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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仰的战略——使社会工作者对寻求庇护者的教育实践做好准备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优化寻求庇护者的教育干预措施。完成了一份对象为寻求庇护者（n = 284）的调查问卷来评估计划行为结构理论。在解释他们选择留在东道国，直到他们收到庇护申请的答复为止时，结果强调了社会规范的重要性以及对留下决定的控制作用。此外，关于新生活，医疗服务，安全感，就业和教育观点的行为信念被确定为激励因素。可以根据这些寻求庇护者的信仰制定教育措施。
1引言
1.1 卢森堡的难民接纳和支持
自2011年以来，卢森堡外交部一直在报告寻求庇护者的急剧增加。其统计数据表明，新移民人数从2010年的791人增加到2011年的2,170人。此外，2012年1月至9月期间，又有1,700人提交了庇护申请。卢森堡政府（即外交部，教育部和家庭与融合部）正在与红十字会和明爱等不同的人道主义组织密切合作，以解决与接待，教育，住房以及索赔人的医疗和社会支持。此外，自2008年以来，卢森堡接待融合部（OLAI; Office luxembourgeois de lrsquo;accueil et de lrsquo;inteacute;gration,http://www.olai.public.lu）正在协调和规划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大多数行动（Ministegrave;red#39;eacute;tat - Service central de laws，2008）。OLAI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向个人和家庭提供持续的心理教育指导，并通过提供语言课程和实施针对卫生和环境卫生，健康和冲突问题管理的干预措施来教育寻求庇护者（Office luxembourgeois de l#39;accueil et de l#39;inteacute;gration，2011）。
难民的情况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受到保护，人道主义组织和OLAI承担着为他们提供住所，安全感和援助的任务。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处于待命状态，等待期的持续时间没有及时明确界定（Ministegrave;red#39;eacute;tat - Service central de laws，2011）。缺乏远见使得他们的个人、教育和就业未来的规划变得更加复杂，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构成他们心理健康的风险（Lauritzen＆Sivertsen，2012）。除了这些情况外，寻求庇护者不被允许从事任何正规的专业活动，并且他们生活在帮扶组织的永久控制之下，因此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外交部的回答并遭受文化压力（Donagrave;＆Berry，1994）。最后，大多数难民定居在难民家中，而难民家庭往往缺乏必要的设备，并且这不满足他们的需要（Gong-Guy，Cravens＆Patterson，1991; Lauritzen＆Sivertsen，2012），再者由于特定领域的地理位置存在，可能有助于对种族隔离的看法以及对新文化的消极态度的发展（Moghaddam，Taylor，＆Lalonde，1989）。虽然难民受到托管、支持并受到保护和控制，但是，目前的做法未能在他们居住的机构中为他们分配任何决策和责任（Rainbird，2011）。
根据Valtonen（2004）的观点，新文化中的同化和融合过程通过教育和积极参与自身的融合得到加强。教育支持已被证实可以增加他们的生存意识，并加强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关系，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具有预防作用（Lauritzen＆Sivertsen，2012），并且可以支持融合过程（Bhattacharya，2011; Hamilton） ＆Moore，2004; Renner，Laireiter＆Maier，2012）。因此，支持和指导在他们到达和停留期间至关重要;可以制定或优化教育干预措施，以便在难以应对的情况下支持难民。因此，在谈到旨在克服困难局面的激励方面发展的教育援助设计时，这不仅仅是通过些许信息分享就完成的（Ajzen，Joyce，Sheikh，＆Cote，2011）。由于这些原因，可以使用用于识别激励方面的替代方法。计划行为理论（TPB; Ajzen，1991,2005）是开发教育计划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框架，特别是因为这种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各种干预措施的设计和不断变化的行为。我们已知的是，这一理论尚未在移民背景下使用。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提出一项基于TBP的创新战略，通过确定难民对留在东道国（即卢森堡）的信念，直到他们得到答案，帮助社会工作者与寻求庇护者发展教育干预知道他们收到庇护申请的答复。
