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角度
原文作者：曹硕、闵聪
单 位：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张爱玲因她独特的写作风格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但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很少为人所知或研究的译者，她翻译了自己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金锁记》、《怨女》等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作为女性主义和翻译的结合，它是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目的是使社会能够通过女权主义翻译家的创作和改写策略来倾听妇女的声音，女性主义翻译工作者致力于在体现女权主义的价值下翻译作品。本文拟通过对原书和基于前言和脚注的翻译剧本进行比较，研究翻译策略，依据加拿大翻译研究者路易丝·冯·弗洛托提出的增补和劫持策略。
关键词：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张爱玲；《金锁记》
- 介绍
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理论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语言以外的领域，随着西方“文化转向”的出现，中国翻译理论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语言翻译和技术不再是仅仅依附于文本形式的研究，而是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和全球视野以及许多其他问题，这一变化丰富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广度。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作品的出版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学者们也对张爱玲自身的作品作了许多特别的研究。然而，人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杰出的文学作品上，而忽略了对她的自我翻译作品的研究，事实上，张爱玲的许多作品都采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金锁记》就是其中之一。
- 研究目的
根据以上的观点，本文对张爱玲的自我翻译作品《金锁记》进行了研究，旨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策略以及它的发展进行分析，二是探索张爱玲翻译过程中的文学价值，即她如何将这一策略运用到她的翻译剧本中。
- 研究方法
本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金锁记》进行分析。
首先对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和经历进行了研究，以找到她潜在的女性主义思想，众所周知，张爱玲作品和翻译中的强烈女权主义思想与她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次，通过对不同版本的书进行比较，试图找出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翻译同一文本时的不同之处，通过这种方式，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之间的差距就会显现出来；
第三，基于性别的翻译:由雪莉·西蒙所著的《文化、身份、政治和翻译》以及路易丝·冯·弗洛托所著的《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与性别翻译》，我们可以发现，女权主义的译者使用了各种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来为自己的声音呐喊。路易丝·冯·弗洛托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三种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即前言和脚注、增补以及劫持。本文以《金锁记》为例，对比了原文和翻译脚本，从而来定义张爱玲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如何运用了三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最后，在《性别翻译:文化认同与政治传播》一书中，雪莉·西蒙(1996年，p.2)提出“对于女性主义的翻译，忠实的方向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而是指向写作项目——一个作家和译者都参与的项目。”在《金锁记》中，张爱玲有两个身份:作家和翻译家，因此，她的自我翻译工作被分析来发现她如何参与源文本和翻译过程。
- 研究结构
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一些基本方面，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构；
第二部分是关于女性与翻译的关系，以及当前国内外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现状；
这三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张爱玲自译作品《金锁记》的个案研究，它着重于女性主义的改写，表现在张爱玲的翻译策略中就是变更、省略、强调；
最后给出了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不足之处。
- 文献综述
5.1女性主义的介绍
人类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但世界被男人主宰了很长时间，从父权制社会时代起，妇女就遭受着被压制和压制的痛苦，被剥夺了言论和发言权的自由。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都被认为是“第二性别”，在《圣经》中，夏娃被描述为亚当的一根肋骨，在中国宋朝，有句古话叫“丈夫是天堂”。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权运动应运而生，这是一系列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的共同目标，即为妇女定义、建立和实现政治、经济、个人和社会权利，该运动的目的是为妇女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建立平等的机会。女权运动一直在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斗争，例如，选举权、被雇佣、获得与男性相同的薪水、拥有财产、接受教育、签订合同以及拥有平等的婚姻权利。
女权运动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权利重大变革背后的主流，尤其是在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审视和理解女性的社会化差异，以及她们的文化和政治无能，女权主义者的声明直到19世纪末才建立起来，从女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女性主义理论，旨在通过审视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经历来理解性别不平等的本质;它发展了各种学科的理论，以回应有关性别的问题。如今，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巨大而深入的探索，收获了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
5.2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
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兴起后，对学术和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思想的普及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并和语言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同时，翻译研究也被纳入了文化研究之中。从那时起，翻译中的性别表达问题就出现了，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是指男女两性的社会文化建设，而不是像佛洛托的书中所报道的那样，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女性被排斥在公共学术生活的语言部分之外，因此，他们从女性的角度来改写历史、文学史、社会学和心理学，从而挑战传统的知识和学术。
5.3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5.3.1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追溯到对女性角色最早开始关注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一批学者和翻译家对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对翻译的最初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两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翻译研究者是雪莉·西蒙和路易斯·冯·弗洛托，她们主要研究的是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认同和传播政治》(1996)、《翻译与性别:“女权主义时代”的翻译》(1997)。
雪莉·西蒙全面阐述了翻译的性别，她旨在说明，翻译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语言问题，而是涉及到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翻译中的性别问题应该扩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雪莉·西蒙认为，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有两个目标可以实现：给混乱的概念以定义、批评在社会和文学方面贬低女性翻译的现象。她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对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
