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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离家出走青少年:
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动机和环境的探究
Lana Yiu Lan Khong
摘要：本文基于探索性研究、聚焦于一小部分离家出走青少年离家的原因，以及他们对离家出走的看法，对新加坡青少年离家出走的现象进行研究。青少年的家庭环境与教育环境、在离家出走时所拥有的资源以及他们个人的感觉和态度都是感兴趣和探讨的领域。研究结果包括:所有青少年的家庭背景都相对弱势且不健全、在公共住房里居住、在学校里缺乏成就。青少年在未经父母允许和知会的情况下离家出走的主要“助推”原因往往来自想要和朋友在一起的强烈渴望，希望获得更多的独立，以及与父母或兄弟姐妹发生了冲突、沟通不畅甚至遭受暴力。然而，在新加坡，这种行为似乎是自发的，而且是相对短暂的，发生在一个相对安全、规范的社会环境中，与青少年的激烈变化和自我认同的斗争有关。因此，在这种行为演变为更严重和反社会的犯罪和越轨行为之前，综合社区的努力将有效地预防和纠正它们的问题。
关键词：离家出走行为、新加坡离家出走青少年、新加坡的青少年、对离家出走青少年的定性研究
1、介绍
本文报告作者是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教员，该组织代表社会服务机构，学生咨询中心(以下简称SAC)。这项研究是由新加坡社会服务全国委员会的社会服务研究基金(VWO Capability Fund)资助的。本项目的目的和研究结果，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限制和一些未来方向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对管理新加坡离家出走的青少年行为的问题很有成效。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离家出走的行为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社会环境和表达需求。很明显，在新加坡的青少年中，这种相对新的社会现象需要更多的信息。了解这些青少年的特点，以及他们来自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了解如何更有策略地抢占和管理这些行为。
1.1 学生咨询中心(SAC)
成立于2003年的SAC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志愿社区机构，特别专注于寻找和解决青少年李佳佳出走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帮助他们与自己的家庭和解。在新加坡，每年至少有600至700例16岁以下青少年失踪，而SAC的工作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1)搜索和救援
咨询师访问已知的青少年找到他或她的场所,但随着人力的缺乏这方面工作已经停止。SAC员工现在主要是帮助父母做一个调查报告以联系孩子的朋友来帮助找到他们喜欢去的场所。SAC还为陷入困境的青少年或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提供咨询服务。
2)需求清单
当联系到离家出走者时，咨询师帮助评估和提供青少年的主要需要，如他们的安全、食物和住所。包括家庭背景评估在内的个案历史记录在第一次登记中。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以及父母一起进行家庭会议。咨询师也会尝试从老师和朋友那里获取其他信息，以寻求更全面的方法。
3)咨询和中介
咨询师与青少年保持定期联系来提供支持和引导他们思考自己的行动和未来计划。因为这是使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和解的主要目标，咨询师安排与青少年和他/她的家人共同讨论，帮助协商并传授冲突管理技能。家庭访问是在家庭请求经济援助的情况下进行的财务评估基础上进行。
4)跟踪
心理咨询师会在青少年和父母和解后密切关注他们的关系。当青少年和父母关系紧张时他们会及时给予支持。通常情况下，6个月后根据情况的稳定性这个帮助才会终止。
5)应急行动
当回家不是在青少年的最佳选择或者在家庭不能提供一个有益健康的家庭环境的情况下，咨询师会安排机构照顾，以便他/她有机会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如下面的工作流程图(图1)所示，如果青少年不与他/她的家庭和解就意味着他/她没有被找到，或者他/她可能与亲戚或机构在一起。SAC也会给父母提供别的资源如果青少年找不到的时候，比如最近的服务站。如果孩子被他/她的父母放在少年司法程序中，作为“超越父母控制”(BPC)，国家就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机构进行试用期测试。例如，在2006年，有147名16岁以下的青少年(56%的女性)被父母拖到少年法庭，并被安置在BPC计划中，这表明当地家庭正在面临着困难。
2、研究目标
