的机会。我过去一直对此非常怀疑，能够对大赚一笔的诱人机会说不，这可是很少人能够享受得起的奢侈。如果你够幸运，和我一样赚了相当多的钱，这时候你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继续为了赚更多的钱而生存，还是让你赚的钱为你服务，让自己享受更多的人生幸福呢？
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农夫的故事。有个魔鬼答应这个农夫，一天之内，他用脚能圈下来的土地，就全部属于他了。这个农夫拼命跑了几个小时，就圈到了好几平方公里的良田。这些土地他一辈子都种不完，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好几代子子孙孙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继续跑啊跑啊，总想多圈一些土地，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倒地而死。
这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的悲惨结局。
外文文献出处：战胜华尔街（序言）
附外文文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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