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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业: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影响
梁建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系，香港九龙红磡
摘要
本文论述了社会工作在青年失业问题方面扮演着被忽略但迫在眉睫的角色。作者强调了青年失业的过渡期和结构性因素。在社会工作视角下讨论了“青年就业网络”(简称“YEN”)，详细阐述国际劳工组织的“4 es”(创造就业能力、机会平等、就业、创业)框架。本文增加了第五个“E”(生态连接)并为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5es”模型，以此帮扶青年失业群体在就业问题上克服过渡期和结构性障碍。
调查结果:社会工作计划、研究或评估是针对未被雇佣的年轻人的，尽管他们对工人的就业状况有着历史的关注，并建议对失业的年轻人进行研究、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工具作用。
用途:在如何将5es模型运用到政策方针、教育、培训中,并为青年失业社会工作实践作出指导方面提供了规范。
关键词：社会工作、青年失业、香港青年就业项目、生态连接、5es模型、青年保障
引言
本文旨在从社会工作视角了解当代青年失业问题。虽然青年失业问题之大需要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大量资源去解决。作者建议,社会工作者可以在降低青年失业率作出专业贡献,通过与多元利益主体(政府、私营部门雇主,教育者,父母、非政府组织、工会)在解决青年失业者的过渡期壁垒和贸易市场的结构性壁垒的共同努力。此外,本文建议将人力资本方法运用到生态链接的更广大范畴之中。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2012),青年是指那些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在本文中,青年失业指的是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但他们有工作能力、愿望和任职资格。青年失业是一种国际现象(Breen,2005;国际劳工办公室,2012;Kalwij,2004),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问题(贫困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05)。从全球来看，青年失业率与成人失业率的比率一直在上升，全球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对年轻人的影响超过了成年人(国际劳工组织，2013)。目前全球失业青年人数超过7500万，占15 - 24岁年轻人的6%(《经济学人》，2013a)。在欧洲，近七分之一的年轻人是“啃老族”，指的是那些没有就业、教育或培训的人(《经济学人》，2013b)。2010年，一些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高得惊人:估计希腊有54%，西班牙51%，葡萄牙39%，意大利34%(国际劳工组织，2013)。在经历严重衰退或经济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中，年轻人失业问题已被证明是可以解决的。尽管有公共和私人投资和货币援助计划，作为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回应，全球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2007年为11.5%，2012年为12.4%，2013年预计为12.6%(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例如,英国政府推出了“青年合同,”2012年4月,将近pound;10亿的预算来帮助失业年轻人准备工作和找到工作。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年5月之前，只有21000人接受了补贴，而失业的年轻人仍然很高(McDermott,2013)。
失业，特别是长时间的失业，会导致有害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没有了工作保障，年轻人就会变贫得对穷和社会排斥束手无策。他们更有可能依赖家庭和/或福利支持(Ermisch, Francesconi amp; Pevalin, 2004; Jacob, 2008)，有可能成为穷人，甚至被主流社会边缘化(Matsumoto amp; Elder, 2010)。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在2012年召开了一系列全球性、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活动，讨论“青年失业危机”。参与者包括年轻人，让他们作为政策制定参与者，并直接参与有关他们的就业问题。
社会工作和青年失业
