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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父权制度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Francine M.Deutsch
曼荷莲学院，南哈德利
摘要：这篇文章验证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两个传统方面的影响：孝道和父权制度。我们选取了第一批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出生的84名儿童，他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对他们的未来的计划进行采访。研究发现，比起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愿意与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帮助父母。独生子女更愿意对父母的幸福生活负责因为他们独生子女的身份。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当中，父系社会的规范显得很影响较小。学生们用家庭结构来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在削弱父系社会的规范。
关键字：孝道；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中国家庭
1979年，中国施行了世界上最激进的人口政策。所有已婚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Huang, 1982). 通过了解第一批在计划生育政策出生儿童的希望、梦想和顾虑，当前的研究着眼于传统的中国家庭生活将会如何被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响应1949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中国人口的空前增长。更好的医疗水平，低儿童死亡率和人寿命的增长都刺激了人口快速增长（Lewis, 1987）。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成功的将出生率从6降低到1979年的2.7（Greenhalgh, 1990;Short, Zhai, Xu, amp; Yang, 2001）,中国人口仍被预测会在2000年增长到十三亿（Ching, 1982）,这阻碍了经济的增长（Yue amp; Zhang, 1987）。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农村经济改革的进行，创造了经济环境，这使得更多的农村家庭可以在经济上受益（Davin, 1985）。经济改革也加剧了老年人对男孩儿的偏爱（Croll, 1944）。农村对于计划生育的反对争取到了生育两个小孩的特权（Greenhalgh, 1993; Short amp; Zhai, 1998）。在1989年，所有的农村家庭只要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Cooney amp; Li, 1994）。
在城市中，对计划生育的接受和执行要好很多（Greenhalgh, 1990; Kane, 1985）。1986在北京，一半的五年级学生是非独生子女，然而，一年级的学生只有20%为非独生子女，到1989年，置于10%的比较样本为非独生子女（Stevenson, Chen, amp; Lee, 1992）。政府对城市的计划生育控制比对农民要严厉的多，因为城市的独生子女与父母的工作相关联，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一些重要的福利，例如住房、医疗和儿童教育都将被取消（Cooney amp; Li, 1994）。此外，城市的家长不需要儿童来提供养老保障（Greenhalgh, 1990），在城市的住房和养育儿童的花费要比在农村高得多（Kane, 1985）。
中国家庭
许多年来，中国家庭都崇尚儒家文化（Gabrenya amp; Hwang, 1996; Goodwin amp; Tang, 1996）。儿童被教育要尊敬、顺从、孝敬父母，孩子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家庭的责任感要比个人主义重要（Stacey, 1983; Yang, 1988）。
家庭角色也是高度性别化的。中国家庭被说成是父系家庭（Fei, 1947, 1992; Hong, 1987; Stacey, 1983）。女性被要求遵循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女儿被认为是离开原生家庭而成为结婚后家庭的一部分（Croll, 1994）。主干家庭包括一对父母和已婚子女以及儿童（Stacey, 1983）。
家庭更喜欢儿子，因为他们可以沿用姓氏传宗接代（Davin, 1985; Li amp; Cooney, 1993）。没有生出男孩被认为是不孝的行为。而女儿则被认为是家庭的临时成员，她们无法为家族血统做出贡献还占用了家庭中的资源，她们在父系社会中是无价值的（Croll, 1994）。女儿在家中中是地位最低下的（Yu amp; Chau, 1997）。
中国家庭的父系统治和相互依赖在毛主席统治的1949年到1976年间幸存下来，并在接下来的时间经历了改革（Davis amp; Harrell, 1993; Stacy, 1983）。婚姻法在1980年加强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的规定（Chen, 1985）。成年子女要通过接父母共同居住满足其各项需求。在1980年，80%大于80岁的调查对象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住在一起（Unger, 1993）。然而，广东地区的老年人只有67%和子女一同居住(Lkels, 1993)。儿子比起女儿更愿意与父母同住（Davis, 1993; Lkels, 1993; Logan, Bian, amp; Bian, 1998），尽管有些证据表明这种现象可能正在改变（Hung, 1995）。当年老的父母和子女一同居住时，如果他们有能力，会帮助照看孩子并做些家务（Lkels, 1993; Logan amp; Bian, 1999）。即使是他们不住在一起，子女也应当经常的看望父母并帮助父母处理日常琐事。父母更多的联系儿子而不是女儿（Bian,Logan amp; Bian, 1998）。