1.2 计划行为理论（TPB）
TPB解释并预测了行为意图（Ajzen，1991,2005）。完整的预测模型可以分解为三组近端决定因素：态度、社会压力（即主观规范）和对行为控制的感知（见图1）。此外，根据该理论，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分别预测态度、社会压力和感知的行为控制结构。因此，探究哪种类型的信念可以提供激励资源来等待外交部的回答似乎很有趣。因此，在目前的背景下，我们特别关注模型的信念类型，以及它们对态度预测、感知社会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意图的贡献。
2 方法
首先，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以引出显著的信念。主体研究包括基于TPB构建体的问卷管理。
2.1 试点研究的程序和参与者
试点或启发式研究有助于收集显着的行为、规范和控制信念。根据Ajzen和Fishbein（1980）的建议，用开放式问题来评估（a）留在卢森堡并等待外交部（行为信仰）正式回答的感知优势和劣势，（b）鼓励或阻止他们采取这种行为（规范性信念）的人或人群和（c）采取这种行为的促进因素和障碍（控制信念）。
试点研究的第一步是联系难民家庭，OLAI和红十字会，并与负责人会面，向他们介绍研究的目的。在就数据收集达成正式协议后，两名访谈员（讲法语，英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熟悉卢森堡的难民情况，以及基于可以引出TPB显著信念的问卷调查的半结构化访谈程序。为了招募寻求庇护者，两名访调员都访问了三个难民家园，并邀请寻求庇护者自愿参加这项研究。四十八名难民（平均年龄= 30.56，标准差= 11.71）同意参加：13次采访以法语进行，35次采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进行。大多数参与者来自前南斯拉夫国家之一（68.75％），而31.25％来自刚果、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或索马里等其他国家。在采访时，参与者的年龄在1至448周（即8-62岁）居住在卢森堡。每个寻求庇护者的参与都获得了5欧元。
图1 计划行为理论
为了确定最频繁报告的信念（即显著信念），两个独立的比率独立地分析难民对开放式问卷的答案，并通过三个指数来验证他们的一致程度，即Cohen的kappa，Spearman#39;s rho和类间相关性。如表1所示，比率一致性很强。
表1 两种比率之间的一致程度
|
信念 |
Cohenrsquo;s kappa |
Spearmanrsquo;s Rho |
类间相关性 |
|
感知优势 |
.61 |
.55 |
.53 |
|
感知劣势 |
.45 |
.91 |
.84 |
|
持鼓励态度的个体或群体 |
.88 |
.71 |
.83 |
|
持批评态度的个体或群体 |
1 |
1 |
.85 |
|
促进因素 |
.62 |
.86 |
.46 |
|
阻碍 |
.54 |
.59 |
.75 |
2.2 主体研究的程序和参与者
在主体研究中，两名研究助理被送往难民家庭。他们介绍了该研究的目的，并保证了答复的机密性。回答调查问卷的寻求庇护者获得了5欧元。共招募了284名参与者（120名女性，144名男性，20名失踪者）作为样本：大多数参与者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77.1％），13.7％的年龄在41至60岁之间，8.1％的年龄小于18岁，61岁以上为1.1％。对阅读能力差或写作能力差的参与者进行了辅助访谈。大多数样本（63％）来自前南斯拉夫国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黑山和塞尔维亚），37％来自其他非欧洲国家，如伊朗、刚果和阿富汗。
2.3 缺失数据
软件R估算了丢失的数据。一百二十九名参与者回答了所有58个问题（45.4％）。49个（17.3％）参与者中发现一个变量缺失数据，77个寻求庇护者（27.1％）发现2-5个缺失值，其中18个（6％）中发现6个，9个（3.9％）中发现11至20个缺失值。为了使用完整的数据集，同时避免列表删除案例，或用变量均值替换缺失值，选择多个插补（Peugh＆Enders，2004）作为更准确的方法。 通常，通过以条件分布的形式估计每个缺失值的似然值来进行多次插补（Schafer＆Graham，2002）。
2.4 方法
最终的调查包括与TPB模型的所有组成部分相关的措施，即态度、主观规范、感知控制及其各自的前体，即行为、规范和控制信念（见图1）。
