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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诗歌研究
作者：Kenneth T. DeWoskin
《美国东方社会研究》杂志，第103卷，1983，PP45-45，美国东方学会出版
这本书是由一系列的努力与研究而写成的一部详细的历史，一首世纪的中国诗歌。迄今为止，当代学者通常认为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诗歌之首的，毫无疑问当属唐朝诗歌。唐初时期被定义为618至713世纪，也就是当李渊成为皇帝的时候开始算起。本文的作者欧文博士深入研究了近二十位唐代诗人，并简单地讨论或提及了其中的一些。希望研究总结出唐代诗歌的共性与特征。
这项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部分源于欧文博士给它带来的高层次的前瞻性与研究价值。这样的研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有可能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文学传记草稿。但欧文在他的介绍提出的原则，证明了写作此书的目的，即文学自由是违反规范和惯例。传统意味着自由，因此创新的细节只针对传统的细节是重要的。有了这一概念，这一时期的生活，而不是任何个人，都保持了焦点，甚至在讨论个人主义诗人时也是如此。唐早期诗歌的规范和规约是盛唐诗歌自由和创新的背景，尽管初唐诗人大多数都被高唐诗人所忽视。初唐诗坛还是唐诗的准备阶段。在它以前，诗歌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前代诗人在体裁、题材、风格、语言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提供了大量的艺术经验，特别是六朝留下来的诸如诗歌重个人情怀的抒发、诗歌声律修饰、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段等丰富成果以及六朝以来诗歌内容单薄、感情纤弱、诗风繁华等弱点，同时影响着初唐诗坛。如何用南朝优美的声律、北朝的情感气质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气象，来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清除绮弱诗风的影响，初唐时，人们在诗歌创作中，寻找着新的道路。当然，这一发展过程是缓慢的。
在初唐上百年的诗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上官仪、王绩、“ 初唐四杰”、“ 文章四友”、“ 沈宋”、陈子昂、张若虚......如的星星一样，闪耀着光芒。唐太宗和他的一些大臣们在表现征战天下的生活时，有一些刚健清新的诗作，但李世民本人对六朝文风的爱好，也写一些绮靡的宫体诗，他的臣子群起响应，遂成风气，写起诗来都是一些奉和、应制之作。在这种背景下，最有影响的代表是宫廷诗人上官仪。 上官仪的诗绝大部分是奉和、应制之作，讲求辞藻华美典丽、对仗工整，有一种柔婉的风格，但他提出“ 六对”、“ 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以阮籍、陶潜自比的诗人王绩。他的诗歌多是隐逸田园生活的反映，创造出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题材上，突破了宫廷诗狭窄的范围，把视野放开，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山川景物、理想抱负等等，都成了他们歌咏的内容。在他们的诗歌中，开始出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抑郁不平的感慨，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基调。虽然说“初唐四杰”还没有尽脱六朝之风，但他们的创作却充当了诗歌改革的先锋，显示出诗歌发展的健康方向。与“初唐四杰”同时、稍后的一批作家，如称为“ 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合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在律诗最后定型方面的贡献深为后人称道。初唐诗坛上的陈子昂，在《修竹篇序》里，批评了汉魏以后直至初唐近五百年间，特别是齐、梁的诗歌彩丽竞繁、逶迤颓靡的诗风，赞美了风雅、兴寄、风骨这些优秀的诗歌传统，还提出了“ 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美要求，这对于扫荡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开创有唐一代新的诗风，确是振聋发聩的声音。
