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发展:对中国幼儿园的访谈研究
摘要:这项研究旨在调查在像香港的教育制度这样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国背景下,如何解释和实施校本课程开发(SBCD)。一共有118位教师和34位校长说明了他们在SBCD上的理念和实践,并且有4位校长接受了个人采访。大多数校长和老师公认他们采用本地出版商提供的一种学习教材。上海研究发现SBCD方法的分歧(Yan,S,J.,Gao,J.,amp;Jiang,Y.(2004).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框架(中文),上海教育委员会。发展幼儿园基础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Zhu,J,X(2003)。幼儿园课程(中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香港的幼儿园中是非常明显的:“以学校为基础开发原始课程”和“以学校为基础实施所选课程”。后者被大多数幼儿园所广泛使用。讨论了对幼儿工作者以及教育课程工作者的影响。
关键字:校本课程开发;早期儿童教育;中国研究
校本课程开发(SBCD)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课程决策从集中确定转为由个别学校和教师确定(Eggleston,1980;Marsh,1989,1997;OECD,1979;Skilbeck,1984)。这种趋势首先在一些分散式教育制度中走到了最前沿,在这种分散式教育制度中,教师具有更高的职业自主权,诸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后来又在其他集中式制度中产生影响,诸如香港和中国大陆等。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教师参与课程开发将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并促成更切实可行的课程的创新。人们普遍认为,SBCD与教师自主权,专业化以及追求更好地设计以满足儿童和社区多样化需求的课程有关(Lo,1999)。
自上个十年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部门都意识到SBCD的好处,并尝试在学校和幼儿园中采用这种分散的课程策略。但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都是高度集中化和官僚化的,没有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悠久传统。因此,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像香港这样的中国背景下解释和实施SBCD。此外,尽管有大量文献宣传SBCD的价值,但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表明其在幼儿园的真正应用。因此,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幼儿园如何实施SBCD可能很重要。
香港校本课程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出现了对学校是否满足儿童多样化需求的担忧,对中央教学大纲的依赖也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香港的教育部门邀请了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小组来全面、系统地审查教育制度。国际专家小组提交的第3号教育委员会报告(1988:80)评论到:“中央设计的教学大纲无法满足个别学校的特殊要求”。因此,教育部于1988年在教育制度中引入了校本课程计划(SBCPS)。SBCD的实施得到了教育委员会第7号报告(1997:57)的进一步支持,该报告建议如下:“教育部门应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合作检查课程的整体发展;以及学校如何开发校本课程。”
然而,在香港,课程开发是课程发展委员会(CDC)的任务。作为对教育委员会第3号报告(1988)的回应,课程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改组为课程发展研究所(CDI)。它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运作的中央机构,现已升级并更名为教育统筹局。CDI主要指的是开发和修改提供给香港学校的所有课程,但不包括幼儿园。
在CDI的推动下,香港的中小学于1994年开始实施名为校本课程定制项目(SCTP)的新项目。后来SBCD逐渐引入到幼儿教育领域。早期的儿童环境试图满足儿童不同的需求,并提高课程开发的整体专业水平。该倡议是广泛改革模式的一部分,旨在促进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更大的权利下放。两年后,中国大陆的教育部门也决定面向全国建立一个三级教育体系(Yuan,2002)。因此,这三个级别的课程被定义为“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这一制度突出了SBCD的重要性,并成为中国大陆进行教育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Liamp;Li,2004)。