在雪莉·西蒙的作品出版一年之后，另一本名为《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的书出版了，这本书是由著名学者路易丝·冯·弗洛托写的，这本书对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女性主义翻译的一些主要观点。首先，她介绍了女性主义的发展；其次，她为性别相关的讨论提供了一些问题；第三，她提到了性别和翻译。她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
5.3.2在中国的发展
在朱红教授提出女性主义理论的思想后，女性主义理论于1981年被引入中国，两位中国女作家创作了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品: 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张洁的《方舟》，一方面他们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他们又拓展了中国女性写作的新时期，他们两人都以对抗男性为主的世界为中心，在性别冲突中表现出女性主义意识的爆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另一位中国女作家王安忆也在她的作品中提出了女权主义，《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这些书使读者能够看到妇女是如何开始意识到她们的权利的。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一直被研究，中国翻译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原文与译文地对比以及译者改写原文地过程中，女性意识逐渐突出，在翻译领域，出现了朱虹、陶洁、孔慧怡等中国女性主义翻译家，她们在翻译作品中表现出了女性主义意识。陶洁曾经是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翻译爱丽丝·沃克的《字颜色》时，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孔慧怡，一位著名的中国女翻译家，翻译了许多反映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荒山之恋》、《小城之恋》等
5.4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重点在于如何翻译原文，误将原文作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全貌，这种做法在中国和西方都没有受到挑战，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变”开始，从那时起，从有限的文本本身出发，对复杂的翻译行为和环境的描述性研究被纳入翻译理论的范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动态结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是在丰富的历史背景和广泛的学术理论基础上，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理论旨在推翻男性话语的翻译，以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实现性别平等。自上个世纪诞生以来，女权主义学者一直在不断扩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范围，赋予其更丰富的内容。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家们为自己的翻译思想和政治意图挺身而出，创造了自己的性别认同，他们认为翻译不能脱离意识形态，承认语言建构的巨大力量，这就导致他们放弃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重新诠释“忠实”，不是忠实于作者或目标读者。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作者对原文和译者对翻译”在传统翻译中提倡的理论被分解，源文本和翻译的双重发展得到大力推广。
“性别翻译”的概念也由女性主义译者提出，他们肯定了不同性别的不同解释会导致原文中隐含的丰富内涵，“性别意识”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最佳的平台，在翻译研究中引入“性别意识”使现存的棘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与此同时，性别、语言和翻译已经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交叉点，有了新的研究成果，预示着有希望的研究前景。除了在翻译理论方面取得的进步外，女性主义翻译家也取得了丰富的翻译实践，其中《圣经》的翻译和法国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专著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身体翻译、处理文化双关语的问题，女性主义译者提出了创新的翻译原则和策略。路路易斯·冯·弗洛托(2004, pp.69-70)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的常用翻译策略，如补充、引言和脚注以及劫持。
一些中国翻译学者意识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开始了相关研究，并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中。2002年，四川外国语大学著名教授廖七一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的论文，将女性主义研究范式应用于对《圣经》和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的解读，在原文和译文中，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意义的丰富(2002)；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葛晓琴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主义翻译的本质》的论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探讨了其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相关性（2003）；王晓元在《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中，对《傲慢与偏见》的12个译本进行了比较，发现了其中的“父权制意识”（2002）。朱虹、张洁、孔慧怡等中国女翻译家，已经吸收了女性主义的翻译思想，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作品的翻译中突出了女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因其激进的思想而受到批评，但在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 《金锁记》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6.1张爱玲和《金锁记》
6.1.1张爱玲和她的翻译思想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贵的家庭，她的祖父是清廷官员李鸿章的女婿，当她九岁的时候，母亲在离婚之后去了英国，张在破碎的家庭中经历的不幸童年很可能产生了她后来的悲观论调。为了准备进入圣玛利亚女子学校，张被改名为爱玲，在中学，她就已经是一个文学天才了。1939年，她考入香港大学学习文学，还获得了去伦敦大学学习的奖学金，但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机会，因为香港在1941年落入了日本人之手，随后，张回到了日本占领的上海，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创作了一些最著名的作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于1942年在上海出版。
她在1943年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三年后离婚搬到香港，在美国新闻机构做了三年的翻译；1955年，她离开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秧歌》是她移民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在纽约，她于1956年与一位美国编剧结婚；1967年丈夫去世，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短期工作；1973年，她搬到了洛杉矶，两年后，她完成了一部用吴方言写成的著名清代小说的英译本；1995年9月8日，她被发现死在公寓里，根据她的意愿，她在没有任何公开葬礼的情况下被火化，她的骨灰被释放到太平洋。
张女士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提供了关于艺术、文学、战争和城市生活的文章，以及自传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她抓住了城市生活的微妙之处，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她享受着城市生活提供的机会、自由和乐趣。张致力于写作和翻译，她的翻译作品和书籍反映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在她的书中，女性占主导地位，比如《金锁记》中的老太太和《倾城之恋》的白女士，更重要的是，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都是消极的。在《金锁记》中，姜氏家族的第二位主人是残疾人，第三位是赌博成瘾者，即使是曹七巧的儿子也必须服从她的母亲，没有自己的生活，这些都体现了女权主义的观点和对女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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