陈子昂以他的诗歌理论和大量的诗歌创作，在初唐诗坛上树起一块丰碑，而同时的一位诗人张若虚，却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留芳千载。《春江花月夜》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的诗境，表现出明丽纯美的风格，标志着诗歌意境上的巨大进展，对后来盛唐诗歌形象玲珑之美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早期唐诗风格也需要在六朝诗歌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欧文博士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第五世纪末和第六世纪初，宫廷诗歌在唐诗中大量出现，其中很多都是唐诗中的珍品，拥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其实早在隋朝时期，这种诗学就已经出现了，它们从南方诗歌的优雅和魅力中脱颖而出。儒家道家提出的观点认为，这实质上是诗学运动的先驱，但未能达到审美愉悦的审美风格。而到了初唐时期，工艺与物质生活的得到了繁荣，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六朝后期诗化语言的成就与“诗人”所追求的简洁、直截了当的古典理想相契合。从这两种审美价值的综合体系的综合来看，初唐的文学史是根据其诗风变化展开的，欧文博士对七世纪的详细分析揭示了这两个体系的频繁性。各个朝代的诗歌将被分裂成个体进行研究。首先是简洁的历史语境必须被处理。早期唐的讨论被夹在210页的篇章中，其中第一章总结了汉代和六代的文学史，最后总结了高唐早期唐代的遗存。这些章节是一个不愉快的妥协，根本不说，或者使详细论证的跨度更长。但是这两章的压缩似乎与他们对诗学的重要性不成比例。
书的最后，欧文博士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例如，最早的诗学被描述为儒学，随着反儒学诗学的逐渐演进。没有任何非儒学的暗示，诗学转移到了对艺术和生活的积极立场上来，这是对初唐诗歌传统的有说服力的部分。其余时代的简洁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特征和类型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佐证。一个人很简单的例子，例如《咏物诗》（第284至85页）和宴会诗（第274页）的三首诗的形式和封闭（第237页）。这里的论点是回顾性和比较性的，但更多地集中于诗歌的形式方面，而较少关注价值的一般问题。第二个困难在于诗人的选择。王维和韩愈的诗歌被排除在外，后者是最早被翻译的初、唐唐诗诗人。欧文认为，他们的作品远远超出了诗歌传统的主流。王维被收录因为“他的作品”代表了对宫廷诗歌传统的自我否定。这是否意味着韩愈不知道宫廷诗歌是他可能写的一种风格？
王维因其对过去隐士的浪漫迷恋而被置于历史上，但李白更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后裔吗？在欧文斯的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读者可以从他对那些远离传统主流的诗人的评论中获益匪浅，那就是他们戏剧性地超越了时代的规范和内涵。最后，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欧文博士试图通过多种多样的诗人和诗歌设置来进行一致性的论证。手边的文学作品往往决定了学者的关注，或者至少提出了不可抗拒的探究路径。因此，本研究的某些研究者致力于单个诗人，而另一些则致力于单个作品或集合。有些章节处理与法院的其他团体，其他与文学时尚，还有其他与诗歌的亚类型。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章节与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成比例，但随着传记的关注在某些章节中变得更深，描述一个不断发展的诗歌传统的目标自然而然地让位给个人变异和特质诗的描述。EME案例的个人疯狂（卢超琳，pp.83FN）。在许多认真的调查中，许多主要人物都需要对读者进行基本的介绍，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诗歌的分析中，欧文以符号学的方式关注语言，追求艺术的语义而非语音维度。本身是一种简洁而明晰的模式，它也赢得支持者的赞扬，提出了一种诗歌结构的跨理论理论，它将通俗文学类比从句子结构通过对联到诗节和整诗来描述。他注意到诗歌结构独特的重要变化，并对位置优越性的规律作了有力的论证，不仅在一行之内，而且在对联和对联中。这种精心配置的诗性语法理论是他许多解释中的光辉源泉，也是翻译中的力量之源。这本书包括许多优秀的翻译，欧文一般遵守PO定律。这似乎是“变形”是从普通的知觉变化，和诗的句法是一个复杂的和有序的代表性的小说的看法。读者必须被这本书的外表所吸引。哪一个。虽然很好。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达到了非正式的水平。考虑到出版的经济性，使用打字机而不是排版文本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很容易地包含原文、读者的乐趣和益处。但即使有打字的文字也有一定的比例/间距和合理的右边距，这不仅提高了外观，而且提高了阅读的舒适性和边缘的红色彭宁空间的可用性。文本的打样似乎也很随意，而且拼写错误也比比皆是。《诗经》以其鲜明的时代聚焦，包含了几位比较陌生的诗人，以及其高的文学史和分析标准，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学术研究的新流派。我希望通过欧文博士的《唐代》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期待通过后来的研究，逐渐丰富我们对中国诗歌创作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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