中国大陆校本课程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SBCD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并引起了中国幼儿教育领域的许多争议(Yuan,2002)。主要的争论是关于是否有必要在中国的幼儿园引入SBCD。支持者试图在幼儿园实施SBCD,而反对者甚至拒绝使用SBCD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幼儿园课程本质上应该以学校为基础(Liamp;Li,2004)。
自21世纪以来,上海就率先引领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改革,并启动了这一项目。Zhu(2003)在上海的幼儿园中发现了SBCD的两种模式:(1)“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幼儿园根据任务,教育理念,儿童的个人情况、家长需求和社区需求来设计和开发自己的课程。(2)“自行决定校本课程”:幼儿园从现有的几种课程中根据任务、教育理念、儿童个人情况,家长需求和社区需求来确定自己的课程。
同样,Yan,Gao和Jiang(2004)发现上海幼儿园已经采用了两种SBCD方法:(1)校本的开发方法:校长和教职工基于当地课程指南和现有资源,为他们的孩子设计和开发一个特殊的课程。(有或没有课程专家的指导);(2)校本的实施方法:校长和教职工根据当地课程指南和现有资源,在已经开发的课程中进行选择,并充分参与对所选课程的探讨。
Zhu(2003)和Yan等人的二分法(2004)的名称不同,但性质相同。“自行决定”和“校本实施”两种方法都要求幼儿园从现有的几门课程中选择并实施所选的课程,“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和“校本开发”方法都要求幼儿园全员参与探索、设计、开发和实施新课程。在每一种二分法中,这两种方法在实施难度上差别很大,例如“自行决定”(或校本实施)方法比另一种方法容易。Zhou(2004)发现,上海幼儿园采用“校本开发”方法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合格的教师,课程专家及其指导和教育资源。因此,Zhu(2003)认为,“自行决定”应该是中国幼儿园中普遍采用的SBCD方法,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资格设计自己的课程,他们还是可以鉴别并选择好的课程。
由于其殖民地历史、教育制度和教师培训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香港的幼儿教师通常获得的专业和学术资历要低于北京和上海的教师(Liamp;Gao,2000;Liamp;Li,2000;2004)。香港幼儿园是否也遇到了在上海研究的同样的困难?在香港的儿童早期环境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二分法吗?香港老师首选的SBCD方法是什么?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多方法,多源资料收集策略来了解这些问题。
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可靠的资料。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
参与者
本研究共有118位教师和34位校长参与。参与者是具有足够教学经验的幼儿教育者,例如2-5年(22.1%),6-10年(29%),11-15年(24.1%),超过16年(17.9%)和0-1年(6.9%)。他们的教育程度从高中到研究生不等:5年级(美国11年级)(76.4%)、6/7年级(美国12年级)(16%)、学士(6.3%)、硕士及以上(0.7%)。他们的资历可以分为五个等级:教育学士(BEd,4年专业培训)(4.2%),教育认证(CE,3年专业培训)(22.4%),高等文凭(2年专业培训)(2.1%),合格的幼儿园教师(1年全日制或2年非全日制专业培训)(QKT)(68.5%),以及其他合格的幼儿教师(120小时非全日制培训)或正在接受培训的(1.4%)。此外,57.5%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与课程设计有关的课程。
根据香港教育局和人力资源局(2004)的数据,2003年至2004年,香港共有777所幼儿园。共有幼儿园教师7007人,其中获得QKT的占79.5%,获得QAKT的占3.8%,接受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占16.7%。
步骤
本研究对香港幼儿园SBCD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了抽样调查:
阶段1:在2004年进行这项研究时,香港有777所幼儿园。从2004年1月参加幼儿教育的公开研讨会的325所当地幼儿园的注册列表中选择了118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园都被要求派一名教师完成问卷并在离开研讨会前交还给研究者。118所幼儿园随机分布在香港的三个区。
阶段2:在118所幼儿园中,有34所因为他们的校长在香港教育学院接受短期训练而被多次选择。要求每位校长填写相同的问卷,并通过邮件或传真的方式交还给研究者。
