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韩国家教消费：从另一个失败中习得的经验教训
原文作者： Hoon Choi,Aacute;lvaro Choi.
单位：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摘要：家教的泛滥是一个普遍现象，韩国是最著名的实例。事实上，历届韩国政府已经试图限制家教消费超过四十年了。在2006年，国家教育部门为了减少在家教上经济和时间的资源耗费，开始对hagwon（私人补习班，也指家教）工作时间实行限制。此后，一些省级政府修改了hagwon的宵禁。我们利用这些政策的转变，采取差异性的方法，以确定平均处理效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执行宵禁并没有对家教的时间和资源的花费上产生显著减少的作用，反而由于学校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原因，产生了各种结果。对于高中生来说，家教的需求似乎特别缺乏弹性，他们增加了其他形式的家教消费。由于家教消费与学业成绩和社会经济地位成正相关的关系，加强宵禁可能对“教育平等”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教育政策；家教；教育需求；支出
1．介绍
家教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对主流教育进行补充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学业的表现，而以支付酬劳为交换（布雷，1999，2006）。家教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一对一授课、班级授课甚至广播或网络授课。家教在不同大洲的几个国家都有增长的现象（布雷和果岭，2014），其原因是多样的（党，2007；坦塞尔和bircan，2006）。
家教有几个有益的影响，主要是有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然而，家教也被称为“影子教育”（Bray，1999，2009），这种教育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利影响，尤其是造成学生高昂的学习成本，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家教消费与家庭收入是正相关的（经合组织，2014），而受到的家教数量会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正如一些研究（包括Choi et al. (2012)）表明，大众对于教育机会公平与平等的关注度正在逐步提高。
大韩民国（以下简称，韩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家教行业。经合组织（2012年24）报道称，在韩国家庭中，家教的开支占家庭平均收入的10.7%，它也是解释国家低生育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2009年韩国国家统计局（科思达）调查的结果显示，在2009年，有87.4%的小学生，74.3%的初中生和大约62.8%的高中生接受了家教，每位学生每月平均家教开支约为24.2万韩元（约220美元）。韩国私人补习开支总额高达21兆6260亿韩元，相当于韩国GDP的2%。根据同样的调查，三分之二的人在私人家教机构接受私人家教，叫做“hagwon”。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一直处于解决家教扩散的新政策设计的前沿。 2006年，韩国政府为了遏制蓬勃发展的家教市场和恢复公众教育，试图把hagwon的营业时间定位10点宵禁。 结果是，自2009年达到最高峰以来，家教支出已逐渐下降。政府认为，家教支出的下降表明，改革已经开始生效，而且10点宵禁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Han，2011）。 不过，根据总结得到，这种削减是由于其他因素引起的，例如实体经济低迷，也可能对家教支出的下降产生影响，因此，老虎宵禁可能是错误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推行这一新政策（即对家教机构营业时间进行宵禁）旨在规范家教市场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我们重点关注执行宵禁对家教支出的效果，以及家教活动的时间。 我们根据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估计平均和异质效应，将差异差异（DD）估计量用于SPEE的2009 - 2012年波。 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克服Bray和Kobakhidze（2014）在以前的家教研究中发现的许多信息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果可概括如下：首先，实行宵禁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大大减少家教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 第二，家教的需求似乎对于高中生来说尤其无弹性，这些学生增加了替代形式的家教的消费。 鉴于这些替代形式的家教费用较高，这引发了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基于我们分析的政策建议，不仅对韩国当局感兴趣，而且对于具有过热家教市场的广泛国家也是有利的。
文章进行如下：第二部分概述了家教的需求和影响，并绘制了韩国当局针对这一现象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他们对于家教机构的宵禁的最新尝试之一。第三部分描述了分析中使用的经验方法和数据集。在第四部分中，我们提出了关于加强宵禁对支出和花费在家教活动上的时间的影响的主要成果。本节结尾讨论了这些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2.韩国的家教：需求、影响与政策演化
由于家教的商业规模之大和历届政府对寻求控制家教的方法的重视程度之高，韩国是被当作家教研究案例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本节中，我们简要介绍了对于家教的需求和影响，总结韩国当局家教活动的反对情况，最后，我们解释对hagwon实施宵禁的原因。
2.1家教的需求与影响
韩国家教泛滥存在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在韩国，它将能最大限度地解释布迪厄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布迪厄，1973）。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家庭把教育作为保证课堂再生产和促进社会的主要渠道之一。基姆和李（2010）称父母将把对家教的需求作为补充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因为前者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关注。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然而，似乎不足以说明这个国家家教的过热需求。韩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4.7%，高于2009年经合组织的平均数4%，这表明公共教育相对竞争力低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公众投资的水平，而是由于该国的更多的消费流向高质量的家教服务（经合组织，2012b:4）。布雷（2006）声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较低的主流教师也可能会开始家教，然而，这不是在韩国的案例中，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较，韩国的老师们工资比较高，只有德国和卢森堡的高中教师有比韩国更好的报酬（经合组织，2015）。
