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角度谈高校招生与美国高考
Richard C. Atki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周六，我没有去成赫什霍恩博物馆，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躲避记者以及加州政府官员的电话。当我在周日下午到达ACE会议现场时，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包括许多的记者，到处都能见到电视台的摄像机和话筒，场面相当的混乱。而美国电视电影剪辑师协会的总裁，斯坦·伊肯伯里，那是相当的高兴。因为这是该协会成立以来到场人数最多，也是最后媒体关注的一天。现场也没有人感到不安，即使这次讲话的内容在前一天就被媒体给泄露了。
听众的表现非常好，我预计我的讲话可能在高等教育界会引起一些注意，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显然，这个话题引起了美国民众来自灵魂深处的共鸣。
在接下来的数个月的时间里，我收到了上百封来自人们描述自己对于SAT测试的体验和看法的邮件。紧接着，迎来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的早晨，到处都在讨论我昨天的讲话。主流杂志，例如《新闻周刊》、《美国新闻》、《环球报道》，都做了相关的报道。而我最喜欢的是《时代》杂志上，他们让出了很大一版空间对这个关于高校招生测试的问题作了详细报道。
尼古拉斯，那个写了《The Big Test》的记者，喜欢写一些关于美国精英和政治家的秘史，我特别喜欢他那一篇刊登在《时代周刊》的文章。那篇文章在一个页面上是我的照片，而背面，则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照片，在照片上游这么个问题，“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尼古拉斯的回答是“我们都支持标准化测试”。还有一小部分人的猜测是我和布什有着一样的SAT测试分数。幸运的是，我可以回答：“不，不是这种情况。”当时，我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生，而那时的芝加哥大学有它自己的入学考试，也当然不是SAT。
有些人认为我是对所有测试都抱以反对态度的，他们其实没有读懂我讲话的意思。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那些反测试组织都将我作为一个英雄，直到他们意识到，我其实并不支持颁布标准化测试禁令。
不幸的是，在一次记者讨论会上，我描述了我这件事对我孙女的影响，之后，她经常提到她在那么多的人的关注下感到非常尴尬，心里也对他的祖父有点小情绪。我希望在这件事后，她会尽快回到原来的样子。
大学理事会对我的讲话并没有作出热烈的回应。相反，那里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交流，一些SAT的支持者写了严厉的文章反驳我的讲话。有些文章是高校招生人员写的，他们拒绝透露是谁出钱让他们写的。大学理事会成员还努力争取加州的教师反对我的提案。出乎意料的是，正如我稍后会解释，不久美国大学理事同意在年底完全大修SAT。美国大学理事会会长卡珀顿作出解释，对于即将发生的SAT修整是确信可靠的。他曾经担任过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任职期间有效改进了K-12教育体制。在对于SAT激烈争辩期间。他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能力，当时一些在大学理事会的资深成员都希望维持现状，不做改变，但是卡珀顿沉浸在他自己的思考中，最后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觉得需要对原来的测试做一次大的调整修改。由此，我非常佩服卡珀顿。如果没有他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能力，以及即将迎来的对SAT的改革，我的提案也就不会被实施。
在美国电视电影剪辑师协会的讲话有个非常简短的片段，仅仅只有五句话，也被大部分人所忽略。它指出，加州大学曾同时使用过SAT测试和SAT II测试数年，一部分加州学者表示SAT II有更好的在校表现。这是一个几乎不被大家注意到的极其短暂的片段，但它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般。
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好为提案的推动实施提供了历史证据。在传统管理下的加州大学教授，需要对招生过程负责，这责任包括招生政策和加州学术评议协会之间的关系。在1960年，当许多大学都已经通过并实施SAT招生政策时，加州仍然有许多大学没有实行该测试。在当时，加州大学学术评议机构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了那些分别做了SAT测试和成就测试的学校以及学生，最后发现，成就测试对成功可能性的预测比SAT测试更准确，更有效。但总的来说，这两项测试都有各自的好处。最终，加州学术评议机构决定在招生过程中不引入入学考试，并继续采用高中成绩作为判定标准。