阶段3:在34所幼儿园中,选择了4所,因为他们熟悉研究者并愿意让研究者进行这项研究。
数据分析
调查
本研究旨在调查SBCD中幼儿园教师的看法与做法。为本研究设计了有效问卷问卷,以得到以下信息:(1)学校背景、人口信息、他们采用的课程或学习教材;(2)教师对SBCD的看法;(3)SBCD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4)他们使用的策略和方法(见附录1)。118所参与的幼儿园中的34名校长被要求填写相同的问卷,并将数据用于验证和三角测量。从四个识别性问题中收集校长和教师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介于0.67—0.90之间,这表明该工具是可靠且可以接受的。
半结构式访谈
由研究者培训的研究助理对4所参与的幼儿园的每位校长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4位校长在各自的办公室中进行了访谈(详情见附录2)。访谈由训练有素的研究助理进行转录,并由研究者进行分析,以找出SBCD的开始和管理方式以及对实施的看法。
文献分析
文献分析的目的是探讨SBCD的目的,并找出幼儿园开展SBCD项目的特点。从4所参与的幼儿园中收集了两类主要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幼儿园编写的有关SBCD的正式文件以及他们的老师准备的教学材料。研究这分析了这些文献,以验证半结构化访谈的结果。
结果
本节将分析本研究中收集的多源数据,以确定我们对香港幼儿园SBCD的假设是否基于证据。
校本课程开发办法
大多数校长(88%)和教师(94%)公认他们采用了本地出版商提供的一种学习教材。根据所选方案,教师必须为自己的班级设计教育活动(17%,20%),或者校长和班主任为自己的幼儿园制定学习活动(17%,11%)。只有6.8%的幼儿园没有采用任何学习方案,而是由学校管理人员指定课程,教师根据课程制定日常教学计划。
此外,从定量数据的分析中也发现了SBCD的四种类型:(1)将学习教材定制为校本课程:大多数香港幼儿园(68%)更喜欢从本地出版商中选择喜欢的学习教材并将其定制为校本课程;(2)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小组:成立一个为幼儿园开发校本课程的工作组(13%),并且每个幼儿园教师由该小组进行培训使用校本课程从而进行日常教学;(3)小型幼儿园校本课程的开发:校长和班主任为幼儿园制定课程大纲(6%),相应地,班主任要为班级编写详细的教学计划;(4)营利性幼儿园校本课程的开发:只有极少数的幼儿园(3%)完全依靠班主任来设计,开发和实施课程。
通往SBCD的主要困难
当回答开放式问题“通往SBCD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校长和教师分别列出了以下困难:(1)缺乏课程专家及其指导(62%,52%);(2)课程开发资源短缺(27%,46%);(3)教师不具备开发校本课程的资格(50%,25%);(4)幼儿园管理层对SBCD的忽视(3%,18%);(5)其他(6%,6%)。这一结果表明,目前香港幼儿园急需课程专家,合格教师和相关资源。
在半结构化访谈中,校长对他们的校本课程的评价如下:
“我认为对我们老师而言,最困难的是设计一个有趣而平衡的课程hellip;hellip;例如,你如何理解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你将如何设计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hellip;hellip;如何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之间保持平衡?我认为这对新教师或经验丰富的教师都很难。”(采访对象A,转录本第28段)
“我们的教师在为儿童提供各种学习经验方面非常薄弱hellip;hellip;他们在设计平衡和综合课程方面有困难。”(采访对象B,转录本第23段)
“有很多事情需要改进hellip;hellip;我们的教师在编写教学计划时无法意识到这些问题。只有在他们将其付诸实践后,他们才能弄清楚。因此,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无法用书面语言明确、准确地表达自己地意思”(访谈对象D,转录本第30段)
讨论
本研究发现,香港大部分幼儿园采用了当地出版商提供地十几套学习教材中的一种。很少幼儿园没有这样做。此外,还发现了四种SBCD模式:(1)为SBCD量身定制学习教材:这是香港幼儿园普遍采用的模式;(2)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小组:只有当小组足够大时,该模式才具有成本效益;(3)小型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这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方法,要求高素质的教师和有效的学校管理,这在香港幼儿园中很少见;(4)营利性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这种模式可能会产生好的或坏的结果,这取决于教师的素质。不幸的是,大多数教师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格自主开发校本课程,Cheng(2004)将这种模式描述为“每个家庭都在后院生产钢铁,并重新发明私家车车轮”。这实际上意味着每个幼儿园都不应该孤立地开发同样简单的产物。没有专家的指导和其他投入,要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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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发展:对中国幼儿园的访谈研究
