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道德直觉的差异：精神病态的作用

艾亚尔·阿哈罗尼¹奥尔加点安东年科²肯特·A·基尔¹

¹新墨西哥大学精神研究网络，美国阿尔布开克市耶鲁大道东北1101号，邮编:NM87106，美国
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4127托尔曼厅5050号，伯克利，加州94720-5050，美国

摘要：本研究探讨了精神病态是否与罪犯的道德直觉异常有关，以及在哪些方面与之相关。利用海特等人的道德基础问卷，评估了222名成年男性罪犯的临床精神病态特质，报告了他们对五个道德领域的支持程度:预防伤害、维护公平、尊重权威、群体忠诚和纯洁圣洁。正如预测的那样，精神病态特质高倾向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预防伤害和维护公平的意图，而在其他领域则没有差异。这些结果证实了精神病态导致的一系列道德异常，这些异常可能有助于解释精神病态个体的反社会行为特征。

关键词：精神病态 道德 道德判断 取证 人格障碍

1.前言

精神病态是一种以反社会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为特征的人格障碍，包括操纵性、缺乏同理心和悔恨、自大和冲动（Hareamp;Neumann，2008）。尽管精神病态者在普通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不到1%，但他们在美国监狱中的比率可能超过20%（Hare，Hart，amp;Harpur，1991）。此外，精神病态被认为是暴力累犯的一个最好的预测因子（Steadmanetal，2000）。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了解精神病态的道德推理模式是否与健康成年人的不同，以及如何不同。例如，一些观点认为精神病态的反社会行为特征源于道德判断的失败（Blair，1995），而这又可能是由于其他人难以认识到并因此而产生共鸣的结果（Blair，Jones，Clark，amp;Smith，1997）。另一些人认为，精神病态者表现出相当正常的道德推理能力（Link，Sherer，amp;Byrne，1977），但是，通常需要在学会惩罚的时候才能抑制行为（Lykken，1957；Newman，MacCoon，Vaughn，amp;Sadeh，2005）。这两个观点都认为异常的情感处理影响了精神病态的个体的动机过程。但是他们在道德判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暗示了直接的调解作用。通过考察精神病态个体的道德直觉，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导致精神病态反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中的作用。

为了理解精神病态者的道德直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概括出什么是道德上的错误。早期的观点将道德概念化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其主要定义是对他人的伤害（Hare，1981；Westonamp;Turiel，1980）。最近的理论和实证工作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一项挑战观点认为伤害是既不是必要的，也不足以激发错误的道德直觉（sinnot-armstrong.2008）。无害的行为，例如食用最近死亡的尸体，通常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被试往往无法识别这些情景中的伤害（Haidt，2001；Haidt，Bjorklund，amp;Murphy，2000）相反，许多经常引起痛苦的行为，如看牙医，在道德上并不被认为是错误的。
为了更全面地描述道德推理中的这些细微差别，研究人员最近提出了一些由几个离散的道德域表征的模型，其中包括作为几个道德关注点之一的伤害域（Graham，Haidt，amp;Nowk，2009；Graham，Nadek，Haidt，Iyer，Koseva，amp;同上，2011；Roszin，Lowery，IMDA，amp;Haidt，1999）。一个包含道德的多方面性质的模式是Jonathan Haidt和他的同事的提出的道德基础模型（Graham等人，2011；Haidtamp;Graham，2007）。该模型定义了五个类别的道德直觉推理，以指导道德判断。这些领域包括：（1）防止对他人的伤害；（2）维护公平、平等权利和正义；（3）相对于对外部群体而言，对自己的内在群体实行忠诚度；（4）在等级关系中尊重权威；（5）实践身体、心灵和灵魂的纯洁或神圣。当一个完整的信息唱帐

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观点认为这些核心基础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如此，研究也发现健康成年人以这些特定的方式组织他们的道德直觉（Haidtamp;Joseph，2004）。该模型具有预测效度和信度（范围：0.65~0.84），在跨文化测试中适用（Graham，Raham等，2011），并得到进化论的支持（Lieberman，2007；Rozin，Haidt，amp;Fincher，2009）。

鉴于有关精神病态道德判断的结果参差不齐，本研究促使一些研究者使用道德基础模型来检验精神病态的道德直觉（Glenn，lyer，Graham，Koleva，amp;Haidt，2009）。这些作者使用了莱文森的自我报告精神病态量表（LSRp；Levenson，Kiehl，amp;Fitzpatrick，1995）和道德基础问卷（MFQ；Graham等人，2011），有2172名被试通过互联网作答。他们的结果表明，与精神病态程度较低的个体相比，精神病态程度高者不太可能认同预防伤害、公平和纯洁神圣的直觉，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更可能认同下面将讨论的群体忠诚的直觉。他们没有观察到精神病态对尊重权威领域的影响。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未能认可与伤害、公平和纯洁相关的道德规范可能有助于解释精神病态的主要破坏性行为模式。

1.1当前的研究
虽然Glenn等人的研究为非临床的精神病态特征高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它仅限于一个社区样本。正如作者所承认的，临床精神病态个体的道德判断的方式是否与亚临床样本相同，这仍然是未知的。目前的调查通过检验临床法医样本中的道德判断扩展了这一研究。研究精神病态程度高的罪犯与精神病态程度低的罪犯在道德直觉上的区别，可能有助于开发针对这些人的行为教育和治疗的新方法。
要在法医样本中分离出精神病态者的不同，重要的是要测查他们的道德认可是因为他们的精神病态特征，还是因为普遍地对犯罪行为有共同作用。为了证明精神病态程度高的罪犯的任何情景都是由精神病态特质本身引起的，一个必要的对照组应该由精神病态程度低的罪犯组成。在比较不同精神病态程度的罪犯的道德直觉时，我们对每个MFQ领域分数会做出单独的预测。