意向。最后，从四个项目评估了留在卢森堡并等待外交部官方答复的意图。有三个问题，分别是：（1）他们肯定打算留在卢森堡直到他们得到外交部的回答；（2）他们肯定决定留在卢森堡，直到得到外交部的答复；（3） 他们认为他们将留在卢森堡，直到他们肯定得到外交部的回答；使用7分制（赞同-不赞同）。第四项是要求参与者表明他们将等待外交部答复的可能性，从0％到100％不等，间隔为10％。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ornbrash#39;s alpha）为.65。
态度。根据Osgood，Suci和Tannenbaum（1957）的提出，使用语义差异比例评估态度。“在你得到外交部答复之前，留在卢森堡的问题对你来说”，接着是五个7分制双极形容词量表：令人不愉快-愉快，无聊-有趣，令人沮丧-有益，不安全-舒缓，令人沮丧-刺激（alpha;= .91）。
主观规范。使用禁令性的和描述性的规范有关的六个项目测量了主观规范。每个规范测量了三个项目。在描述性规范的意义上，难民被问及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是否会留下来、他们是否肯定会留下来、以及他们是否会牺牲一切能够留在卢森堡，直到他们从外交部得到答案（alpha;= .82）。同样，为了评估禁令性规范，产生了三个项目：向寻求庇护者询问其他人是否认为他们应该留下、希望他们留下来、以及赞同他们留在卢森堡直到得到外交部的答复（alpha;= .85）。
感知控制。感知的控制变量由五个项目来测量，每个项目使用7点制，询问难民：a）您认为您决定留在卢森堡直到您得到外交部的答复是取决于您的（强烈不由你——强烈取决于你）; b）据你所知，留在卢森堡等待外交部的答复是......（非常难——轻松）; c）你完全能够留在卢森堡并等待外交部的答复（非常不同意——强烈同意）; d）你相信，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卢森堡，直到你得到外交部的答复; e）他们会调查他们留在卢森堡的动机，直到他们得到外交部的答复（强烈反对——非常同意）。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71。
行为信念。态度前兆的衡量标准是基于启发式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信念。针对行为信念的度量包括10个已识别的行为结果。问题是“如果你确实得到了外交部庇护申请的答复，你有多少可能或不太可能相信以下情况会发生？”之后使用一个7分制双极量表来评估10个行为结果。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39;s alpha）为.69。
规范性信念。为了衡量规范性信念，参与者被问到以下问题：“在您看来，以下人员认为您应该留在卢森堡并等到您从外交部门获得庇护申请的答复是多么不可能或不可能？”。问题后面给出了启发式研究报告中最常见的五个人，寻求庇护者以7分制表示他们的答案。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39;s alpha）为.72。
控制信念。为了导出控制信念的因素，来自启发式研究报告的三个最常见的促进因素和四个最常见的有害因素包括在问卷中。后面的因素通过以下问题进行评估：“在您看来，以下情况使您难以遵循等待卢森堡外交部答复的决定”，其次是启发式研究的五个显着因素。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alpha;= .55）。通过“你认为，以下哪种情况使你更容易完成等待卢森堡外交部答复的决定”，然后给出三个因素的问题来评估这三个促进因素。该方法的内部一致性为.69。
3 结果
计算了多元回归分析和相关性，以确定哪些TPB构造和信念与寻求庇护者留在卢森堡直到他们从外交部获得明确的答案的意图最强烈相关。
3.1 多元回归——态度、社会规范、感知控制预测意图
多元回归分析（见表2）显示，TPB解释了50％的意向差异。总而言之，态度、禁令性与描述性规范和感知控制可以预测意图。结果表明意图的显着预测因素是禁令性规范（beta;= .51，p lt;.0001），其次是感知控制（beta;= .16，p lt;.01），描述性规范（beta;= .12，p lt; .05）和态度（beta;= .07，p = .17）。
表2 多元回归——态度、社会规范、感知控制预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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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SD |
be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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