摘要:这项研究旨在调查在像香港的教育制度这样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国背景下,如何解释和实施校本课程开发(SBCD)。一共有118位教师和34位校长说明了他们在SBCD上的理念和实践,并且有4位校长接受了个人采访。大多数校长和老师公认他们采用本地出版商提供的一种学习教材。上海研究发现SBCD方法的分歧(Yan,S,J.,Gao,J.,amp;Jiang,Y.(2004).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框架(中文),上海教育委员会。发展幼儿园基础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Zhu,J,X(2003)。幼儿园课程(中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香港的幼儿园中是非常明显的:“以学校为基础开发原始课程”和“以学校为基础实施所选课程”。后者被大多数幼儿园所广泛使用。讨论了对幼儿工作者以及教育课程工作者的影响。
关键字:校本课程开发;早期儿童教育;中国研究
校本课程开发(SBCD)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课程决策从集中确定转为由个别学校和教师确定(Eggleston,1980;Marsh,1989,1997;OECD,1979;Skilbeck,1984)。这种趋势首先在一些分散式教育制度中走到了最前沿,在这种分散式教育制度中,教师具有更高的职业自主权,诸如澳大利亚和英国,后来又在其他集中式制度中产生影响,诸如香港和中国大陆等。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教师参与课程开发将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并促成更切实可行的课程的创新。人们普遍认为,SBCD与教师自主权,专业化以及追求更好地设计以满足儿童和社区多样化需求的课程有关(Lo,1999)。
自上个十年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教育部门都意识到SBCD的好处,并尝试在学校和幼儿园中采用这种分散的课程策略。但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都是高度集中化和官僚化的,没有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悠久传统。因此,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像香港这样的中国背景下解释和实施SBCD。此外,尽管有大量文献宣传SBCD的价值,但只有相对较少的研究表明其在幼儿园的真正应用。因此,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幼儿园如何实施SBCD可能很重要。
香港校本课程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出现了对学校是否满足儿童多样化需求的担忧,对中央教学大纲的依赖也日益引起人们的不满。香港的教育部门邀请了一个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小组来全面、系统地审查教育制度。国际专家小组提交的第3号教育委员会报告(1988:80)评论到:“中央设计的教学大纲无法满足个别学校的特殊要求”。因此,教育部于1988年在教育制度中引入了校本课程计划(SBCPS)。SBCD的实施得到了教育委员会第7号报告(1997:57)的进一步支持,该报告建议如下:“教育部门应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合作检查课程的整体发展;以及学校如何开发校本课程。”
然而,在香港,课程开发是课程发展委员会(CDC)的任务。作为对教育委员会第3号报告(1988)的回应,课程发展委员会于1992年改组为课程发展研究所(CDI)。它是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运作的中央机构,现已升级并更名为教育统筹局。CDI主要指的是开发和修改提供给香港学校的所有课程,但不包括幼儿园。
在CDI的推动下,香港的中小学于1994年开始实施名为校本课程定制项目(SCTP)的新项目。后来SBCD逐渐引入到幼儿教育领域。早期的儿童环境试图满足儿童不同的需求,并提高课程开发的整体专业水平。该倡议是广泛改革模式的一部分,旨在促进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更大的权利下放。两年后,中国大陆的教育部门也决定面向全国建立一个三级教育体系(Yuan,2002)。因此,这三个级别的课程被定义为“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这一制度突出了SBCD的重要性,并成为中国大陆进行教育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Liamp;Li,2004)。