1.1.1预防伤害
有证据表明，与轻度精神病态罪犯相比，精神病态高倾向罪犯具有明显冷酷无情特质（Harte，2003）。在生理学研究中，精神病态者在观看记录他人痛苦的影片时表现出较低的皮肤电反应，这表明他们对伤害在生理上不敏感（Blairetal，1997）。因此，在海特的分类中，高精神病态的囚犯比低精神病态的囚犯表现出更少的对伤害的关注。

1.1.2公平
精神病态程度高的个体比精神病态程度低的个体更容易在经济合作博弈中叛变（Mokrosetal，2008）。他们的出价也更低，接受他人不公平报价的频率也更低（Koenigs，Kruepke，amp;Newman，2010）。这些模式表明，人们对公平准则的重视程度较低。因此，高精神病态者对公平领域的认可程度要低于低精神病态者。

1.1.3尊重权威
精神病态者通常表现出高度的自大（Hareamp;Neumann，2008），这表明一种自私的、支配性的倾向可能预示着对权威人物的低尊重（Glenn等人，2009）。与这一预测相一致的是，精神病态者犯罪的不成比例倾向（Steadmanetal，2000）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表明他们可能对尊重权威表现出微弱的认可。然而，对权威的不尊重也同样应该是精神病态程度低的罪犯的特征，因为这两类人都有犯罪活动的历史。因此，作为精神病态的一种功能，在尊重权威方面的任何差异都应该是微弱的或不存在的。

1.1.4群体忠诚
关于精神病态者的群体忠诚的证据是混杂的。精神病态者的典型特征是控制欲强，朋友少（Hare，2003）。与Clenn等人（2009）的发现相反，这将预测精神病态与MFQ的组内忠诚变量之间的负相关。Glenn等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支配倾向的证据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积极联系。另一种解释可能涉及社会期望反应偏差，这将在整个过程中得到更详细的考虑。总的来说，关于团队忠诚的相互矛盾的证据限制了对精神病态的预测。

1.1.5纯洁神圣
有一些有限的研究探讨精神病态的罪犯是否会像Glenn和他同事（2009）的社区样本一样，支持纯洁/神圣的态度。这些研究大多来源于对厌恶反应的调查。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理论，因为精神病态的特征是反社会行为、对他人福利的不重视、性乱交等，这些人对社交和性关系的厌恶程度低于那些轻度精神病态的人（Tybur，Lieberman，amp;Griskevicius，2009）。这些研究人员发现，精神病态者在面对性和道德上的越轨行为时，表现出的厌恶感较低。因为纯洁圣洁领域包含了与贞洁和社会礼仪标准相关的项目，高精神病态者可能比低精神病态者对该领域的支持更少（Wheatleyamp;Haidt，2005）。然而，由于法医和临床样本缺乏证据，这一预测受到了影响。

1.1.6社会赞许性
与所有自我报告的措施一样，应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少社会期望效应的可能性。通过控制、归因于印象管理的差异，可以更诚实地估计参与者对MFQ问卷的反应。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被试包括了222名成年男性囚犯（年龄18-61岁）；他们来自北美一座中等安全级别的监狱。主要是西班牙裔（51%）和白人（43%）。剩下的参与者（6%）是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人，或者选不回答这个问题。所有参与者都以英语为母语。参与是自愿的。在264名新兵中，42人因有创伤脑损伤史（11人）、脑痉挛史（1人）、自身或亲属有精神病（16人）、低于四年级阅读水平（8）或标准智商低于70（6人）而被排除在外。这项研究得到了机构和大学道德审查委员会以及所有与会者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

2.2材料和评估
精神病态特质采用“精神病态检查表-修订版”（pCL-R；Hare，2003年）进行评估，其中包括犯罪记录审查和多小时半结构化访谈。pCL-R是一种可靠的、有效的“监狱、临床精神病态和正常人口精神病态评估工具”（例如，Hare，1991年；Fulero，1996年）。总分为30分（不超过40分）通常解释为临床精神病态（黑尔，1991年；见表1）。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本样本中37名符合这一标准的参与者（17%）。样本pCL-R的平均值为21.54（7.34），范围为3.2-37.9。
道德直觉使用30个条目的MFQ量表进行评估（见表1）。分数从0到5分不等。五个道德基础领域（伤害、公平、忠诚、权威和纯洁）是自我报告评估项目，要求被试（1）评

估在做出正确和错误的决策时，每一种陈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思维相关”（例如，“是否有人残忍”）和2）表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比如“一个人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伤害一只手无寸铁的动物”。对这两部分的答复被证明是正相关的。（Graham等人，2011年），并因此结合进行了分析。每个基础领域有6个项目。

印象管理（IM）是使用平衡清单的期望反应，一个40项的自我报告量表（BIDR；paulhus，1984年）。BIDR的效度和信度（agt;.8）在一般和临床样本中都得到了验证了E（例如，Kroneramp;Weekes，1996；paulhus，1984）。
智力评估采用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3；韦氏，1997年）的一部分，评估语言和矩阵推理。阅读能力的评估使用广域交流（WRAT-3；Wilkinson，1989）。

包括年龄和种族在内的人口统计信息是使用传统的调查格式收集的。

表1

(A)修订后的精神病态条目(Hare,2003)。(B)每个MFQ领域的示例条目(Graham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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