关于公平问题，家教是昂贵的，这意味着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可能会消费更多或更高质量的服务。 事实上，韩国家庭认为一对一和群体学费 ——最昂贵的家教类型 是最有效的。 总而言之，这种情况可能会破坏教育机会的平等。 因此，近几十年来，韩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试图以效率和公平的原因为由控制家教。
2.2规范家教的试验场
1969年，政府通过废除升学考试，有效结束了在中学阶段进行选择性教育的现象。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儿童为了通过最有声望的中学入学考试而进行私人家教辅导（钟，2002）。出于同样的动机，1974年，高中教育均衡政策第四条在韩国最大的两个城市——首尔和釜山实施，随后延伸到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直到1980年才结束（基姆和李，2010）。然而，有悖于政府的期望，家教的支出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相反，教育均衡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个性化教育的需求（康，2007），家庭将家教作为一种工具来补充均衡的国家教育体系（基姆和李，2010）。
在此背景下，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禁止一切形式的家教的政策。然而，父母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聘请家教老师，甚至转向“黑市”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非法提供家教的供应商要求增加风险费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家教费用。因此，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对家教的监管似乎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2.3 对家教实行晚上10点的宵禁
由于遏制家教需求的措施被证实无效，2006年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措施，即关于hagwon的营业时间的第六条规则。在2006年之前，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控制营业结束时间；然而，这些宵禁并没有真正法律权威（康，2010）。2006年9月，“关于家教机构和课外课程的设立与运行改革”强化了各省市教育厅对hagwon的监管。到2009年，所有的hagwon机构实行规定开放时间的宵禁。
虽然宵禁对家教的开支和时间的预算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两者都有所减少），但总体来说，宵禁措施对支出和花在家教上的时间总体影响尚不清楚。 作为家教的其他形式，尤其是各位昂贵的一对一和小组学习形式，政策的总体效果将取决于替代或收入效应的普遍程度。 如果进入顶尖大学是推动家教服务需求的主要目标，那么我们预期替代效应将会上升 -——即家庭表现出更多愿意雇用其他形式的家教作为参加CSAT课程的日期。
3. 方法和数据
3.1 方法论：差异评估
差异性方法背后的直觉是调查特定干预的效果（“治疗”），即干预前后的结果差异（治疗组）与不干预组（控制组）的结果差异进行比较（贝特朗等人，2004：249）。 通过在关键时刻实施这个问题，用DD方法比较了最初保持宵禁的地区，学生家教支出的变化。
到2009年，全国各地所有的省教育厅都对hagwon有固定宵禁；然而，其中的一些地区在2011年和2012年改变了这项限制。这些地区的家教宵禁政策的改变使得适当利用DD估计调查的效果影响了家教的支出条例。其中治疗组包括在2009年和2012年之间修改宵禁政策的地区。因此，在本研究中考虑的治疗组不仅是恰恰在晚上10点实施的宵禁，而是现有的进一步加强的宵禁（表1）。事实上宵禁时间甚至不同地区内的学校水平而不同，导致我们分裂性地分析初中与普通高中学生这些韩国家教的主要消费者。因为不同地区宵禁关闭的时间保持恒定，可以根据各地区的教育水平确定控制组。
表1提供了每个家教机构确定的宵禁的总结。 根据以前的讨论，为中学生确定了七个治疗组，其中四个为高中生。 2011年，全南教育厅将高中生宵禁从午夜改到晚上十点五十分。 然而，10分钟的差距预计对家教支出有重大影响，所以全南被列为高中生的对照组。
3.2 数据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家教自2007年起的支出（真正的速度）进行了统计，该统计由韩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科思达）操作。它提供了韩国学生私立教育服务消费的详细信息（花费时间，支出，辅导类型）。这项调查每年进行两次（六月和十月），由全国1081所小学、中学和高中的46000名学生家长参与。
每个学校的学生选择分层程序设计，以代表全国人口在那个学校的水平。更具体地说，在对学校四个层次（小学、中学、普通和高职）的学校与16个省市的各学校独立按等级抽样。对于小学来说，年级分为1~3年级和4年级~6年级，然后是随机的从每所学校选择三类。对于初中和高中，每个学校抽样一个班（科思达采样，2011）。
我们使用2009年至2012年的数据。这一选择背后的理由是，自2009年以来，KOSTAT为行政区 -——即省份大城市提供信息，构成DD估算的关键信息，作为每个省份大城市有自己的家教机构，而家教机构的营业时间不同。因此，每个省/市的信息可用性有助于分析家教的变化对家教费用的影响。
在调查参考期间实施修改的若干地区不包括样本。他们包括在2009年参考期间颁布了初步宵禁的大田和全北，以及2012年参考期间改变宵禁的江原道和清江。因此，我们共抽取了190,276名中等和普通高中学生，其中总共抽样了349,365名学生。
数据集提供了关于家教的小时数以及这些服务的相应支出的详细信息。每个课程（韩语，英语，数学和科学）和每个辅导类型（即一对一学费，小组学费，老师课程，教科书与导师的访问结合使用，以及付费互联网和通信讲学费）。关于支出的所有变量均以实际值表示，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为2010年价格。
数据集包含学生特征（上课的性别和学业成绩），家庭特征（每月家庭收入，家长教育水平，年龄，经济活动参与度）以及住户所在地区的规模等信息。这些变量，除了课堂上的学业成绩（由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12），被包括在回归模型中作为个体特定的协变量。治疗变量如下。对于区域和时间段，一个规则假人被赋予一个值，这是受到政策加强对hagwaw的初步宵禁。由于治疗组的鉴定根据学校水平而有所不同，因此每个学校都设有这些管制虚拟人物。附录中的表A1和A2分别总结了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变量的定义和主要描述性统计。
- 结果与讨论
我们提供调整hagwon的营业时间对家教的时间（第4.1节）和专门用于这些活动的支出（4.2小节）的平均治疗效果。 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的主要发现（第4.3节）。
4.1 对致力于家教活动所实施宵禁时间的影响
非显着系数清楚地表明，无论对中学生还是高中生，延长宵禁未能减少花费在家教活动的时间。有这一发现的两个潜在解释：首先，政策未能削减hagwon提供的上课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该政策是无效的。二，这项政策可能成功地减少了在hagwon的上课时间，但这种减少是完全或部分被其他类型的家教消费抵消了。虽然没有提供关于每种类型的私人花费的时间辅导活动的细节，但第4.2节的结果似乎支持这一点。