中国大陆校本课程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SBCD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并引起了中国幼儿教育领域的许多争议(Yuan,2002)。主要的争论是关于是否有必要在中国的幼儿园引入SBCD。支持者试图在幼儿园实施SBCD,而反对者甚至拒绝使用SBCD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幼儿园课程本质上应该以学校为基础(Liamp;Li,2004)。
自21世纪以来,上海就率先引领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教育改革,并启动了这一项目。Zhu(2003)在上海的幼儿园中发现了SBCD的两种模式:(1)“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幼儿园根据任务,教育理念,儿童的个人情况、家长需求和社区需求来设计和开发自己的课程。(2)“自行决定校本课程”:幼儿园从现有的几种课程中根据任务、教育理念、儿童个人情况,家长需求和社区需求来确定自己的课程。
同样,Yan,Gao和Jiang(2004)发现上海幼儿园已经采用了两种SBCD方法:(1)校本的开发方法:校长和教职工基于当地课程指南和现有资源,为他们的孩子设计和开发一个特殊的课程。(有或没有课程专家的指导);(2)校本的实施方法:校长和教职工根据当地课程指南和现有资源,在已经开发的课程中进行选择,并充分参与对所选课程的探讨。
Zhu(2003)和Yan等人的二分法(2004)的名称不同,但性质相同。“自行决定”和“校本实施”两种方法都要求幼儿园从现有的几门课程中选择并实施所选的课程,“自主开发校本课程”和“校本开发”方法都要求幼儿园全员参与探索、设计、开发和实施新课程。在每一种二分法中,这两种方法在实施难度上差别很大,例如“自行决定”(或校本实施)方法比另一种方法容易。Zhou(2004)发现,上海幼儿园采用“校本开发”方法的主要困难是缺乏合格的教师,课程专家及其指导和教育资源。因此,Zhu(2003)认为,“自行决定”应该是中国幼儿园中普遍采用的SBCD方法,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资格设计自己的课程,他们还是可以鉴别并选择好的课程。
由于其殖民地历史、教育制度和教师培训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香港的幼儿教师通常获得的专业和学术资历要低于北京和上海的教师(Liamp;Gao,2000;Liamp;Li,2000;2004)。香港幼儿园是否也遇到了在上海研究的同样的困难?在香港的儿童早期环境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二分法吗?香港老师首选的SBCD方法是什么?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多方法,多源资料收集策略来了解这些问题。
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可靠的资料。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
参与者
本研究共有118位教师和34位校长参与。参与者是具有足够教学经验的幼儿教育者,例如2-5年(22.1%),6-10年(29%),11-15年(24.1%),超过16年(17.9%)和0-1年(6.9%)。他们的教育程度从高中到研究生不等:5年级(美国11年级)(76.4%)、6/7年级(美国12年级)(16%)、学士(6.3%)、硕士及以上(0.7%)。他们的资历可以分为五个等级:教育学士(BEd,4年专业培训)(4.2%),教育认证(CE,3年专业培训)(22.4%),高等文凭(2年专业培训)(2.1%),合格的幼儿园教师(1年全日制或2年非全日制专业培训)(QKT)(68.5%),以及其他合格的幼儿教师(120小时非全日制培训)或正在接受培训的(1.4%)。此外,57.5%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与课程设计有关的课程。
根据香港教育局和人力资源局(2004)的数据,2003年至2004年,香港共有777所幼儿园。共有幼儿园教师7007人,其中获得QKT的占79.5%,获得QAKT的占3.8%,接受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占16.7%。
步骤
本研究对香港幼儿园SBCD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调查,分三个阶段进行了抽样调查:
阶段1:在2004年进行这项研究时,香港有777所幼儿园。从2004年1月参加幼儿教育的公开研讨会的325所当地幼儿园的注册列表中选择了118所幼儿园。每个幼儿园都被要求派一名教师完成问卷并在离开研讨会前交还给研究者。118所幼儿园随机分布在香港的三个区。
阶段2:在118所幼儿园中,有34所因为他们的校长在香港教育学院接受短期训练而被多次选择。要求每位校长填写相同的问卷,并通过邮件或传真的方式交还给研究者。
阶段3:在34所幼儿园中,选择了4所,因为他们熟悉研究者并愿意让研究者进行这项研究。
数据分析
调查