政策制定者、专业人士和公众越来越关注失业青年的社会问题，各种政策解决方案已经到位，以协助寻求就业的人(Bell amp; Blanchflower, 2011; Cheung amp; Ngai, 2010; Verick, 2011)。然而，对文献的检索，以审查社会工作在帮助失业青年中的作用，结果是有限的成功。甚至在国际社会工作社区中，也没有关于青年失业问题的讨论(Fergusonamp;Xie,2008;Ngaiamp;Ngai,2007财富amp; Ternowetsky,1990;Roets et al .,2012;Yan amp; Lam,2009)。在《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青年服务处的条目指出了从防止消极青少年行为到促进积极青年行为(Gershoff, 2008)的转变，也被称为积极的青年发展方式。虽然积极的青年发展倾向于强调生活技能的发展，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特别提到就业能力和工作技能。然而，在百科全书的不同词条下的搜索，人类的需要，显示它包含一个标题为工作和就业的分项。分项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对就业条件的历史关注，这些条件对劳动者的健康和福利以及研究、政策和实践中对个体劳动者、家庭和社区工作条件的影响都是有害的。
的确，社会工作在与失业者合作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Briar, 1983;财富amp; Ternowetsky,1990;Sherraden, 1985)，但是没有关于青年失业者的具体的工作重点。有限的文献中，社会工作者应该提倡适当的就业政策(Sherraden, 1985)，对失业人员进行评估(Eskelinen amp; Caswell, 2003)，并提供社会服务以帮助失业人员进行找工作(Briar, 1983)。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福利政策的出台，社会工作者更多地参与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去帮助失业者(Lambert, 2008)。他们需要了解就业市场，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有限的人(Lambert, 2008)。尽管社会工作者在工作福利受益人授权工作有潜在的重要作用,Millar and Austin (2006)对社会福利政策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香港的回顾表明,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作用在英国和美国是有限的,因此这样的福利工作更有可能由职业公务员而不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但在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更多地参与到倡导工作中，努力提高服务水平，而在香港，社会工作者则更直接地参与与穷人的工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福利机构中，社会工作人员的出现，似乎说明了社会工作在福利工作计划中更大的参与(Millar amp; Austin, 2006)。
尽管Roets et al(2012)主张精神健康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工作者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工作福利和劳动力计划议程可以应用到失业的年轻人,对于这个问题,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能力弱于市场经济。社会工作应该回到它倡导和努力工作的根源上，根据其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职业价值，为年轻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问题是“社会工作者能做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解决方法并不容易。有许多与青年有关的项目和干预措施，但其有效性的证据往往缺乏，大多数项目涉及到在项目完成后就业人数的多少(Collura, 2010)。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回顾了青年就业的复杂障碍，批判了当前人力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应用生态视角提出了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来思考社会工作实践与失业的年轻人。
青年就业的复杂障碍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要更好地理解帮助失业青年的挑战，首先要考虑就业的障碍，我们将其划分为过渡性和结构性障碍。
过渡的障碍
就业状况可能被认为是代表年轻人成功过渡到成年期，其含义是那些没有就业的人未能成功转型( (Marks, 2005; Muller, 2005; Shildrickamp;Macdonald, 2007)。然而,各种生理、心理、和个人的障碍可能会阻止年轻人获得第一份工作,如身体残疾、精神卫生差,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工作经验,缺乏职业技能、工作态度差,工作动力疲软,低适应性和自我管理,和高就业期望与低自尊(Ha, McInerney, Tobin, amp; Torres, 2010; Hammer, 2000; Hong Ko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2004; Worth, 2003).