子女也会给父母钱（Yu, Yu, amp; Mansfield, 1990）。在1982到1983年的五座城市的调查中，36%到38%给不住在一起的家人汇款（Unger, 1993）。夫妻一般给丈夫的父母的钱比给妻子的父母的钱多。此外，丈夫的父母在他们急需用钱或者夫妻拥有更多资源时获得的更多；妻子的父母如果帮忙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或者丈夫的父母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更多(H.Yang, 1996)。
孝的理念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在1997年北京的调查中，年轻的受访者同意子女应该照料父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尊敬他们让他们快乐并保持联系。但他们不认同子女应该遵守父母的规则（Yue amp; Ng, 1999）。
独生子女和中国家庭
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改变中国家庭的？两个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孝道和女性的地位。
孝道 如今在中国人们担心他们的下一代会变成“小皇帝。”独生子女被认为是通过耍脾气来让父母给他们买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父母则被放弃自己的食物那样孩子就可以吃麦当劳这样的高级食物了。一所学校的顾问说到：“我认为这一代孩子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并将颠覆中国的伦理道德”（Crowell amp; Hsieh, 1995, p.50）。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值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阶段。中国家庭拥有空前的购买力，并且他们的孩子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孩子都更加影响了家庭的购买力（Chee, 2000）。尽管如此，许多家长的购买都以孩子的教育需求为中心（例如：课程、智力游戏）.儿童的消费几乎与成年人消费相近（Davis amp; Sensenbrenner, 2000）。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项在北京及其附近社区的研究表明，比起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中家长的教养方式更以儿童为中心（Chow amp; Chen, 1994; Chow amp; Zhao, 1996）。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女在一起并认为作为家长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意义和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独生子女会获得更多的玩具和压岁钱，甚至有可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Chow amp; Zhao, 1996）。独生子女的父母不认同传统的子女不能顶嘴的观念（Wu, 1996）。
这类教育行为和投入并不一定会削弱孝道。在对6到13对的儿童的研究中，家长们表示他们会教孩子礼貌，尊重他人的权利，考虑比尔的感受，所有的这些都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理念（Strom, Strom, amp; Xie, 1996）。在上海90年代初期，家长们有一个理想的儿童具备的良好的品行，儿童要爱戴他人，要学会合作，尊敬老人，有礼貌，这些被解释为懂事（Wu, 1996）。
父母为独生子女投入太多，尤其是孝方面。他们更容易内化家长的价值观并承担父母幸福的责任。尽管一直以来儿子是承担父母赡养义务的主要成员，但是女儿的责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一项关于代际之间联系和帮助的研究中，尽管儿子比女儿和父母联系的更频繁，但是在没有儿子的家庭女儿会承担其职责（Bian et al., 1998）。
对于独生子女性格的研究结果比较复杂。在对上海学龄前儿童的研究当中，老师指出独生子女的性格比非独生子女的更加的消极（Ching, 1982; Falbo, 1987）。然而，用同样的方法在长沙对幼儿园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独生子女并没有发现和非独生子女在消极行为上有什么异常。他们在饮食习惯不好并且喜欢奇装异服，但是在不合作和敌对上要好（Poston amp; Yu, 1985）。在多城市的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采访中，他们没有一致的独身子女特质（Falbo amp; Poston, 1993）。
