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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是否有某种合法的而又明确的政权规则。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起来，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
我还没证明我的题旨的重要性，就着手探讨本题。人们或许会问，我是否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而要来论述政治呢？我要回答，不是；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论述政治。假如我是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将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来空谈应该做什么事了；我会去做那些事情的，不然，我就会保持沉默。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并且是主权者的一员，无论我的呼声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是多么微弱，可是对公共事务的投票权就足以使我有义务去研究它们。我每次对各类政府进行思索时，总会十分欣慰地在我的探讨之中发现有新的理由来热爱我国的政府！
- 第一卷的题旨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我仅仅考虑强力以及有强力所得出的效果，我就要说：“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要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但是在谈到这一点之前，我应该先确定我所要提出的东西。
- 论原始社会
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
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因而，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并且，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之中，首领对于他的人民既然没有这种爱，于是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
格劳秀斯否认人类一切权力都应该是为了有利于被统治者而建立的。他引了奴隶制为例。他最常用的推论方式，一贯都是凭事实来确定权利。人们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更能自圆其说的方法，但也不见得对于暴君就更为有利。
按格劳秀斯的说法，究竟全人类是属于某一百人的，抑或那一百个人是属于全人类的，仍然是个疑问；而且他在他的全书里似乎是倾向于前一种见解的；而这也正是霍布斯的看法。这样，人类便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每一群都有它自己的首领，首领保护他们，就是为了要吃掉他们。
正犹如牧羊人的品质高于羊群的品质，作为人民首领的人类牧人，其品质也就同样地高于人民的品质。据费龙的记载，卡里古拉皇帝便是这样推理的；他从这种类比竟然做出结论说：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说，人民都是畜牲。
这位卡里古拉的推论由复活成为霍布斯和格劳秀斯两人的推论。亚里士多德早在他们之前也曾说过，人根本不是天然平等的，而是有些人天生是做奴隶的，另一些人天生是来统治的。
亚里士多德是对的，然而他却倒果为因了。凡是生于奴隶制度之下的人，都是生来做奴隶的；这是再确凿不过的了。奴隶们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奴隶状态，有如尤利塞斯的同伴们爱他们自己的畜牲状态一样。因而假如真有什么天然的奴隶的话，那只是因为已经先有违反了天然的奴隶。强力造出了最初的奴隶，他们的怯懦则使他们永远当奴隶。
我完全没有谈到亚当王或者挪亚皇，也就是那划分了全世界的三大君王的父亲，虽然有人认为在他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像萨士林的儿子一样的行为。我希望人们会感谢我的这种谦逊；因为，作为这些君主之一的一个直系苗裔，或许还是长房的后代，何以知道考订起族谱来，我就不会被发现是全人类合法的国王呢？无论如何，人们决不会同意亚当曾是全世界的主权者，正如鲁滨逊只要是他那荒岛上的唯一居民，便是岛上的主权者一样。并且这种帝国还有着这样的好处，即国君可以安享王位，无须害怕叛乱、战争或者谋篡。
- 论最强者的权利
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由此就得出了最强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表面上看来像是讥讽，但实际上已经被确定为一种原则了。可是，难道人们就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吗？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在哪种意义上，它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
姑且假设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我认为其结果也不外乎是产生一种无法自圆的胡说。因为只有形成权利的时强力，结果就会随原因而改变；于是，凡是凌驾于前一种强力之上的强力，也就接替了它的权利。只要人们不服从而能不受惩罚，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从；而且，既然最强者总是有道理的，所以问题就只在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强者。然而这种随强力的终止便告消灭的权利，又算是一种什么权利呢？如果必须要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可见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你应该服从权力。如果这就是说，应该向强力屈服，那么这条诫命虽然很好，却是多余的；我可以担保它永远都不会被人破坏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在一点我承认；可是一切疾病也都来自上帝。难道这就是说，应该禁止人去请医生吗？假如强盗在森林的角落里劫住了我，不仅是由于强力我必得把钱包交出来，而且如果我能藏起钱包来，我在良心上不是也要不得不把它交出来吗？因为毕竟强盗拿的手枪也是一种权力啊。
那么，就让我们承认：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这样，就总归要回到我的原始的问题上面来。
- 论奴隶制
既然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各种合法权威的基础。
格劳秀斯说，假如一个个人可以转让自己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主人的奴隶；为什么全体人民就不能转让他们的自由，使自己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呢？在这里有不少含糊不清的字样是需要解说的。那我们就举转让一词为例。转让就是奉送或者出卖。但一个使自己作另一个人的奴隶的人并不是奉送自己，而是出卖自己，至少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人民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呢？国王远不能供养他的臣民，反而只能是从臣民那里得到他自身的生活供养；用拉伯雷的话来说，一无所有的国王也是活不成的。难道臣民在奉送自己人身的同时，还以国王也攫取他们的财产为条件吗？我看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可保存的东西了。
有人说，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即使算是这样；但如果专制主的野心所引起的战争，如果专制主无餍的贪求，如果官吏的骚扰，这一切之为害人民，更有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的话，那么人民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么人民从这里面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能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被囚禁在西克洛浦的洞穴中的希腊人，在那里面生活得也很太平，但是他们只是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吞掉。
