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原文作者 ZHAO QIAN 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候选人
摘要：在过去的十年（2000 - 2010年）期间，中国学者就五四运动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些作品受益于新的见解、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公众对该主题日益增长的兴趣。文章会通过评估他们的成就，对当今中国普遍的五四历史研究，尤其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进行相应论述。
五四运动的历史一直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主题，目前已经编写了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近十年来，由于学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科学研究新方法的运用，再加上对五四运动历史研究的深入，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为了促进对五四运动研究最新发展的总体认识，本文简要评述了近十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学术期刊中的相关研究
许多著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五四运动。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和洪俊峰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06）都从启蒙视角探索五四运动：前者强调五四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内在矛盾以及现代性的不同模式， 而后者关注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计划从反传统主义到“文化复兴主义”的转变过程。欧阳哲生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影响下，通过重新评估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思想，深入调查“五四话语”，在《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中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全面审视。相较之下，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中则主张用“深入了解细节，重现场景”的方法来深刻理解五四精神和五四运动的传统。罗志田的《畸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运用多元视角，包括政治文化史，以及分析五四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心态与北伐前军政结构变化的关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卷）》（三联书店，2008）主要探讨了五四运动前后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与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花城出版社，2003）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主要范例。欧阳军喜强调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的儒学解读，并指出两者之间的多重联系。张艳国探讨的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教义的批判，以及儒学的现代命运。此外，周昌龙最近重版的《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台湾时报出版社，1995）论证了五四思想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文化的普世价值共同基础之上的构建。
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梁启超等文化名人仍然是五四时期人物研究的重点。其中朱文华的《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考察了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的意识形态。徐雁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李茂民《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梁启超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社会科学文选出版社，2006），刘东方的《“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齐鲁书社）也值得关注。
审视五四时期的期刊、组织和派别的作品，其中李永春的《lt;少年中国gt;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和吴小龙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对中国青年协会的成立及其核心活动，以及协会内部的基本思想辩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这些作品也深入剖析了协会不和谐的内在趋势及其与当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潘艳慧的《lt;新青年gt;翻译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齐鲁书社，2008）从“新青年”对翻译策略的运用切入，调查了五四知识分子对协会的认同度，以及他们在身份建构过程中表现出的“态度身份”和个人独特性。张宝明的两部著作《现代性的流变：lt;新青年gt;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和《多维视野下的lt;新青年gt;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正如“新青年”杂志所看到的那样，借鉴了思想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启蒙运动的演变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讨论。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对研究院的活动及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探索。关于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想和辩论，在研究范围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俞兆平的两部作品《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与《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从科学主义和现代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五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关于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研究，刘黎红在《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五四时期保守势力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道路，包括对文化改革的实施。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如曹跃明的《五四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张越的《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以及张天行的《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后期的思想文化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五四时期主要社会文化的动态。
关于五四新文学的研究很多，而其中，五四新文学与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了该主题研究的着重点。学者们在现有作品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深入且有突破性的研究。其中，许祖华的《五四文学思想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喻天舒《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昆仑出版社，2003），以及哈迎飞的《“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2）颇为引人注目。这一研究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是从不同角度探讨的，如陈方竞的《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以及季桂起的《中国小说创作模式的现代转型：论“五四”小说“心理化”的精神艺术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相较之下，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岳麓书社，2006）和王桂妹的《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探讨了五四激进主义的起源及其意义，对五四新文学产生的机制，以及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做了研究。
二、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和学位论文