控制变量的系数与大多数以前研究报告的结果一致。 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其父母录取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往往投入更多的时间在私人学费。 还表明，父亲是唯一养家糊口的家庭中的学生（经济活动参与变量的参考类别）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家教，而不是同行。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的父亲倾向于有良好的工作，而留在家里的母亲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的教育活动。 这些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期望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和预算限制对参与家教活动的重要性而有所不同。 在分析下一组结果时应考虑到这一点（第4.2节）。
4.2论实施宵禁对家教活动消费的影响
表3给出了实施宵禁后的总家教支出（第一列和第四列）的平均处理效果。 我们还计算了加强宵禁对私人，一对一和群体学费支出以及集团学费支出的影响，以便确定替代效应的存在。 表3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宵禁的延长并没有显著减少家教的总支出。 正如预期的那样，宵禁的执行成功地降低了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家教支出。 高中生的支出减少较多，表明该政策对高中生有更大的影响，高中生更有可能在学校待到很晚。
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系数，以及家庭收入同时也表明，家教年度支出明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consumption in Korea: Lessons from another failure
Abstract：
The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i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Korea being one the most notable examples. Indeed, successive Korean governments have attempted to limit private tutoring consumption for more than four decades. In 2006, state education authorities imposed a restriction on operating hours of hagwon (private tutoring academies) in an attempt at reducing the economic and time resources spent on private tutoring. Since then, som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have modified the curfew on hagwon.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policy shifts to identify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tak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enforcing the curfew did not generat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hours and resources spent on private tutoring, our results being heterogeneous by school leve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seems to be especially inelastic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increased their consumption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private tutoring. As the consump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strengthening the curfew ma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Keywords:Educational policy；Tutoring；Demand for schooling；Expenditures
1. Introduction
Private tutoring can be defined as a set of activities,supplementary to mainstream schooling, whose aim is to boost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exchange for monetary payment (Bray,1999, 2006). Private tutoring can adopt a variety of forms: one-to-one classes, group classes or even radio or internet-based tuition.The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seems to be a growing phenomenon in several countries across different continents (Bray and Kwo, 2014), its causes being heterogeneous (Dang, 2007; Tansel and Bircan, 2006).
Private tutoring has several beneficial effects, the main one being a studentrsquo;s enhanced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this so-called “shadow education” (Bray, 1999, 2009) can also have various detrimental effects, not least the high opportunity cost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heavy financial burden for their families. Private tutoring consump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ousehold income (OECD, 2014); therefore, if the amount of private tutoring received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 as some studies, including Choi et al. (2012), seem to suggest – then concerns are raised about the equity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 Republic of Korea (hereinafter, Korea) has one of the largest private tutor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The OECD (2012a: 24) reports that the burden of