项目的目标是探索新加坡青少年离家出走的行为，以更好理解这种行为及其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考虑特定的人口和家庭背景、青少年这么做的原因和动机,经济、情感、和资源,以及如何意识到青少年本身。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导致这种破坏性行为的因素。因此，该项目审查了青少年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如种族、性别、家庭结构、社会经济、个人和态度的概况以及那些从家里出走的青少年的经历。基于SAC对于青少年行为研究的工作，这种行为的动机和原因被假设是一个“推动”的回应去应对潜在的或困难的人际关系问题，特别是与父母和重要的同龄人，或其他的他们在离家出走意识到的压力环境。在新加坡，离婚率和家庭破裂率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从1995年约为17%到2005年为30%(2005年一般家庭调查)——这是一个及时的调查。与SAC人员处理的男性离家出走方式相比，探索女性更高的出走率似乎也很有趣。这是因为父母们通常更愿意报告失踪的女儿而不是儿子，或者在反映全球趋势的年轻女性中，离家出走的行为确实更高吗?例如，在美国，有人指出，女性因离家出走而被起诉的可能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Finlay, 2005)，以及性别预测的离家出走行为(Sanchez, Waller amp; Greene, 2006)。
这些目标应该能对青少年离家出走的原因有所分析以便有系统的计划能够使他们返回家庭或为他们提供可替代的避难所。然而，在研究过程中作出了一项决定，也去调查其他类似年龄组的青少年，他们不是为了进行比较而进行调查的。正如稍后将讨论，这主要是因为愿意接受采访的离家出走青少年人数比SAC工作人员最初预期的要小。在其他的研究中很难捕捉到一个真正的“移动目标”的样本，这是研究的一个关键限制因素。然而，这一决定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资料来源，以更好增强青少年对自我、家庭、朋友和学校教育的认识。因此，这些目标在更好的管理和更多的社区支持方面得到了良好的认识，并获得了更多的社区支持以尽量减少不良少年犯罪和受害的风险。根据这些建议，SAC已经扩大了针对此类青少年的干预和补救服务范围，并已开始与一些学校合作开展结构化生活技能和指导项目。
3、研究背景和文献
随着近年来新加坡人口的增长，离家出走的青少年逐渐成为新加坡社会和社区关注的问题。1999年至2002年期间的官方警察记录显示十六岁一下青少年离家出走2433件被报道的案件，平均每年600例。其中60%的人是女孩。然而，这一数字可能是对实际数字的低估因为更多的“离家出走”事件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而没有报道:父母可能不愿让他们的孩子涉及法律，宁愿将问题作为私事处理;其他的父母可能只是忽略了这个行为，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离家出走的行为经常与其他犯罪行为联系在一起，例如商店扒窃或帮派活动，因此在这些更严重的罪行类别下，官方统计的离家出走数据将被部分掩盖。例如，在7至19岁的青少年中，被逮捕的人数在2006年激增至4280人，而2002年为2203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犯了3种最常见的盗窃行为(商店盗窃)、其他盗窃和骚乱(新加坡年度警察，2007年)。近年来，青少年怀孕和堕胎也显著增加(新加坡家庭状况报告2003，第5章:青少年的幸福)。因此，这项研究试图解决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了解青少年离家出走的概况，以建立预防和补救策略，以减少离家出走的发生率以及它们与其他青少年问题的联系。
美国的一份青少年离家出走简介显示，超过90%的离家出走青少年在一个月内返回家中，超过99%的人在一年内返回(Sanchez et al.， 2006)，这一模式在新加坡似乎是相似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新加坡的出走行为是与男性逃亡者相比女性逃亡者的发生率更高，这也反映在全球范围内(Cohen, MacKenzie amp; Yates, 1991;Kurtz, Kurtz amp; Jarvis, 1991)。这反映在这个项目中是在15个被访谈的离家出走青少年中，有10个是女孩。在大多数社会中，主要趋势的无家可归的女性给女孩所特有的身体和情感问题带来了风险，而且那些女孩比男孩更脆弱。这些风险其中包括性乱交、卖淫、性传播疾病、怀孕、非法药物和性虐待(Sharlin amp; Mor-Barak, 1992)。在新加坡，一些行为不良的少女最近被当地媒体(《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 2008))报道，原因是各种各样的轻罪，比如被逮捕，造成严重的伤害，盗窃，实验和贩卖性，网络欺凌和自残。报告还显示，这些女孩在离家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在家，这就说明了离家出走行为和更严重的犯罪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在文献中,青少年离家出走的行为也与寻找自我认同和寻求刺激的生活在动荡的时间(Coco amp; Courtney,1998)再次回荡在另一个地方报纸报道,认为他们是“想要自由”和“希望成为朋友”作为最高的原因离家出走(Sim,2006)。然而，这也很清楚，在许多大城市的街道上花费时间的青少年，有危险的生活环境(Aptekar, 1994;Raffaelli,1999;Raffaelli amp; Koller, 2005)，当他们离开家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离家出走行为和家庭不稳定之间也有明显的直接联系(Sharlin amp; morr - barak, 1992);所谓的“街头青少年”通常来自于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压力巨大的家庭，如家庭破裂或单亲家庭(Hecht, 1998; Sanchez, Waller amp; Greene，2006)。事实上，在文学中，家庭暴力、分居和离婚、矛盾的家庭环境、缺乏沟通、手足间的竞争以及缺乏关爱等问题的家庭关系常常被认为是“迫使”离开家的“推手”(Blood amp; D#39;Angelo, 1974; Gullotta, 1978; Hecht, 1998; Johnson amp; Peck, 1978; Kipke, Unger, O#39;Connor, Palmer amp; LaFrance 1997; Spillane-Greico, 1984; Schaffner, 1998)。