郝斌与欧阳哲生主编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中包含了研讨会参与者撰写的90多篇论文。论文内容对五四精神与传统关系的研究，五四运动与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五四时期的领军人物、期刊和组织， 以及五四运动的国际影响。该选集综合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最新进展。
在过去十年里，发表了近60篇关于五四运动史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相关主题硕士论文超过了200篇。这些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探索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概念；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以及近期传统学者的转型；其他世界文学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五四时代的社会阶层与文化思想。此外，也有学者从社会学和诠释学提出了新的观点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学，2005），张艳研究了五四时期（1919年至1949年）三大政治思想的模式，即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自杀如何被赋予社会意义(1919-1928)》（上海大学，2008）中，刘长林以五四民族运动期间发生的自杀事件为例，研究了如何将社会意义灌输到自杀行为中去的问题。
三、热门研究课题及相关学术视角——五四精神、传统内涵与历史意义
民主与科学的概念是五四精神与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局限于一套思想和方法，而是发展成为了一套学说或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点近来已成为该领域的中心议题，在过去十年中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与研究。罗智田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五四时期科学与古代文明的相互作用。他认为，科学方法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的文化遗产则构成了学者解决的具体目标。[1]关于从科学概念出发的五四科学主义思潮，一些学者要求在五四时期区分科学与科学主义；其他人则强调对科学主义的内容和起源进行讨论和批评；还有一些人专注于研究科学主义是如何影响五四文学和民主概念的。相比之下，汪晖突出了五四时期科学话语的权威性；他提出用“科学话语社群”来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并指出科学话语其实代表了一种综合世界观的看法。[2]
伦理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学者专注于分析五四时代的伦理革命的趋势，而另一些则侧重于革命的内容及其原因。如陈方竞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道德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3][4][5]
研究人员主要从民族主义运动、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角度解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过去十年中，有几位学者继续从这些角度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雷颐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化从“道德”向“契约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这个新的、复杂的话语中表达的是爱国主义，但并不是排外的；它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积极倡导世界主义。[6]张景儒说，五四时期是一个创新的时期，他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的高创造力水平促进了他们当代文化的转变。[7]汪晖从科学主义和科学世界观的角度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了新的阐释，引起了学界的兴趣。他运用“态度认同”和“抵抗绝望”的概念解构了五四启蒙运动，认为科学提供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即当个人、社会和政府逐渐采用科学世界观时，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共同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权利的建立。然而吴康却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汪晖的解释依赖于西方启蒙运动的结构，通过这来构架和解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他还断言汪晖误解了五四启蒙思想家所定义的“态度身份”的概念，误读了鲁迅的作品。[8]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深入探讨了五四运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人员目前最主要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儒学上，它们的主题包括“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和“激进的偶像崇拜”的潮流。
学者们特别强调重新解读五四时期的“激进的偶像崇拜”。他们指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标榜为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将儒家道德主义的核心原则——“三纲”[1]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为一体是不正确的。他们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层次分明的研究。[9]
一些研究人员分析了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在五四前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变化，它从完全反对传统演变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复兴”，其中肯定了中国传统的贡献。[10]
为了分析儒学的起源和演变，其他研究者试图将儒家学派、孔子的教义和儒家学说区分为三个独立的实体。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普遍反对儒教和儒家价值观、拒绝儒家伦理、批判“儒家伦理准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一运动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儒家伦理准则的理性核心的认识和分析不足上，这一内容超越了当代文化和社会等级制度。[11]
通过对五四运动中儒家思想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反对儒教为国教，并批判封建伦理（如“三纲五常”[2]），而并不是对孔子本人进行人身攻击。[12]
一些学者讨论了五四运动、中国文化的分类以及学术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审视中国文化遗产”运动与五四运动时的主流文化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评价和肯定。[13][14]
五、对于五四运动的特点、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的研究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其他五四运动先驱仍然是被视作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研究的主要目标，他们的特点成为了近期大量论文的主题。近年来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革命、宗教观点等问题上。另一方面，对胡适的研究围绕着文学革命和个人主义倾向等问题展开，而对蔡元培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他的教育思想之上，并且这种研究还在逐渐地深入之中。
此外，对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研究人员不再仅仅把梁启超看作保守主义的代表；相反地，他们精心分析了新文化运动与梁在五四时期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梁启超在出国到欧洲之前，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和道德文学革命价值观有着特别的看法。当他从欧洲回来后，虽然他批评了当时在五四运动中流行的“全能科学”理论，但他的观点通常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保持一致。[15][16][17]关于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的研究者关注于他对该问题看法的演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表示支持学生的民族主义活动与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运动后，他却愈发地去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并开始对新文化运动持有保留态度。[18][19]
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是从救国以及启蒙运动的角度切入的，同时，也吸取了个人与国家的理念。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不足是逐渐淡化五四运动启蒙意义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分析五四知识分子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时，高力克指出虽然陈独秀与启蒙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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