说一个人无偿地奉送自己，这恐怕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说全国人民也都这样做，那就是假设举国皆狂了；但疯狂是不能形成权利的。
既使每个人可以转让其自身，但绝不能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就是人，并且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之外，其它人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孩子在到达有理智的年龄以前，父亲可以为了他们的生存、为了他们的幸福，以孩子的名义订立某些条件；可是却不能无可更改地而且毫无条件地把他们奉送给人，因这种奉送违反了自然的目的，并且超出了作父亲的权利。因此，要使一个专制的政府成为合法，就必须让各世代的人民都能作主来决定是承认它还是否认它；可是，那样，这个政府也就不再成其为专制的了。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而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补偿的。这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最后，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另一方是绝对服从，这本身就是一条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对一个我们有权向他要求一切的人，我们就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难道不是清楚明白的事吗？难道这种既不等价又无交换的唯一条件，它本身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的无效性吗？因为，无论我的奴隶有什么样的权利反对我，既然他的一切都属我所有，而且他的权利也就是我的权利；那么，这种我自己反对自己的权利，难道不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了吗？
格劳秀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来了这种所谓奴役权的另一个起源。依他们说，征服者有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但是被征服者可以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约定似乎要更合法得多，因它对双方都有利。
但是很明显，这种所谓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无论如何不会是战争状态的结果。唯其因为人类生存于原始独立状态的时候，彼此之间绝不存在经常性的关系足以构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所以他们就天然地绝不会是仇敌。构成战争的，乃是物的关系而非人的关系。既然战争状态不能产生于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只能产生于实物的关系；所以私人战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这就既不能存在于还根本没有出现固定财产权的自然状态之中，也说不能存在于一切都处于法律权威之下的社会状态之中。
个人之间的殴斗、决斗或者冲突，这些行为根本就不能构成一种状态。至于被法兰西国王路易第九的敕令所许可的、但被“上帝的和平”悬为禁令的私人战争，那只是封建政府的滥用职权，如果它曾经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违反自然权利原理并违反一切良好政体的荒谬的制度。
因此，战争绝非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中，个人与个人绝不是以人的资格，甚至于也不是以公民的资格，而是以兵士的资格，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最后，只要我们在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确定任何真正关系的话，一个国家就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是以人为敌。
这项原则符合一切时代确立的准则，以及一切文明民族的经常实践。宣战不只是向国家下通告，尤其是下通告于它们的臣民。外国人，无论是国王、是个人或者是整个民族，不向君主宣战就进行掠夺、杀害或者抢劫臣民的，那并不是敌人，而只是强盗。即使是在正式的战争之中，一个公正的君主尽可以占有敌人国土上全部的公共物质，但是他尊重个人的人身和财富；他尊重自己的权利所依据的那种权利. 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国，人们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里有武器；但是一旦他们投降，不再是敌人或者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单纯的个人，而别人对他们也就不再有生杀之权。有时，不杀害对方的任何一个成员也能消灭一个国家。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的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并不是格劳秀斯的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以诗人的权威为基础的，而是来自事物的本性，并且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至于征服权，则它除了最强者的法则之外，就没有任何其它的基础。如果战争根本就没有赋予征服者以屠杀被征服的人民的权利；那么，这种他所并不具有的权利，就不能构成他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利的基础。唯有在不能使敌人变为奴隶的时候，人们才有杀死敌人的权利；所以，把敌人转化为奴隶的权利，就绝不是出自杀死敌人的权利。从而，使人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赎取别人对之并没有任何权利的生命，那么就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了。根据奴役权来确定生杀权，又根据生杀权来确定奴役权，这难道不是显然陷入了一场恶性循环了吗？
即使假定有这种可以杀死任何人的可怕的权利，我也认为一个由战争所造成的奴隶或者一族被征服的人民，除了只好是被迫服从之外，对于其主人也根本没有任何义务。征服者既然攫取了他的生命的等价物，故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恩德；征服者是以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杀人来代替了毫无所得的杀人。因此，征服者远远没有在强力之外获得任何权威，战争状态在他们之间仍然继续存在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身就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是假设并不存在任何和平条约的。他们之间也有过一项约定；但是即便有过，这一约定也决非消灭战争状态，而是假定战争状态的继续。
因此，无论我们从哪种意义来考察事物，奴役权都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因为它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词之间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
- 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
即使是我接受了以上我所曾反驳过的一切论点，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们也还是无法前进一步的。镇压一群人与治理一个社会，这两者之间也永远存在极大的区别。即使分散着的人们一一相继地被某个个人所奴役，不管他们的人数可能有多少，我在这里就只看到一个主人和一群奴隶，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人民和他们的首领；那只是一种聚集，假如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而不是一种结合；这儿既无公共幸福，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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