1968年，加州大学开始要求入学申请人提供SAT I和3门SAT II的测试成绩，尽管在正规招生流程中是不考虑申请人的SAT分数的，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较高的SAT成绩会被认为是一种有潜力有前途的表现。假如学生的高中成绩达不到加州大学的申请标准，加州大学就会要求申请人提供高中时特别差的学科成绩，这时一个高的SAT分数就能抵消掉这些成绩不好的课程。尼古拉斯，在他的《大测试》书中写道，加州的大学采纳SAT成绩作为招生的条件之一是大学招生的一个转折点。一旦SAT成绩成为加州大学入学申请的黄金标准，那么到了这一天，参加SAT测试的学生人数将会远远多于参加其他测试的人数。
到了1979年，加州大学面临扩招压力，终于通过了把SAT作为常规招生流程的正式组成部分的方案。加州学术评议机构敲定了最后的招生方案：把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GPA）与SAT I成绩以一定比例综合，然后得出总成绩，由总成绩来确定学生是否有资格进入加州大学。该资格认定的实施是因为有多项研究显示，加州的高中毕业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加州大学继续读书，这个比例远低于最高升学率的12.5%。请注意，这里只有SAT I成绩被列入资格认定，即便是申请人仍然需要进行3门SAT II测试。所有符合资格认证条件的学生都会进入加州的大学，但不一定是自己选择的学校。学校招生人员会得知申请人的全套测试成绩，包括SAT II成绩，然后再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1995年，也就在我就任加州学术评议协会会长不久后，我支持推出了新的入学申请合格指标，包括GPA分数、SAT I成绩、以及三门SAT II成绩（写作，数学，以及学生的选择第三个测试）。这项政策的实施是建立在有好几个研究表明，SAT II测试成绩也对将来的成就有较好的预测。为此，学术评议协会用了一个加权方案，高中平均成绩（GPA）仍占主要比重，SAT成绩占10%，SAT II成绩占30%。因此，在1995年这个消息传到了高中，所有高中老师和教学辅导员都在对学生进行“SAT II已经赋予了新的地位和意义”这个话题的教育。
到了我在美国电视电影剪辑师协会演讲的时候，这个新政策已经在加州各大学实行了四年，我们有着大约78000份学生基本资料。每一份资料里，包括了学生的高中成绩、SAT分数（口试和定量）、三门SAT II成绩、家庭收入、家庭教育背景、学生的高中素质、种族/族裔，还有几个其他的数据。当然，资料里也包括了他们大一时在校园里的表现。当我在美国电视电影剪辑师协会讲话时，加州各大学的这些数据尚未公布。然而，几个月后，索尔GEISER和罗杰斯塔德利，这两位研究人员开创性的使用那套基本资料完成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了综合采用高中成绩、SAT I成绩和SAT II成绩这一标准来预测学生将来的表现以及成就是有效的。随后这项研究发表在一个有关教育评估的杂志上，并同时上传到了加州大学的网站上（http://www.ucop.edu/sas/research/researchandplanning/pdf/sat_study.pdf）。
简而言之，相比于SAT I成绩，SAT II成绩能更好的预测学生的大学成绩。高中成绩、三门SAT II的成绩与大学成绩之间的方差只有22.2%，而将SAT I成绩添加到其中，方差也就从22.2%增大到22.3%，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增量。
SAT II对大学成绩的预测效果是最好的，受经济背景、社会背景的影响也远小于SAT I。在加入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程度因素后，SAT II对大学成绩的预测依然准确，而此时大学成绩和SAT I之间的关系几乎消失。所以，SAT II不仅是一个更更准确的测试，也是一个更公平的测试，因为它所得的结果在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上的影响比采用SAT I要小得多。
从加州大学学生资料数据库中的发现同样适用于三大主要学科（1）物理/数学/工程（2）生物（3）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这些学科上，SAT II成绩好的学生表现的也更加优秀。再来分析下种族对于SAT I和SAT II成绩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它们都只有细微的差别，当然，SAT II对于加州大学成绩的预测要更好一些。因此，对于加州大学招收来自不同种族的学生，保留SAT II成绩而取消SAT I成绩对升学率的影响不大。
注：原文第7页到第12页结束
外文文献出处：
Invited addres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April 2004.
附外文文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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