在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缺乏物质和社会资源去帮助他们在困难的社会和心理环境中缓冲，这种疏远往往伴随着传统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丧失。这与家庭功能失调有关。因此，离家出走行为的趋势可能是一种更广泛的潜在问题和问题的症状，这些问题是当今青少年所面临的。新加坡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可能是近亲关系的逐渐恶化。在2002年对400名15至18岁青少年的调查中，尽管92%的受访青少年称他们的家人很欣赏他们，但只有72%的人觉得他们可以和家人“和睦相处”。当被问及在担心或烦恼时候他们会先求助于谁时，44%的人表示会求助于自己的朋友，只有33%的人表示会求助于自己的母亲，而有11%的人表示会求助于自己的父亲。调查还显示，青少年在家庭关系(69%)、友谊(77%)和财务(71%)方面承受着压力和焦虑。
除了家庭功能障碍外，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城市社会的研究，如香港和土耳其，都提到了与学校相关的问题，如缺乏学业成就、在学校里的行为问题，这些都是逃学的原因。例如，一项关于逃学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如果男孩在学校里没有朋友、打架、或者在学校与老师发生冲突，他们就会失学。另一方面，如果女孩是受欺凌或社会排斥的受害者，或者与年纪稍大的男孩存在恋爱关系（Finlay，2005年），她们就会辍学。这些在学校表现不佳的行为以及辍学往往与离家出走行为有关(Kurtz et al.， 1991;Slesnick,2001)。在新加坡，由于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标准和愿望通常都非常高，所以儿童和青少年与学校有关的问题很常见。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中(Speaking Out! Voice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1)，超过三分之一的9到17岁的新加坡儿童说，获得好成绩使他们开心，而考试焦虑是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项调查显示，在4至6年级的学生中，有36%的人认为考试失败是他们最大的恐惧，而17%的人认为他们的父母是“最害怕的”。大多数家长也赞成高中教育标准，并且在激烈竞争的体系中，“教育驱使的焦虑”折磨父母和学生（Khong，2005）。这些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青少年普遍存在校园压力。该研究样本的大部分样本来自地方政府“社区”学校的差班，许多报道表现出缺乏动力，受到教师歧视待遇以及与家长在学校教育方面发生冲突的恶性循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教育的压力是否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发展？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学校的专业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应该采取哪些适当的策略来缓解这一问题。
在新加坡，增加离家出走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的青少年家庭相对富裕，父母会给予更多的零用钱；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在快餐店和零售商店打工来养活自己。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使得青少年（特别是年长的青少年）更容易独立于他们的父母。这一发现与Hammer，Finkelhor和Sedlak（2002）是一致的，反映了这些年轻人对自己在经济上照顾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本研究已探讨并证实上述原因确实是参与访谈的离家出走青少年离家的主要原因。
4、研究样本和方法论
本研究的离家出走样本包括15名青少年(5名男孩，10名女孩)，年龄在14岁至19岁之间，来自3个当地少数民族(中国53%，马来人40%，印度7%)。与非离家出走的学生相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主要是SAC过去的一些案主，但也有一部分现在仍然是SAC的案主。一位受访者是被另一家当地社会服务机构转介到SAC的。因此，他们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随机抽样。SAC的工作人员接触了潜在的受访者，并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会面，以方便安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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