女性的地位 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模式下蕴含着中国家庭对儿子的喜爱（Li amp; Cooney, 1993）。出生儿童的性别比例在1980年后表现出了失衡，这表现了性别选择性堕胎甚至是杀害女婴（Coale amp; Banister, 1994; Croll, 1994）。女婴被遗弃，藏匿（Keng, 1997）。对男性婴儿的偏爱导致了对女性的家暴，尤其在农村地区，她们被迫堕胎，插入节育器。生出女儿的女性甚至被遗弃了(Croll, 1994; Dalsimer amp; Nisonoff, 1987; Davin, 1985; Greenhalgh, 2001; Keng, 1997）。尽管承认了虐待的存在，但至少Li Xiaojiang,作为一位中国杰出的女性学家，她强烈的争辩道计划生育最终会非常有利于女性。西方女性学者反对这项政策，因为它限制了女性对身体的控制，Li 说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女性也没有再生育的选择权。生育权由男性的家庭掌握。根据她的陈述，计划生育政策将女性从“对生育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允许她们可以反抗丈夫，不生育并发展潜能”（Greenhalgh, 2001, p.869）。Greenhalgh (2001)采访了另外四位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她们对这个政策保持批判的态度因为它对农村女性会带来消极的影响，然而城市女性非但没有受到伤害，反而受益于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挑战了传统的父权。如果家中唯一的孩子是女孩，那么家长就必须为了未来经济上的依靠和情感上的联系来依靠她。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对家庭动力的改变提升了女儿对父母的价值和家长对女儿的投入。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不太会愿意将女儿成为丈夫家庭中的一部分（Hong, 1987）。对于父权规范和行为的瓦解还需要很久才能达到性别的平等。
一些研究已经证明了对家中独生男孩和女孩的平等对待。例如，以儿童为中心同时适用于孩子是男孩和孩子是女孩的家庭（Chow amp; Zhao, 1996）。女孩如果是独生子女更愿意获得父母的关注（Short et al., 2001）。上海家长给独生子女的购买物显示，不以性别来区别对待子女的家长更注重购买物品的成就和投资而不是摆设和装饰（Davis amp; Sensenbrenner, 2000,p.65）。
上海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强烈的认为男孩和女孩应接受平等的教育（Wu, 1996）。在对武汉的768个八年级的独生子女的采访中，并没有发现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意愿和家长为子女借钱上大学的意愿的差异。家长的意愿是孩子意愿的重要预言者。女孩在数学上的成绩和男孩一样高并且对接受教育的热情和男孩子一样（Tsui amp; Rich）。
根据大连市的青少年学生的民族志研究，Fong (2002)表示家长对女儿的态度由于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发生了改变。比起生育许多孩子，低生育使得女性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这挑战了父权的规则同时使得家长开始指望女儿未来对他们的帮助。Fong说中国家长越来越支持并为女儿的成功骄傲。
我曾经采访了一群出生于1979年的毕业生，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一年。由于最初这项政策并没有很严格的实施，所以很容易对比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这项对比研究不仅是对比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更重要的是帮助更好的理解政策实施后和政策实施前的子女对比影响。在1979年之前，家庭中是女生子女是反常的，当然这也很容易比较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在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从反常变得正常。因此，这项政策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横向和预期的研究建议还是应当谨慎。
我目前的研究着重这两个问题：
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出生的独生子比非独生子更不孝顺吗？
比起非独生子女，女生自是不是不支持父权规则并认为性别平等呢？
方法
参与法
笔者采访了在中国中南部的84位大学生（42名男生和42名女生），他们愿意志愿参与我的采访。他们大都是通过口述或者电话的方式，其中一位是参与进来的。学生平均的分布于英语、国际贸易和化学这三个专业。统计的学生和家长的个性记录在第一个表格中。
这些学生被认为是精英才能上大学。采访对象的专业是费代表性的因为采访设施要求英语。然而，这些样本的特点会减少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许多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例如，不喜欢两代人共同居住。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的人可能会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对孝道的坚持可能对这些人更有影响。尽管他们比起其他中国人可能拥有更多的关于性别的独特想法，但是至今还不清楚为什么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无法一概而论究竟谁是精英。
过程
学生在2000到2001学年结束采访。第一次采访在11月到3月间进行，这段时间大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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