年轻人求职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障碍是雇主对他们缺乏工作道德和承诺的看法。有人说，Y世代的年轻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或后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成长)显示出了共同的后工业特征: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探索性和冒险性;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作与生活的高度期望可能与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Sheahan, 2005)。以香港为例，研究表明，失业和失学的年轻人在找工作时优先考虑那些提供休闲的工作方式、充足的休假和工作的空余时间(香港理工大学，2004年)时，这样舒适的工作并不容易找到。此外，他们可能会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并且很容易地换工作，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负担或家庭责任(香港理工大学，2004)。
2008年另一项有关香港青年就业的社会工作研究显示，28.9%的年轻人从事初级、低薪的零售和劳务服务，28.1%是初级办公室助理，18.2%是专业人士(香港青年协会，2009年)。这些工作大多需要固定的工作时间、执行体力劳动和遵守工作程序。即使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获得了这样的工作机会，年轻人也会拒绝这些工作或在短时间内辞职(香港青年联合会，2009)。
结构性障碍
与往往是个人的过渡性障碍相比，结构性障碍作为社会和经济条件，创造、加强和维持了年轻人找到稳定工作的困难(Kieselbach, 2003; Orsquo;Higgins, 2001)。结构性障碍尤其难以消除，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和支持性选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Contini, 2010)。首先，整体经济状况如何?即使年轻人正在热切地寻找工作，但在劳动力市场没有工作，所有的教育、工作培训和就业援助都不会有多大用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吸收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国际劳工办公室，2012b)。在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主要局限于非正式经济，因为正规经济并没有为他们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办公室，2012b)。经济增长需要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失业的年轻人和劳动人民可以为社会的经济福祉做出贡献(Freedman, 2005;《经济学人》,2013 b)。
许多年轻人在找工作方面遇到了困难，原因是工作和工作条件的空间错位。虽然整体失业存在，但由于技术供应系统无法跟上需求端的快速变化(人力集团，2012)，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和企业都无法填补空缺。因此，一些国家采取征聘移徙工人填补空缺职位，特别是当移徙工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差的就业条件时。
另一个结构性障碍是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分割。不同教育程度的年轻人被分成两个极端。在高技能方面，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增长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对于许多缺乏必要的后二级资格和经验的无业青年来说，入门水平太高了;在低技能的情况下，适合非技术工人的职位通常是随意和不安全的(《经济学人》，2013a)。此外，还有一种“中层职位的缩减”，这将影响到低技能的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前景(国际劳工办公室，2012c))。
隐性就业歧视是青年就业的又一结构性障碍。工作机会有时是基于性别的，例如，服装厂的许多工作只对年轻女性开放。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就业前景正在改善,但这“他们被认为是更适合控制、更灵巧,而且比男性便宜(国际劳工办公室,2008年,p.5)。除了性别之外,其他类别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异常或不依惯例的面临歧视:身体残疾者，被长期看护的人，少数民族成员，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变性人，有滥用药物相关的犯罪记录或历史的人。大多数国家的可用数据显示，少数民族的失业率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就业歧视(国际劳工局，2010年)。由于他们对语言和文化的不熟悉，年轻的移民在东道国也经历了较少的工作机会。(Lanning amp; Rudiger, 2013年，Yan Lam, 2009）
综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八个从毕业到就业的过渡的调查来看,Matsumoto and Elder (2010)发现,即使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年轻人就业市场仍然缺乏足够的信息和主要工作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比如通过家人和朋友的建议(Matsumoto and Elder,2010)。尽管如此，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就业机会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得到了满意的工作，或者就业提供了就业保障;除非他们能更快地找到工作(Matsumoto amp; Elder, 2010)。在印度和加拿大进行的另外两项研究(Jeffery, 2008）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交网络有限，导致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例如，那些不接受教育的人或属于低等种姓的人)失业。因此，社会资本反映在家庭、社区和联想关系中，是年轻人在找工作时的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但社会资本也通过工作经历获得，比如与同事、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关系(联合国就业与技能委员会，2012)。不就业进一步阻碍了年轻人的社会资本。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学校和工作之间的断层被认为是青年失业的主要结构性障碍(Bagnall, 2005)。在许多国家，成功的过渡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和职业机构能否培训并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合格的年轻劳动力(Saar, Unt amp; Kogan, 2008)。各国需要审查在实际就业市场中对年轻人的就业培训机会和这种培训的相关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状况。国际劳工组织提倡更多的在职培训和学徒训练。尽管政府和家长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了投资，但在毕业后找工作并没有成功的保证，如果雇主所要求的和潜在的招聘人员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获得就业方面存在困难，部分原因是对更高技能的需求很低(国际劳工局，2012c)。因此，就像大学教育一样，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不总是以经验为依据的。
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在生态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方法
明确年轻人在找工作时面临的障碍后,接下来这个章节将把注意力放在4 es框架上“即青年就业网络（YEN）在2001年提出的，不论国家的经济或社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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