private tutoring on Korean households accounted for 10.7% of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 per student in 2010 (making it also a key factor in explaining the countryrsquo;s low fertility rates). According to the 2009 Survey of Private Education Expenditure (SPEE) conducted by the Korean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KOSTAT), 87.4%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74.3%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62.8% of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received private tutoring in 2009, 1 with an average monthly private tutoring expenditure per student of 242 thousand Korean won (approximately 220 US dollars) in 2009. Total expenditure on private tutoring in Korea amounted to 21.626 trillion won, equivalent to 2% of Korearsquo;s GDP. According to this same survey, two thirds of those who receive private tutoring are taking lessons at private academic institutes, called hagwon.
Since the 1970s, Korea has been at the front line of the design of new policies for tackl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In 2006, in a new attempt to curb the thriving private tutoring market and to revive public education, the Kore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place a 10 p.m. curfew on the operating hours of hagwon. As a result, household spending on private tutoring has gradually decreased since reaching its highest peak in 2009.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e fall in private tutoring expenditure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reforms have begun to take effect and that the 10 p.m. curfew has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is (Han, 2011). However, to conclude that this reduction is attributable to the hagwon curfew may be erroneous as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sluggish real economy, could also have had an impact on the fall in private tutoring expenditure.
The main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advance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this new policy (i.e., the curfew on the academiesrsquo; operating hours) aimed at regulating private tutoring markets. More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effect of enforcing the curfew on private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on the time dedicated to private tutoring activities. We estimate mean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by educational level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pply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D) estimators to the 2009–2012 waves of the SPEE. By doing so, we are able to overcome many of the information problems identified by Bray and Kobakhidze (2014) in previous studies of private tutoring.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First, enforc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curfew did not generate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e hours and resources spent on private tutoring. Second, demand for private tutoring seems to be especially inelastic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increased their consumption of alternative forms of private tutoring. This raises equity issues concerning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given the higher cost of these alternative forms of private tutor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our analysis should be of interest not only for Korean authorities but also for the wide set of countries with an overheated private tutoring market.
The article proceeds as follows: Section 2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demand for and 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8270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