本研究旨在调查SBCD中幼儿园教师的看法与做法。为本研究设计了有效问卷问卷,以得到以下信息:(1)学校背景、人口信息、他们采用的课程或学习教材;(2)教师对SBCD的看法;(3)SBCD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4)他们使用的策略和方法(见附录1)。118所参与的幼儿园中的34名校长被要求填写相同的问卷,并将数据用于验证和三角测量。从四个识别性问题中收集校长和教师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介于0.67—0.90之间,这表明该工具是可靠且可以接受的。
半结构式访谈
由研究者培训的研究助理对4所参与的幼儿园的每位校长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4位校长在各自的办公室中进行了访谈(详情见附录2)。访谈由训练有素的研究助理进行转录,并由研究者进行分析,以找出SBCD的开始和管理方式以及对实施的看法。
文献分析
文献分析的目的是探讨SBCD的目的,并找出幼儿园开展SBCD项目的特点。从4所参与的幼儿园中收集了两类主要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幼儿园编写的有关SBCD的正式文件以及他们的老师准备的教学材料。研究这分析了这些文献,以验证半结构化访谈的结果。
结果
本节将分析本研究中收集的多源数据,以确定我们对香港幼儿园SBCD的假设是否基于证据。
校本课程开发办法
大多数校长(88%)和教师(94%)公认他们采用了本地出版商提供的一种学习教材。根据所选方案,教师必须为自己的班级设计教育活动(17%,20%),或者校长和班主任为自己的幼儿园制定学习活动(17%,11%)。只有6.8%的幼儿园没有采用任何学习方案,而是由学校管理人员指定课程,教师根据课程制定日常教学计划。
此外,从定量数据的分析中也发现了SBCD的四种类型:(1)将学习教材定制为校本课程:大多数香港幼儿园(68%)更喜欢从本地出版商中选择喜欢的学习教材并将其定制为校本课程;(2)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小组:成立一个为幼儿园开发校本课程的工作组(13%),并且每个幼儿园教师由该小组进行培训使用校本课程从而进行日常教学;(3)小型幼儿园校本课程的开发:校长和班主任为幼儿园制定课程大纲(6%),相应地,班主任要为班级编写详细的教学计划;(4)营利性幼儿园校本课程的开发:只有极少数的幼儿园(3%)完全依靠班主任来设计,开发和实施课程。
通往SBCD的主要困难
当回答开放式问题“通往SBCD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校长和教师分别列出了以下困难:(1)缺乏课程专家及其指导(62%,52%);(2)课程开发资源短缺(27%,46%);(3)教师不具备开发校本课程的资格(50%,25%);(4)幼儿园管理层对SBCD的忽视(3%,18%);(5)其他(6%,6%)。这一结果表明,目前香港幼儿园急需课程专家,合格教师和相关资源。
在半结构化访谈中,校长对他们的校本课程的评价如下:
“我认为对我们老师而言,最困难的是设计一个有趣而平衡的课程hellip;hellip;例如,你如何理解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你将如何设计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hellip;hellip;如何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之间保持平衡?我认为这对新教师或经验丰富的教师都很难。”(采访对象A,转录本第28段)
“我们的教师在为儿童提供各种学习经验方面非常薄弱hellip;hellip;他们在设计平衡和综合课程方面有困难。”(采访对象B,转录本第23段)
“有很多事情需要改进hellip;hellip;我们的教师在编写教学计划时无法意识到这些问题。只有在他们将其付诸实践后,他们才能弄清楚。因此,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无法用书面语言明确、准确地表达自己地意思”(访谈对象D,转录本第30段)
讨论
本研究发现,香港大部分幼儿园采用了当地出版商提供地十几套学习教材中的一种。很少幼儿园没有这样做。此外,还发现了四种SBCD模式:(1)为SBCD量身定制学习教材:这是香港幼儿园普遍采用的模式;(2)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小组:只有当小组足够大时,该模式才具有成本效益;(3)小型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这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方法,要求高素质的教师和有效的学校管理,这在香港幼儿园中很少见;(4)营利性幼儿园校本课程开发:这种模式可能会产生好的或坏的结果,这取决于教师的素质。不幸的是,大多数教师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格自主开发校本课程,Cheng(2004)将这种模式描述为“每个家庭都在后院生产钢铁,并重新发明私家车车轮”。这实际上意味着每个幼儿园都不应该孤立地开发同样简单的产物。没有专家的指导和其他投入,要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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